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对比可以看出，由于上海市中心地区比其他地区都市化的进程更加迅速，某些较传统而先赋性的身份标准随之丧失，以职业教育程度等为特征与都市化紧密相连的非先赋性身份更受青睐，婚配时更多地是考虑后者；而对于都市化程度不高、处于前现代化的地区来说，与地缘、血缘相关的先赋性身份也许更加有利。这种新旧的势差同样体现在婚俗典礼上，租界及其周边地区，西式婚礼或中西结合的婚礼随处可见；在郊区乡镇，传统的婚礼仍是人们的主要选择。
（二）阶层差别。由于年龄、经历、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阶层集团群体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各异，对于新俗的感受反应也不相同。从年龄层次来看，年轻者往往比年长者更容易接受新俗。中国传统女子以高盘云髻为美，清末已有新式知识分子提出女子剪发，但尚未形成风潮。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女子剪发新潮，上海更为普遍，以电影演员、戏剧演员、青楼女子为首，陆续影响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但直到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时人对于女子剪发仍然态度各异。对于同一个女教员剪发，其父为此要“不再认她做女儿，不准她再回来”，以断绝父女亲情表示反对，而在日本留学的未婚夫则大力赞成，并特地回国与其举行婚礼以示支持。韬奋：《一位女友的剪发风潮》，载《生活周刊》第3卷第43期（1928年9月）。同样的剪发，不同年龄和阅历的人对此的反应截然不同。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者往往对新俗更能认同，并付诸于实践。饱受针砭的缠足由知识阶层发起放足运动，从知识妇女或接受新式教育的家庭开始实行；放乳运动由一部分大学女生以及少数己嫁女子最先践行，但“其余中学女生以及普通妇女百分之九十五依旧缩乳，不肯解放”。［16］（P53）有的妇女不明了其对健康的重要作用，更多的是迫于礼教或传统惯例、审美观念等等因素，不肯接受新俗。同样是男女恋爱，在当时人们看来，学生之间的被称为“自由恋爱”，工人间的则被称之“轧姘头”，“上海人对于第一阶级的恋爱，甚至歌颂，而对于第二阶级的恋爱，神色之间，就未免要露出鄙薄之意。”其实学生与工人的恋爱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人们“以为工人们是无智识的，即使是正当的恋爱.也不肯加以一些美评，似乎这些人不配承受自由恋爱四个字，必须称之日姘头，绕是适当。”［17］（P61-62）感受到由于教育程度的差异所造成的俗尚不同的.不仅仅是当事者，也是旁观者。可见，新质因素要注入已经成为惯性的旧质平衡态中，需要的也许不仅仅是时间，教育的普及和民智的开发也许更为重要。
（三）同一民俗中的新旧交错。都市新俗虽己
显出十足的气势，但传统旧俗却并未有太多的曰暮气息，在新潮涌动的现代都市中，旧俗并不仅仅以遗存的形式存在，而会成为都市生活中舍不去的部分。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个方面处处可见新旧杂陈的现象。服饰上，同一所新式大学中，“穿长袍，马褂的有，穿西装，短服的也有；皮鞋，布鞋的有；礼帽，瓜皮帽的也有。各种颜色，各种式样。”①出行时，既有新式汽车、电车，也不乏旧式马车、人力车，工业革命的成果——汽车在上海很自然地被富翁们用于“兜喜神方”。［6］（P35）出丧时，用的是新式的外国棺材，奏的是西洋乐，但仍少不了“掮旗打伞的瘪三”，“在二十世纪的柏油马路上，排列着几千年前的仪仗，”称之为“大出丧”，上海人并没有觉出一丝不调和。时人评论：“上海人新了一世，直到死后才露出旧的狐狸尾巴来。”［18］这旧俗又何止是“狐狸尾巴”那么简单，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常常在社会发生变革若干年后，依然在人们头脑中发生作用，并且支配人们的行为。
旧的经济社会环境虽然发生变化，旧俗却不会轻易抹去在人们心理上的长久印记。社会发展是民俗形成变异的动力，上海都市民俗在世界都市化的浪潮中发生时空交汇，形成兼具中西、南北、新旧的多元面相，这必将对今后上海民俗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产生深刻影响。
［基金项目：上海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资助项目“上海市政府民俗变革研（1927—1949）”（B.37—0116—07—701）］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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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在《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近代民俗变革的动力考察
——以上海为个案
艾萍
民俗是源于社会生活的积淀而作用于实际生活的一种文化模式。从政治统治角度来看，民俗是重要的规范社会个体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控制机制。通过变俗来达到变政的目的，在中国绵长的历史中在在皆是。自开埠以来，上海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民俗变革与秩序稳定经济发展、文明进步息息相关，国家权力由此介入其中，不仅是政府维护政治统治的传统手段，亦是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规定性的产物。基于此，笔者试图以上海一地为个案，探讨民俗变革这一政府行为的动力，不仅可视为梳理民俗变迁历程的重要线索，而且也是探讨这一时期政府行为的典型案例。
一、变俗与转型期秩序稳定
变俗是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加强社会控制的现实需要。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面临的是一个由传统型向现代型急剧转型的社会，新旧并行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解决新旧冲突是维护秩序稳定的关键。于是，新与旧相互斗争，相互渗透，在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并存并行。
首先，新旧并行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典型表现。新旧并行是任何时代社会变革时期都会遇到的情况，民国初年尤为突出。政治上，民初的军阀政治即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政治体系嫁接的产物；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与封建小农经济共生共长；社会风俗上，长袍马褂与洋装西服，传统中式住宅与西式洋房公寓，传统岁时节令与西式洋节新俗，旧式跪拜作揖与新式鞠躬握手，传统婚丧礼仪与新式文明婚礼、西式葬礼等等并存，杂糅、纷乱中呈现出过渡时代典型的社会文化风貌。时人对上海社会风情的生动描绘正是这一特征的形象写照：
上海好比是一所最复杂的最奇特的最丰富的博物院……在那里，什么样的社会状况都有，自虹庙的烧香，哈同路某宅的宫廷生活，以至最新式的欧化舞蹈与其他娱乐；在那里，什么样的交通器具都有，自独轮车塌车、轿子、马车、人力车、电车，以至最新式的汽车；在那里，什么样的房屋都有，自江北毷毷船改造之土室、草房、平房、楼房以至设备得最新式的洋房。这其间相差相距，不啻有二十个世纪。时时的到街上去默察静望一下，见那塌车与电车并行，轿子与汽车擦“肩”而过，短服革履的剪发女子与拖了长辫子戴红结帽顶的老少拥拥挤挤地同在人群里躜……这还不够你的鉴赏么？世界再没有一个博物院有那样复杂完备的活的“陈列品”了。［1］其次，解决新旧冲突是维护秩序稳定的关键。秩序稳定是政治统治的前提和基础。在民国初年社会急剧转型的情况下，新与旧不仅并行，而且更易发生激烈冲突与对抗，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主要包括由社会结构转型、制度变迁引起的结构性社会问题，如人口问题、土地问题、婚姻及妇女问题等：由社会群体或个体行为偏差引起的越轨性社会问题，如烟毒问题、盗匪问题等；由道德规范变动引起的伦理价值观问题，如赌博问题媚妓问题等等。这些社会问题不仅具有空间上的广泛性、时间上的长久性，而且程度严重，种类繁多，影响深远。对此，李大钊认为，“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得太多，空间的接触逼得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有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而造成新与IH“凑到一处”的原因，“是新的气力太薄，不能努力创造新生活，以征服旧的的过处了”［2］。因此，将政治力量注入势力尚弱的“新的”之中，改造“旧的”俗尚，引导现代生活方式与理念，正是解决新旧冲突、维护秩序稳定的根本途径。
二、变俗与城市经济发展
变俗是推动经济发展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前提和基础。开埠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度推进已经将上海纳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在现代化初期社会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必须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用于现代化建设，推动经济发展。然而，一些与传统生产方式相连的传统民俗使大量社会资源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客观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加速度前进的进程，急需政府加以改良、规范。
以婚丧礼俗为例，在中国，婚礼和葬礼不仅是重要的生命仪式，而且有关中国人的面子，因此受到全社会普遍的重视，竭尽所能举办一场像样的婚礼或葬礼实为人之常情。在民初的上海，商业社会的特性己充分显现，对于场面已达到“酷爱”的程度，沪谚说：“身上着得绸披披，家中没得夜饭米。”［3］每逢喜事丧事，“尤不可不踵事增华，大加铺排，以示阔绰”［4］。传统婚礼的费用包括：聘礼、嫁妆迎娶、宴请等各种花费；传统葬礼的费用主要包括：入殓、出殡、入葬、款客、祭奠等用费。
笔者将以上海市社会局举办的一次工人生活程度调查所得数据具体说明这一时期上海地区婚丧用费。从1929年4月起，到1930年3月止，上海市社会局对上海一般工人的生活程度与家计情况进行了跟踪定点调查，共统计了305户记账工人家庭生活情况。据调查，上海工人家庭每年正式收入约为416.51元，支出454.38元，入不敷出的情况普遍存在。［5］305户工人家庭中，有喜庆费的50家，平均每家花费56.01元；有丧葬费的63家，平均每家38元；有寿衣材费的1家，达120元；有会馆寄柩费的1家，费用为一年2元。［6］假设有婚丧费用的家庭每家在1年内只举办一次婚礼和葬礼，这样算来，一次婚礼费用（56.01元）和一次葬礼费用（丧葬费38元+寿衣材费120元+一年会馆寄柩费2元=160元），共计约216.01元，相当于全年总支出的一半。实际上，这种费用是一般家庭都难以承受的。从工人家庭年支出来看，总支出的75.4%要用于维持基本的生活所需，约为342.60元；剩余的100余元要用于嗜好社交教育、医疗、交通、娱乐等等各种用途，其中只有22.64元可用于婚丧喜庆、寄家、寄养婴孩、田租置产、出生、寄柩、寿衣材等各类特别费用。这意味着：为筹办一次像样的婚礼和葬礼，即使一户工人家庭将全部特别费都投入其中，至少也要另借贷190余元，为此将要背负巨额的、长期的家庭债务。另一项对农民家庭生计的调查直接表明，婚丧是普通家庭最主要、最普遍的负债原因。1930年8月到11月，上海市社会局对140户农民家庭生计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140户农家中，有96家负有债务，其中有45家为婚丧费用而举债，占举债总家数的47%。［7］岁时节令中的过度消费现象也备受针砭，各种呼吁节约消费、改良节俗的言论不绝于耳。［8］无论是被称为通过礼仪（ritesofpassage）的婚礼、葬礼，还是被称作时节礼仪（calendricalrites）的各种节庆礼仪。都是与日常相对的非常时期。婚丧的花费超出日常开支，正是人们对这种生命仪式极度重视的体现。年节消费对于终日劳作的普通百姓来说，不仅是满足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也是难得的放松身心的机会。在民国时期商业氛围浓厚的上海，节日消费更是商家所热切希望的，对于推动商业繁荣不无裨益。但婚丧、年节消费的过度化亦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被大量用于社会非生产性能源的消耗，重生死、保守的民俗心理不利于扩大再生产的持续进行，婚丧礼俗的俭约化、岁时消费的理性化、合理化正是人们应该追求的，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变俗与现代文明进步
变俗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必要手段。近代以来，上海已经成为国际都市、移民都市和现代都市。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一些孕育生长于乡土社会的传统民俗愈来愈成为现代都市中不和谐的音符，急待政府和社会力量予以改良和改造；另一方面，社会急剧转型，一元传统被打破，多元价值判断体系的现状使习惯于以儒家思想为是非曲折标准的广大民众一时无所适从，急需政府规范、引领，甚至创立新俗，引导民众进入新生活。
传统民俗中最大的弊病莫过于对人性的压制与扼杀。传统社会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辛亥革命后，虽然皇帝倒了，但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依旧存在，尊卑、长幼、男女之分严格，传统民俗中一些扼制人性的陋习不利于现代科学、自由、平等、健康观念的孕育和推广，急待政府予以革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