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娱乐市场客源的主导性。娱乐区在客源市场中的占有率高低折射出其对城市整体娱乐市场的影响力大小。我们仍旧以电影院、游乐场和舞厅三个行业作为比较的对象。从娱乐场所接待设施的容基角度大致可以确定，30年代上海电影院每天的市场容量约为131076人，游乐场为40000人，舞厅约有5000人，三大行业每天总计可接待游客约为176076人。根据上海市政府统计处编印：《上海市统计总报告》（1937年），警卫-39页；上海文艺艺术志编委会、上海文化娱乐场所志编辑部：《上海文化娱乐场所志》，2000年版，第151—168页；上海档案馆档案。档案号：S320—04—00004；屠诗聘：《上海市大观》，上海中国图书馆育公司1948年版，下—第40页；陈伯海：《上海文化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3页；上海档案馆档案，档案号：S320—04—00005，第17页有关资料计算。参见楼嘉军：《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2004年博士毕业论文未刊稿，第70—72页。根据中央娱乐区拥有的娱乐场所数量，可能接待的游客分别为：电影院约为32769，占观众接待量的25％；游乐场为30000，占75％；舞厅勾3450人，占69％，三者合计可以接待各种游客66219人，约占三大娱乐行业客源总数的56.3％。根据上海文化艺术志编委会、上海文化娱乐场所志编辑部：《上海文化娱乐场所志》，2000年版，第151—168页；《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郑逸梅：《上海通》（新编），1940年版等资料计算。参见楼嘉军：《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2004年博士毕业论文未刊稿，第206—207页。显而易见，在上海庞大的娱乐客源市场格局中，中央娱乐区的客源市场主导地位已毋庸置疑。
从娱乐业数量的集聚、质量的领先和市场的主导等诸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基本可以断定中央娱乐区在30年代上海城市娱乐业发展格局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已成不争的事实。30年代上海城市中央娱乐区的形成是上海城市娱乐业发展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上海城市娱乐业步入30年代辉煌时期必要的空间依托框架。
三、30年代上海城市娱乐区布局结构
在现代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每个城市应该配备几个娱乐中心，最终取决于城市的人口规模、空间规模、经济规模、消费市场规模等因素的协调和整合。30年代，与城市娱乐业高度繁荣相配套和相呼应，上海逐步形成了lO个具有一定娱乐产业规模的城市娱乐区。根据对娱乐区域内娱乐企业的数量规模、质量等级、市场品牌和市场占有率等要素的综合分析，又可将10个娱乐区分为1个中央娱乐区和9个次中心娱乐区，次中心娱乐区又可分为两个层次，即二级次中心和三级次中心娱乐区。30年代上海中央娱乐区位于西藏路、南京路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交界处一带。二级次中心娱乐区有4个，主要是外滩地区，代表性娱乐场所有黄浦公园、英国总会（30年代四大总会之一）、美国总会（30年代四大总会之一）、理查饭店、华懋饭店、光陆大戏院等。
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乍浦路与海宁路地区，近代上海第一家电影院——虹口大戏院就诞生在这里（海宁路乍浦路口）。这里前后建造了32家电影院，占据上海电影院数量的半壁江山。代表性娱乐场所有虹口公园、奥迪安大戏院、维也纳舞厅等。霞飞路、亚尔培路和迈尔西爱路地区（今淮海中路、陕西南路与茂名南路），代表性娱乐场所有国泰大戏院（30年代四大电影院之一）、兰心大戏院、回历球场、逸园跑狗场、法国总会（30年代四大总会之一）等。静安寺路、戈登路地区（今南京西路与江宁路）代表性娱乐场所有大都会舞厅（30年代四大舞厅之一）、丽都舞厅（30年代四大舞厅之一）、金蕾舞厅、夏令陪克大戏院、平安大戏院等、卡德大戏院等。。三级次中心有静安寺地区，代表性游乐场所有百乐门舞厅（30年代四大舞厅之一）、伊文泰舞厅、却而司弹子房、英兵俱乐部等。城隍庙地区，代表性游乐场所有城隍庙、小世界游乐场、南市国货市场游乐场和其他一批传统的茶馆。老西门和文庙地区，代表性游乐场所有文庙、上海市动物园、共和大戏院等。曹家渡地区，代表性游乐场所有申园跑狗场、江北大世界、沪西大戏院、胶州公园等。兆丰公园地区（今中山公园一带）兆丰公园、巴黎花园露天电影场、黑猫露天舞厅等。等5个。从国内城市的横向比较看，上海城市范围内娱乐区的数量相对比较多，这也符合了当时上海社会经济相对意义上高度发达的特殊市情，即生产资料集中、金融资本集约、市民数量集聚的现代大都市特征。
总体上看，中央娱乐区和次中心娱乐区在城市功能上互为补充，在娱乐市场上互为依靠，在产业结构上互为侧重，并共同构成一个互为连接，且梯度延伸的城市娱乐业空间布局网络结构。
资料来源：根据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体系结构模型改变而成。
图—2清晰地表明，分布在上海中央娱乐区周边的二级次中心娱乐区仅有5个，而对照标准的城镇中心地娱乐区空间分布六边形模式图（参见图—1），30年代上海城市娱乐区结构只能讲大致符台了中心地的空间布局模式。问题是上海城市娱乐区空间布局形态为何在中央娱乐区周围只形成了5个城市次中心娱乐区，即常数是K=6，而不是严格按照中心地的空间布局模式所规定的是6个娱乐次中心区·即常数K=7，难道是当时上海城市的经济、社会、人口等条件，仅仅是提供了发育五边形城市娱乐区布局模式的特殊上壤，形成了城市娱乐业发展中的特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个缺损的区域正是位于当年由上海特别市政府管辖的闸北地区。闸北次中心娱乐区在上海城市娱乐空间分布形态中的缺位，主要是由于1932年日本军队发动的“一二八”事变所造成的。在这次事变中，作为上海新兴工业基地的闸北地区被日军炮火所毁，致使成千上万的市民流离失所，而作为娱乐文化活动在空间上投射的娱乐区，其立足也就无从谈起，更无发展的可能性。而1937年爆发的“八一三”事变。彻底断送了恢复闸北地区娱乐区空间定位的可能性。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外部因素的干扰和打击下，30年代上海城市中心地娱乐业空间分布形态是一个发育并不完整的城市娱乐区的布局模式。
战争在20世纪上半叶上海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留下了永远的痛，也在上海30年代城市娱乐业的发展中留下了永久的缺憾。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闸北地区次中心娱乐区这个因历史原因而曾经缺损的一角，事实上也已经在上海城市的发展中被填补，并得到不断完善和充实。历史的演进步伐则进一步证实了中心地理论在城市娱乐区空间布局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内在规律性，这对于我们研究30年代城市娱乐区布局，以至于对当今上海城市娱乐区空间布局的重新打造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虽然由于年代间隔久远和资料收集所限，我们无法对30年代上海城市娱乐区作更细致和更深人的实证，但是借助于中心地理论基本可以确认上海城市娱乐区在空间上的六边形构造特点。
四娱乐区空间分布特点
30年代，由10个不同等级的城市娱乐区组成的上海城市娱乐活动区域，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电影院、舞厅、游乐场，以及绝大多数的大中型戏剧演出场所。从城市的大尺度空间角度看，在上海城市娱乐区域空间结构中，以中央娱乐区为核心，位于周边的5个次中心娱乐区有序分布、形成了上海市民和外来游客最主要的城市娱乐活动区域。通过对由中央娱乐区和二级次中心娱乐区共同形成的这一空间布局结构作进一步细致分析，可以清晰发现在小尺度城市空间范围内，中央娱乐区与分布十蹦周的5个次中心娱乐区之间的空间距离大致相隔在1300米至2000米左右。
显而易见，除了个别娱乐区外，尹论论是中心娱乐区和次中心娱乐区之间，还是各次中心娱乐区之间，空间分隔的距离并没有出现重大的差异，几乎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从城市娱乐区有序的空间布局形态，到各娱乐区之间稳定的间隔距离，揭示出30年代上海城市娱乐业发展过程中的固有特性。
第一，在30年代娱乐业走向高度繁荣阶段，上海城市娱乐业围绕中央娱乐区所形成的娱乐区空间布局结构，以及次中心娱乐区在空间上向外延伸的时候，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中心地理论中关于功能区空间结构“均匀分布”的内在规律性。一个极为有趣的历史现象就是，被称作“十里洋场”的南京路和静安寺路，竟然在空间上从东向西波大致均匀地分隔成四个娱乐区：即外滩娱乐区l西藏路和南京路、静安寺路中央娱乐区；静安寺路和戈登路娱乐区；静安寺娱乐区。
第二，在上海城市中心区范围内，任何2个娱乐区之间的空间距离大致被限定在1300至2000米左右，意味着居住在2个娱乐区内及过渡带之间的城市居民，到任何1个娱乐区的单程距离仅有650米至1000米之间，来回距离则在1300米至2000米之间。在现代城市社会里，这是城市居民通过步行可以达到的比较适当的空间出行距离。这一空间外出距离，符合现代城市居民日常外出从事休闲娱乐活动时，在心理和生理双重意义上能够承受的尺度。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开辟南京东路步行街：从南京东路西藏中路口到南京东路河南南路口，全长约为1000米。这似乎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对休闲状态下到南京东路逛街的游客而言，1000米左右的长度是步行的一个临界距离。对30年代的城市居民来讲，假如要游玩2个娱乐区，在空间距离上，也就必然要扩展2600米至4000米之间，从空间距离角度看，这显然不是绝大多数市民通过步行能够承受的空间距离概念，更何况在娱乐消费支出上也会让人望而却步。也就是说，要玩2个娱乐区，必须借助于现代城市交通工具，而能够在时间上、金钱上、娱乐欲望上都能够满足于玩2个娱乐区标准的人，在30年代，只能是占城市人口少数的富裕阶层市民。因此，1300米至2000米的空间距离，可以说是2个城市娱乐区比较理想的7空间分隔距离，即使在21世纪初的今天，上海城市娱乐区的空间布局基本上也遵循着这一规律。
第三，娱乐区的空间布局结构反映出娱乐区等级由城市中心地区向周边地区逐步递减这一规律。这种递减在空间上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在空间上离城市中心地区愈远，娱乐区等级就愈低，譬如曹家渡地区和兆丰公园地区就是如此。二是由于30年代租界制度的存在，使得城市娱乐区的空间递减规律出现了变异。具体说来，华界地区城隍庙娱乐区、老西门和文庙娱乐区尽管离城市中央娱乐区的空间距离比较近，均在500米以内，但是两个娱乐区的等级仍然较正常地为低，仅为三级次中心娱乐区，这无疑说明华界地区娱乐业在整体上要严重滞后于租借地区城市娱乐业的发展水平。
第四，城市娱乐区分布之间空间距离的一般规律所揭示的另一个实质，就是市民参与休闲娱乐活动的就近性。在30年代，上海城市人口分布极不合理，全市超过一半人生活在市中心区高密度地段，即位于现在的南京路和准海路两侧以及之间的一片区域内。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则主要集中在福建路南以西、云南南路以东、延安东路以南、宁海路以北地段，以及南市和虹口地区的一些地段。这些地段基本上都属于城市中心区范围之内以及被辐射的地区。而上海城市中心地区人口分布的高度聚集现状，与城市娱乐区的空间分布结构和间隔距离的稳定性高度吻合，从另一个意义上讲，高度聚集的人口为娱乐区内众多的娱乐场所准备了充足的市场消费客源。
总之，城市娱乐区布局结构是娱乐业在空间上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通过对30年代上海城市娱乐区空间布局模式以及相关特点的分析和阐述，充分说明城市娱乐区布局结构和分隔距离有其内在的规律性。30年代上海城市娱乐业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时期城市娱乐区空间布局结构主体的合理性，而这一合理性又成为娱乐业迈入黄金发展阶段重要的空间配置要素。
原文发表在《史林》2005年第5期
声音传播的社会生活
——1927年至1937年的上海广播演变轨迹
汪英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充满新的气象，社会生活急速变化、取向多元，对于西方蒸蒸日上的广播，也几乎同步引进，随后经历模仿学习、在模仿中飞跃发展，从而走向繁盛，并创造了同期城市中电台数量之冠的世界纪录；营造出上海社会特殊的声音媒介环境，为现代化鼎盛整合了多种社会资源。考察广播声音媒介兴起、繁盛的历史演变轨迹，有助于我们解读上海现代化进程中多维互动的社会生活。
一、中国化：从租界英语广播到华商汉语广播世界上以1920年10月美国匹兹堡市私人经营的KDKA广播电台正式播音为肇始，1922年英、德、苏大国相继开办.此后正式开办的国家超过20个，广播事业在全世界迅速发展，成为信息传播最具时效性和广泛性的大众传媒，深刻影响了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
上海广播从模仿公共租界外商电台广播起步。外商电台对上海开办广播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效应：
首先是示范效应。20年代初外商主要是美商3座电台在租界先后出现。美商奥斯邦的《大陆报》暨中国无线电公司电台通称奥斯邦电台）、美商新孚洋行”
电台、美商迪莱开洛公司”电台相继于1923年1月23曰、5月30日和1924年5月14日开始播音。这3座电台是中国现代史上出现的第一批广播电台，为上海乃至中国发展广播事业走出了第一步。广播传入上海比两方最早的电台仅晚了2年多时间，租界引入广播客观上为上海学习无线电技术缩短了引进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