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精神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要在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里，投资创办属于国人自营的工商企业，并且面对着比自己强大数十、百倍的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封建势力的多重压迫，以及几近被分割殆尽的市场条件里，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用当时工商业者的话来说，就叫做“艰辛备尝，呕心沥血，颠顿狼狈，时起时仆”，这是处在今天国泰民安的社会条件下的企业界人士所无法想象的。处于弱者地位的民族工商企业，如果没有先民那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没有坚韧不拔的勇气和毅力，没有广阔的经营视野和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的观念，以及一定的人才基础和有效的经营管理手段，那就不用多久就会被社会现实无情淘汰。引人注目的是，在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里涌现出来一批叉一批的精英企业。限于篇幅，在这里只能列举几个典型事例以证之。近代中国一位被称为“状元实业家”的张謇，是中国早期创导“棉铁政策”并成功创办大生系统企业集团的开拓者。可是他在南通设立大生纱厂之初，却经历着一波三折的磨难。当他开始着手向社会筹集办厂资金的时候，当时的一些拥资者大都报以冷淡，如同他在当时感慨地说的：“一介寒儒，信用不彰，求十应一，经无数波折，才成厂屋。置机器，而股本已尽，锲而不舍，再接再厉，伫辛伫苦，又数年而始收效”。他自称本身“别无他长”，主要是抱定“非振兴实业不足以利用厚生而正民德”的宗旨，“而办事则立定脚跟，踏实做去，愈遭挫折，愈求猛进。”他把自己办实业这一举动当作自己“心络之血影”，迎着困难，顶着风险，不屈不挠，劈波斩浪，这才导致他在创业过程中，有能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走上成功之路。我国基本化学工业的开拓者、“永久黄”化工集团的当家人范旭东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不断创业中度过的。他的创业路途也同样布满荆棘。从国外回来的那一天起，他就发誓要“向海洋开战”，泱心用自己学到的化学知识，用于祖国最需要、最紧缺的基本化学工业的开拓上。他曾经这样说：“创业难，革命性的创业更难。”所谓“革命性创业”，也就是要改良盐政，同旧有的封建势力作斗争；要进行一系列的自主创新活动，创制中国人自己的基本化工产品，夺回长期被外商侵占的市场。这就需要范旭东等创业者在当时必须要具有一种高瞻远瞩的超前意识，必须汇集众多的化工科技人才，以新的科学技术为先导，打破外国权威机构和外商的垄断，走中国人从未走过的自主创新道路。他和一批志同道合者一起，从最初在塘沽创办久大盐业公司开始，到之后创立永利制碱公司和集结众多科技精英的黄海化学工业社，以及在抗战前夕创办永利硫酸铵厂，到抗战期间看到自己呕心沥血创建起来的众多化工企业先后毁于日本侵略之手的时候，他和一批志同道合者仍顽强地在大后方建立起华西化工基地等等，无一不凸现出“革命性创业”的巨大精神力量。再看看素有“中国电光源之父”美称的胡西园的创业过程。胡西园，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创办的电灯泡制造企业——中国亚浦耳电器厂的创办人。由于资力薄弱，技术水平较低，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在确定投资方向的时候，总是首先选择资金投人少、产出见效快、容易很快收到效益回报，并且在经营时能得轻车熟路之利便的工商企业，而决不会贸然把有限的资金投向那些伴有高风险的科技密集型的工企业。电光源在当时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技术，制造电灯泡需要综合多种科学技术，主要原材料大都来自国外，价格异常昂贵，而所能够参考的相关技术资料又异常缺乏，因而一般投资者都望而生畏，很少有人会想到去探究这个莫测高深的科学殿堂，更遑论作投资设厂的尝试。这就使得长时期内中国的电灯泡的销售市场，一直控制在几家外国制造商手里。而当时的胡西园，虽然只不过是一位刚从杭州高等工业学校毕业二十出头的青年，却在强烈爱国心的驱使下，勇敢地率先去撞击电光源科学研究之门。他历经无数次试验的失败之后，始终不屈不挠，顽强地坚持下去，终于试制成功第一只国产电灯泡。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正如他在垂暮之年回眸这段不平凡的历程时所说的：“在人类登上月球的今天，一只电灯泡已经不足为奇了。但是在6O年前的旧中国，连一根钉子也要向外国人买的时代，中国人自己制造出国产电灯泡，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胡先生的办厂过程一波三折，为凑集办厂所需资金，他甚至变卖了部分家产，并背上了不少债务。为了使自己的企业能有足够的科技支撑，他除了向社会罗致专业人才以外，自己也努力钻研专业科技知识。正是有赖于科技力量的广泛积聚和加大投入，才使得“亚”字牌电灯泡在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最终能够以优质价廉的市场竞争优势与外国厂商相抗衡。中国亚浦耳电器厂的成功经验，胡西园用“拦跨超越”四个字作了恰如其分的概括。是的，正是“拦跨超越”的创业宗旨，才使得在近代中国的大地上闪耀着“亚”字之光。
二、“中国式管理”的原创内涵上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间，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以及我国的港、台等地区，出现了一股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热潮，随后又由此引伸出一个“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命题。我认为，真正深得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精髓，并切切实实地应用于企业行为之中，取得显著成效，体现出“中国式管理”特征者，应该首先从中国企业界先辈们经营的经济事业中去寻找。
中国企业界的先辈们，特别是那些在近代中国经济领域内，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取得办厂、办店、办公司经验和成就的企业界的精英们，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国学根底和传统文化素养，当他们接受了西学的熏陶和欧美日本等国先进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和经验以后，善于结合本国社会和企业的实际，把两种不同型态的文化加以揉合、提炼和加工，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管理特色，自己的创新成就。这应该可以称之为“中国式管理”的原创内涵。
当时中国的工商业者，大多经历过“幼猎书史，长业贸迁”的道路，诸予百家是他们必修的国学教材，因而很多人在由学而商或由商而学，甚或兼具绅、商双重身份，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会把诸子百家典籍中的教义，运用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间。其中最为得心应手的，当数对《孙子兵法》的应用了。而最大的亮点，则可以从下列两方面的决策和对策过程窥见其端倪：一是运用《孙子兵法》中的“多算胜，少算不胜”的运筹决策思想。人所共知，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为实现预定的经营目标或解决遇到的重大问题，一般总是要根据对经营要素和经营环境的分析，拟定出多种方案进行比较，从中选择最佳的方案，作出正确的泱策。所以决策是企业经营的核心和基础，它如同两军对垒时需要军中将帅对各种重大问题或变化的形势，运筹帷幄，当机立断一样。作为一个企业家，也需要善于从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从瞬息万变的‘国内外形势和市场动向中，通过信息的收集和研究，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一正因为这样，所以近代中国企业家把自己正在进行的商战角逐，比喻为一场虽然没有烽火硝烟但却充满刀光剑影的“兵战”。他们说：“商战犹兵战也，不通敌情者，不足以致胜；不通商情者，岂足以牟利乎？”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商情的正确了解和掌握，这个过程，也就是《孙子兵法》一再强调的“算”的战略思想和行为准则。商战如同兵战，商情如同敌情，其决策的条件是一样的。我国不少企业界先辈们在这方面都有自己的心得和辉煌的业绩。
二是运用《孙子兵法》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应变对策思想。这不仅是历代军事家必须恪守的淮则，也是企业家们必须时刻牢记的格言。我国早期的工商业者，受传统行会规约的拘囿和束缚，各自都被封闭在同乡、同业和地区的小范围内，划地为牢，故步自封，商情闭塞，信息不通。随着外国资本的不断侵入，工商界人士愈益感到及时掌握国内外商情信息的重要性，尤其是一批较早得资本主义风气之先，并在兴办企业过程中深受商情闭塞之苦，亟图打开信息渠道，为市场竞争谋取胜算的企业界先辈中的精英分子，更是不断发出强烈的呼吁，并采取有效的手段。当时著名的棉纺工业资本家穆藕初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他自从留美学成归来之后，即投身于发展祖国的棉纺事业。但当时我国棉纺工业市场的现实状况是，日本棉纱棉布对华输出大有咄咄逼人之势，中国市场面临着被“竭我膏血，绝我命脉”的严重威胁。而当时国人中，包括行业中人在内，却对此麻木无知。所以穆藕初在译完推出一本名为《学理的管理法》，向国人介绍当时先进的科学管理法之后不久，又接着翻译出版了一本《日本的棉业》（中译本改名为《中国花纱布业指南》）。这个改名寓意颇深，那就是译者企图通过当时中日两国棉业情况的调查和对比，使中国的棉业中人了解中日两国棉业发展有利和不利条件，达到“知彼知己”的目的，并给本国的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指出一条亟待改进的道路。穆藕初对此书中被认为有对比价值的内容，“条分缕析，详加按语”，以启发同业中人兴“知彼知己”之思，而谋整顿改良之方。他认为：当时我国棉纺织工业之所以“蹉跎岁月，迄未见长足之进步”的原因，正在于“不知自己之所短与绝不考察他国之所长有以致之”。所以他感慨地说：“孙子不云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立足于工战、商战场中，相率而犯兵家之忌，宜乎前此若干年间实业界之无几何生色也。”这本书的问世和穆藕初在序言和按语中的振聋发聩之言，对当时我国包括棉纺织业在内的企业家们，无异是一帖对症下药的良方。当时西方盛行的“科学管理法”，最早是穆藕初从美国引进的。他不但亲自全译了这部开一代新风的经济理论著作，同时也率先在自己创办的德大、厚生两家纱厂内应用，在当时曾经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社会轰动效应。然而继其后试行西方“科学管理法”的许多企业，却因为并未能真正领会“科学管理法”的精髓所在，大都望丈生义，照抄照搬，所以不但不能有效地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反而进一步激化了企业的劳资矛盾。然而当时也确有一些识见深远的企业家，默默地继续深入研读这部著作，并探究到“科学管理法”的最重要、最精华部分，那就是“科学管理法”所要求达到的“人和机器之间的协调”，并不是把人强制束缚在机器的运转上，成为机器的附属品，而是“把工人看作是兄弟一样进行教导和帮助，教他学会最好的工作方法，即最容易完成这种工作的方法”，所以“科学管理的实质是在一切企业或机构中的工人们的一次完全革命。”那位经过最初试行“科学管理法”遭受失败之后信心不减，仍继续再次、三次进行试行，直到获得成功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最大心得，就是他的一段发自内心的精辟言论：“我对于欧美，尤其是美国盛行的工商管理，虽甚赞同其原则，却不愿整个接受其方法，一国有一国的工商背景，一国有一国的社会特点，善学者当师其精神，不必拘于形式，我在商务印书馆试行的管理方法，即本此旨。”
这正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的精义所在，也是“中国式管理”的成功秘诀。
近代中国的百年史，既有大量受制于人的失败、屈辱记录，也有许多抵御抗击列强侵略的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最近，一位名叫苏珊·舍可（SusanShirk，中文名“谢淑丽”）的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在其新作《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中这样说：“中国不必老是怀有历史的屈辱感，应该多宣传历史上中国政治家、改革家、企业家与科学家的成就，以现代中国很多值得骄傲的事情，来淡化中国人的受害者心态，增加自豪感。”我们必须珍视中国企业界先辈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创造出的辉煌业绩，和中国企业史中蕴含的大量的文化精华！
（原文发表在《经济咨询》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