第一，从受雇者看，即从童工来分析。首先，许多外地农村的童工被雇佣到上海工厂中。近代以来，上海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相较于中国农村经济破败显得十分醒目，吸引了大批破产农民将未成年人送到上海来，希图获得高于农村平均利润值的收入，而上海企业从获得最大利润出发雇佣童工，以榨取仅存生存之求之童工的剩余价值。民国时期上海企业工厂中包工制度甚为通行。包身工从农村廉价雇用童工，“由包工人供给所需之工人，依工作成绩，领取工资。此种制度，流弊极大，每有包工人，向乡间招集幼童，每月给予每人之父母，工银2元，但所包工值则以每人每月6元计算，一转手间，每包工童一人企多可获利4元。”（王清彬《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如此高的利润刺激了那些包工头到上海以及上海附近县市的农村招募大量的童工，而每月2元工资对于农村家庭不算是很小的数目，农村家庭的父母自然同意孩子去打工挣钱，且孩子学会技术将来也好谋生。所以从农村来上海打工的儿童构成上海童工的一部分。
其次，上海工人的家庭经济普遍处于拮据状态，除去生活开支后，很难拿出钱来给供养孩子求学。据统计，当时“上海平均工人家庭每户的年均收入为416.51元，支出为454.38元，收支失衡，户平均亏空37.87元。”［4］329即上海工人家庭平均每月亏空约3.16元，经济上处于负收入。而当时上学的费用也不菲，就小学而言，“活页本小学教材已出20号每号1角，手工图书联络教材一册四角，手工教材二册八角，图案教材二辑六角”（《申报》，1922年9月7日），再加上学费，那么在家庭经济亏空的情况下就很难出资供子女上学。
30年代上海市社会局曾对上海一般工人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跟踪调查，其中有305个家庭这305个记账家庭中，合计1410人，内男子707人，女子703人。出生至十四岁的男女为幼年时年，305人家庭凡486人，占百分之34.5。305家记账家庭中，沪东21.0，沪西42.3沪南18.0沪北5.9浦东12.8。坚持记账，“记账家庭平均每家全年的教育费用不过1.45元，或平均等成年0.44元，仅占杂项费用百分之1.3，这个数目，尚不够定阅一个月的新闻纸。教育费中，学费平均每家1.27元，书报文具等费用0.8元，305家中有学费支出的68家，占百分比22.3，有书报文具等费的支出的103家，占百分之3.8。”［5］15杂项费用作为人的发展所需费用，其比例的高低体现着生活文明程度与人现代性的高低。教育费仅占杂项费的1.3％，在某种程度说明了工人家庭还不是很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而“305户家庭中有敬神祭祀费的有296家，占97％，户均3.98元”，［4］336相较于学费平均每家只有1.27元，工人家庭用于迷信活动的费用远高于子女文化教育。儿童不能上学不仅是由于家庭收入不支，无法支付教育费用，还与工人家庭的观念有关。从表四可以看出工人家庭家长自身受教育的程度也不高。
上海当时家庭人口平均4～5人，即在以夫妻子女核心家庭中一般有2—3个孩子。供一个子女上学尚不可能，更遑论供多个子女就学，故与其辍学在家不如去工厂做工，尚可挣钱补贴家用。
再者。当时上海一些家庭中仍存在着童养媳，自己的儿子尚且不能上学，更何况童养媳。“等到童养媳有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托人介绍到纱厂里去做童工，学生手”，［6］97这些童养媳有了自己的劳动收入可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还有一种情况是由父母带自己的子女去工厂中做帮工。缫丝厂中“间有熟手工人领该家属幼童来厂，以备该工人自己剥茧等工之辅助。”（《上海市缫丝业工业同业公会上报有关机关关于本业童工、工人人数及组织情况和休假情况的来往文书》，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S37-1-232）第二，从雇主方面来看，即从雇用童工劳动的资本家角度来分析。资本家以利润为其经营目的，在工厂中大量雇佣童工主要是受利益的驱动。工厂中男工的工资普遍高于女工，更远高于童工。无疑，童工是超廉价的劳动力。
试以表5纺织门和机械门两组数据对照：纺织门中男工最高工资约为是童工的1.4～2倍；机械门中为2.7～3.2倍。30年代差距更多些，因而，雇佣一个男工的工资至少可以用来雇佣2～3个童工。况童工相较于成年工更易于管理，因此资本家大量地雇佣童工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从当时政府和社会看，政府和社会并非对此问题不重视，而是调控力度不够。1923年成立的上海市童工委员会曾调查了上海及附近地区童工的工作状况，提出建议以期解决童工问题。“委员会先后共开会33次，除不分日夜亲到各工厂调查，并用问题表交各厂主填报外，又由36位证人供给材料。证人之中，业主，经理，工部局，卫生机关，救火机关，中外医士及包工人，均有代表，且有曾在丝厂工作30余年之女工一名，亲自到会作证。”（王清彬《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上海童工委员会调查后形成报告呈交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了八条建议，并希望通过改革取缔童工，但亦感到困难重重，因而在所提出的八条建议中流露出妥协的意思。
从表6可以看到当时北京农商部，香港以及上海童工委员会都试图通过制定一些措施来保护童工。
然而相比较而言，上海童工委员会的建议在规定童工最低年龄、每日工作时间、夜工等方面比北京农商部和香港的条例宽松，但即使这样妥协的建议也未能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纳税人会议上通过。
当时各党派也对童工予以重视。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对于童工问题有天然的关注。在上海童工委员会报告发表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就认为上海工部局有欺骗工人之行为，“代表上海童工发表宣言”表示反对，并提出下列要求：“（一）禁止雇用13岁以下之童工，并从工部局或工厂出资，开设平民学校，教育童工。（二）16岁以下之童工，一日工作，至多不得过八小时，绝对禁止夜工。（三）16岁以下之童工每星期至少须继续休息36小时以上，不得滥扣工资。（四）不得使童工从事一切危险工作。（五）若童工与成年工徒事同一重量之工作，应受同一等报酬。（六）厂主应醵金开设平民学校，使童工入学。（七）由厂主工会代表，童工代表，组织监察委员会，对各工厂监督以上列举保护条件之施行。”（王清彬《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但是当时的共产党不是执政党，其要求除了能引起社会舆论的重视外，是达不到让政府制定法律并执行之目的。
项目农商部暂行工厂通则民国12年3月香港工业童工条例民国12年1月实行上海童工委员会建议民国13年7月最低年龄男孩11岁，女孩12岁10岁，但12岁以下之孩童不准运煤运建筑物10岁，但实行4年后，将年龄提升至12岁年龄证明无规定裁判官如认为某孩童为年龄不足，即不准作工委员会主张应有相当之规定每日工作时间幼年工作8小时，休息时间除外9小时，但童工不准连续工作5小时以上最多为12小时，连休息时间1小时在内，但只适用于14岁以下之工人夜工夜8时至晨4时之间不准作工夜7时至晨7时之间，不准作工现暂许作夜工，四年之后再议取缔休息日每月至少3日7日中有1日14日中至少有1日禁止之工作女工及童工不准在机械运动之处或传导力装置之危险部分扫除，灌油，修理等工作，童工不准作处理毒药爆药之工作运货过40斤者，及危险性质之职业，如蒸汽，花砲，玻璃制造等，均在禁止之列危险工作地及无安全设备之机械处。均禁止14岁以下儿童，从事工作强迫教育雇主出资无规定委员会无规定强迫教育之权，但颇赞成之记录无规定雇主对于童工须有记录无规定检查及惩罚检查，但对于惩罚无规定检查，违者处以罚款或监禁检查与惩罚资料来源：王清彬，王树勋，樊弘，林颂河，陶孟和编《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版，北平和济印书局承印，第二编，第445—446页。
国民党对于童工的保护也曾予以重视。国民党在尚未完成国家统一时，就看到了保护童工的重要性。
1924年孙中山先生以大元帅的名义公布工会条例：“一、童工最低年龄为12岁；二、工作时间为10小时”。［1］38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上制定的《工人运动决议案》中提出“制定劳动法，主张八小时工作制，制定最低工资，保护童工女工，改良工厂卫生、设置劳动保险，在法律上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主张不以资产及知识为限的普通选举，厉行工人教育补助工人文化机关之设置，切实赞助工人生产消费合作事业，取消包工制，例假休息照给工资等11项改良工人状况的具体内容。”［7］355-356但是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制定的《工厂法》，到1931年8月1日才施行，虽然法令中包括“童工最低年龄为14岁”等保护童工的内容，但仍没有取缔童工之规定。取得执政地位后的国民党并没有像革命中表现地那样重视童工，这就给童工问题的继续存在留下政治空隙。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当时的政府和社会都在试图保护童工，也制定了一些法律条文，但是由于缺少可操作性，再加上政府的决心不够，没有强有力地取缔使用童工之法令，童工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综上所述，由于受雇者家庭经济的贫困、市场的需求、社会调控不力等原因，上海童工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日趋严重。
童工是社会病态的一种表现.这个问题的长期存在对于上海城市发展是一大隐患，具体的影响如下：
首先，从个人来讲，严重损害了童工的身心健康。一方面，从儿童的身体健康角度来观察。让儿童过早地做工，影响了儿童身体的正常发育，严重者还导致伤残。上海缫丝厂的童工.“每班工作时.几全须站立5小时6小时之久，当工作时，彼等大多己发达一种特别迅速而有规则之上下动作，互相伸屈其膝骨。”王清彬《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这种长时间的站立和反复屈伸膝盖对于12岁左右的儿童来讲，会严重影响到身体骨骼的生长。缫丝厂的童工“手指因常与盆中沸水接触，致粗肿不忍卒者见。”［6］187在儿童时期形成的粗肿手指会影响其一生.故被童工委员会认为是对儿童造成了“永久伤害工作”。1920年代中期的一项调查显示，工厂劳动保护措施滞后，工伤职业病对童工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从上海工业医院1924年的报告中可见一斑。“上海工业医院成立于1919年，到1923年时，共救治纺织工人880名.其中童工150人。从受伤部位来看，上肢5%，下肢30%，头部15%，躯干3%，其中因伤致永久残废者占29％，因伤致死亡者占3%。在纺织工厂中工作的童工身体瘦弱，形容憔悴，多半含有结核性的病症。”［2］55可见童工劳动不仅对身体发育有直接影响，一旦伤残，将会影响其一生。作为未来上海市民的如此庞大数量的童工，不能不影响到未来上海市民的身体素质，以及他们所生育的下一代人身体素质。解放前上海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低于44.6岁，［8］64可见童工健康问题的严重性。
另一方面，损害了童工的心理健康。在工厂中工头要打便打，要骂便骂。“烟厂里最小的童工，只有七岁，贫苦人家的孩子，虽然贫穷，但是却一样也是小孩子，心灵还是脆弱的，那里经得起工头、职员们粗暴的喉咙和铁板一样的面孔呢？在厂里，时常可以听到童工们悲惨的哭声，叫人不忍卒听。”［6］584儿童身体发育的同时心理也在成长，现代教育学着重于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身心包括着身体和心理。20～30年代的童工无论身体还是心理均得不到保护。“在英商怡和丝厂，女童工遭工头毒打的事件屡见不鲜，有的被铜勺击伤头部，有的耳朵被扯伤，一个月之中，这类事件多至15至20起，吓得有些童工不敢到厂上工。”［9］1218这种毒打造成的伤害不仅仅体现在身体上，更重要表现在心理上，造成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性格软弱与自信缺乏。甚而有童工因受不了工厂的压力而被吓死者。华成烟厂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她的母亲靠她做工吃饭，但因做错了一点小事而被辞退，苦求未果。回家后因辞退而吓傻，三天后竟死去。据医生说.她的胆被吓破了。［6］585这种情况绝非个别现象，过早地到工厂做工对儿童心理的伤害后果是巨大的，也绝非本文所能涵盖。
存在这样一批心理不健康的儿童，对于现代化进程中上海人的现代化转变极其不利。
其次，从社会层面讲，童工问题是特定社会经济制度与结构下的产物，既表现出资本逐利性，也带有中国传统惯习的痕迹——中国家庭手工业的授徒见习模式，但己不适应上海的现代化发展，童工的存在影响了上海社会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第一，造成了社会发展的后动力匮乏，高素养的人才梯队无法形成。
“根据1930年的资料，整个上海地区儿童少年的人数为86.02万人，所占的比重为28.4％”，［8］54同时期上海童工数与之比较，童工所占的比例高达10.9％，童工所占比例=上海地区童工数／上海地区儿童少年数。（童工人数以1927年太平洋大会报告中统计的94，000人计）即平均十个少年儿童中就有一人正在工厂从事高强度劳作。处于学习知识黄金时期的儿童辍学去工厂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作为上海市民的文化水平。
虽然童工中很大一部分是从外地招募和随父母到上海谋生的，但是这批儿童将来也是上海市民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现代化进程发展速度加快，上海作为现代化城市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社会生活的现代性体现得更为突出，那么相应上海人所表现的品质必须是现代人。作为现代人起码要有一定的现代文化知识，可是童工们过早地失去了学习的机会，虽然北洋政府《农商部暂行工厂通则》（表六）中提出要求雇主出资办学给童工学习，上海童工委员会对给予童工教育也颇赞成，然缺乏制约措施，逐利成性的工厂主更没有如实遵照执行，即使“有些工厂津贴附近的学校一笔款子，以便厂内工人入学，自己办学的工厂是占极少数”（陈通夫、陈达《我国工厂法的施行问题：上海市的初步研究》，中国工商管理协会1931版），所得效果也是甚微，“幼年工的工作时间甚长，身心两倦，因此他们对于教育所得的利益，实在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