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学家发现，没有两个语音片段是完全一致的。这至少说明语音除了社会因素之外还具备了多变的生理前提。
萨丕尔说：“谁都知道语音是可变的。即使是同一代、同一地、说一模一样的方言、在同一社会圈子里活动的两个人，他们的说话习惯也永远不会是雷同的。”［2］176更何况时处日新月异变革中的大上海。上海话在15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声调从8个合并到5个，声母从30个合并为28个，韵母从62个合并为32个，连续调从复杂型变成重音化的延伸型。概而言之，语法变得明了，语音变得简洁。
在语言的诸多要素中，语汇变化的速率是最高的。因为语汇产生于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社会生活的任何变动都会在语汇中有所反映。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论及：“从戊戌政变到五四运动，新词增加得比较快……从词汇的角度来看，最近五十年来汉语发展的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7］一个时代的客观社会生活，决定了那时代的语言内容，也可以说，语言的内容实在足以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缩影。可以说，社会的现象，由经济生活到全部社会意识，都沉淀在丰富多彩的语言里。
随着二三十年代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大量的新词融入其中，词汇的兼用、借贷、杂交等成为一种经常而普通的现象。仅以借贷而论，借贷词作为一国一地语言里所羼杂的外来语，它可以表现出两种文化、两种语言接触后所造成的影响，反观言之，由这种语言的糅合，也可窥察文化的交流、社会的变革。萨丕尔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自给自足的。交际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不论程度怎样牲质怎样，一般都足以引起某种语言上的交互影响。”［2］在上海语言的变化中，洋泾浜语是独具特色的。1845年英租界在上海建立以后.洋泾浜成为租界和华界的分界线，沿岸也成了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它也是英语和汉语接触最为频繁的地方，洋泾浜语由此而生。这是一种上海特有的沪方言与英语的混合语，洋泾浜在英语中被称为“Pidgin”，它有三种解释，一种是“不同语种的人们在商业交往中发展起来的混合语言，也有人认为是‘Business’（商业）的讹音”［4］512；一种是单指洋泾浜英语即不纯粹的英语：一种是作事务、工作解。具体的事例数不胜数，乃至后来其意义不断泛化，甚或人们对那些不伦不类的性格和行为以及蹩脚模仿的事物，概以“洋泾浜”一词以蔽之。总之，洋泾浜语是母语与外来语相互碰撞、交融下的语言变体，它是一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而不独中国或上海所特有的语言异化现象，而在上海发育之充沛、影响之持久、声名之远播，甚至有人直呼：“上海的历史应该用洋泾浜英语来写成。”［8］这说明在我国方言发展史上，上海话的这种急遽变化恰似上海城市快速发展一样，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三、从语言的地位来看
学者王得杏在其《社会语言学导论》中指出：“语言学家们的大量研究证明，语言学上没有任何原因能说明一种语言优越于另一种语言，所有的语言都是所谓同样的好，都有复杂的网络，都能满足说话者的交际的需要，并随着人们需要进行变化。”［9］但是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交往中，由于各地社会经济政治、生产力水平、文学、艺术、教育等发展的不平衡，人们就会认为文化发达地区的语言好于文化次发达地区的语言，从而成为人们学习、效仿的对象。这里面就有了一个语言地位，更确切地说是语言的社会地位问题。就像语言学专家于根元所形象论及的：语言地位靠经济撑腰.语言也贴上了贵贱的标签。世界语言学发展史表明.语言的社会地位随着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这一现象说明经济文化决定语言的社会地位。上海话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同样也享有优越的社会地位。
语言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它是心理的反映，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人可以用语言的这一特征表达自己的心理动机，上海人说上海话能显示出上海话所具有的那些文化观念，显示出上海的先进文化。上海话在上海上流社会、新闻媒介、电影戏剧等场景中的使用，本身就反映了上海人的地方文化优越感，甚至使上海方言被抬升到了审美的层面。在急遽变革的发展过程中，上海方言表现出了本土文化强大的稳定性，没有任何一种方言能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排挤或替代上海方言。上海话的权威性随着上海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而得到巩固，并且影响甚至于左右这个移民占80殇的城市中的外籍人及其子女学说上海话，这说明经济的高速发展催生了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优势，进而抬升了它的语言社会地位。比之一百多年前尚属吴语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邑方言而言，简直就是语言学上的一出灰姑娘童话，语言发展的魔力于此亦略见一斑。
四、从语言的包容上来看语言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多方联系的，任何社会现象都不能和别的现象绝缘而独立存在或发展，各现象间必得彼此关联、交互影响，才能朝着一定的路径向前推进，语言是推动力。作为社会生活的产物，当社会变迁时，原有的语言系统就不足以成为人们了解与适应新生活的工具，而必然发生递嬗与变异。尽管上海自开埠以后，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逐步确立了自己的语言优势地位，但是如果就此止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无论它过去如何优越，也必得为前进的时代所抛弃。事实上，处于开放型、进取型文化氛围中的上海人，养成了并存宽容的心理品性和人际关系，上海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表现出一种从容平和、兼收并蓄的态度，上海的语言也反映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人格特征和文化心态。在对上海方言影响的过程中，移民语言和普通话造成的冲击很大。移民语言前已述及，无需赘叙，即便是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苏北方言，也部分融入了上海话［4］518，尽管这种影响是有限的。
至于国语的推广，从1919年至1937年流播全国，作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自然也成为重点推介地区。近代语言学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美国布龙菲尔德曾经说过：“一个言语社团一旦获得或寻求政治的独立，或者甚至有意识地要维护自己独特文化。就会设法建立一种标准语。”［10］594“标准语引导人们摆脱区域性和地方性的方言。”［10］596国语的推广正体现了这种发展与统一的需求。人说上海话好听、难懂、不易学，此种语言的隔阻不仅不利于人际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上海地区的生活发展，故而普通话的推广对与其他各地的文化交流、互动，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几十年的普通话推广工作对上海方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上海方言向普通话靠拢，上海人中产生了一种双语现象，青少年会说听双语，老年人尽管不会说或说不好，但也听得懂普通话，这加速了语言的融合和上海话的趋新。”［4］520大量的书面语汇、语法形式融入了上海话语体系，进而产生了有上海特色的普通话。
今天的上海，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对语言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各党政机关、学校、大众传媒等率先而为，大倡普通话，这意味着沪上的方言土语渐行远去。如果说洋泾浜英语多少还有点被动受之的话，那么普通话的推介，则体现了上海人的主动吸纳、大度包容。在丰富自身语言的同时，也折射出上海现代化的发展轨迹。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先生指出：“随着社会交际的活跃和频繁，社会、经济、文化形态的多元化，上海话近20年来又有长足的变化，变速已在吴方言中遥遥领先。上海方言自20世纪中叶起取代了苏州方言在吴语区的权威地位，成为吴方言的代表。上海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在传播上海语言的同时也传播着上海文明。”［11］总之，“语言是了解‘社会现实’的向导”［12］。上海方言迭经150多年的发展，兼收并蓄，异军突起，独领风骚，最终成为吴方言的代表，透视出上海自开埠以来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急遽变迁的社会运势和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上海话地位的飞速抬升，是上海作为国际大都会的一个极好写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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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得杏.社会语言学导论［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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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钱乃荣.上海语言的变迁［J］.社会科学，2000（2）.
［12］［美］爱德华·萨丕尔.论文化、语言和个性［M］//胡明扬.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200.
原文发表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民国时期上海的集团结婚——一种政府行为的考察艾萍集团结婚又称集体婚礼。近年来，这一简朴而隆重的新式婚仪早已被广大民众认同，并成为国人举办婚札的一种重要选择，也是政府服务社会的一种重要方式。20世纪30年代，集团婚礼在上海的发端，曾被视为民国时期婚仪改革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场轰动一时的婚仪改革中，政府行为的干预和作用不容忽视.从一定程度上讲，没有政府的积极倡导、举办、管理，就没有集团结婚的肇兴与发展。
一、政府介入与集团结婚的出现
集团结婚是在“新生活运动”的背景下酝酿的。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以“礼义廉耻”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各地闻风而动，成立各级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全面推动新生活运动。
上海市政府的一大举措即举办集团结婚，以风俗的变革推动各项新政的推行。正所谓。因集团结婚之故，使政府与人民多一联系，则人民敬爱政府，政府引导人民，上下融洽，然后各项新政可以推行无阻。”［1］因此，集团结婚是在上海市政府的直接参与下实行的。
1935年4月至1937年4月，这段时期上海的集团结婚主要由社会局主办。其基本程序为：社会局登报通知登记报名，然后进行调查核准，并在报纸上公布参加者名单。典礼前一日举行典礼演习。
最后，由市长、社会局长证婚，正式举行典礼。
首先，社会局规定举办典礼地点、时间等诸多事宜。举办地点定于上海市政府大礼堂。举行典礼时间，原来拟定为每年元旦、孔子诞辰、双十节、总理诞辰，以期以典礼加深民众对于国家和政府权威的认同。考虑到每年四次的结婚典礼远远不能满足新人需要，1935年2月7日公布的集团结婚办法中规定，每月第一个星期三为集团结婚日，参加典礼的人数限额每届50人。后来因为民间习惯，第四届起改为每年二月、四月、六月、十月、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三举行，每年五次。［2］从1935年4月到1937年4月，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共举办了13届集团结婚典礼。
其次，社会局规定了集团结婚参加者资格、缴费数额、参加办法、参加人数限额等。社会局规定：凡上海市民举行结婚礼者都可申请，申请表免费向社会局索取。当时上海一场普通的传统婚礼平均花费约200元。［3］以年均收入500元的普通工人家庭计算，一次婚礼就要耗去年收入的40％，远远高于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而抗战前，每对参加集团结婚典礼者只须缴纳20元登记费，加上礼服的制作或租用费用，每对新人最多花费46.6元，最低只须23元，①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一个月的薪水，这样一来充分扩大了申请人的范围。此外，上海市政府从结婚登记申请、核准、公布、颁证几方面入手，逐步对婚姻进行国家统制。参加典礼的人数也有限额，前三届都是50对，由于第四届起修改了典礼举行时间，一时参加者众多，达到了142对。考虑到市政府礼堂的容积，自第五届起社会局规定参加典礼者限额为100对。［4］1936年3月，为让更多的结婚人有参加典礼的机会.社会局规定在登记日期内报名人数满150对时。额外的参加人准予下月第一个星期三继续举行典礼一次，每次仍不得超过100对。②再次，对集团结婚的仪式也有详细规定，充分考虑政府权威与民间力量的和谐。仪式是象征性的、表演性的一整套行为方式。上海市政府拟定的结婚仪式主要包括：1.奏乐；2.来宾入席；3.证婚人入席；4.主婚人入席；5.结婚人入席；6.行集团结婚礼，结婚人各向对立行三鞠躬礼；7.证婚人印发结婚证书，结婚人一次具领，仍退入原位；8.证婚人发给纪念品；9.礼成。［5］通过对集团结婚仪式的规定。不仅简化了传统的、烦琐的婚姻仪式，更为重要的是逐步瓦解传统的婚姻仪式对人们的影响，让参加者形成共同的集体记忆，强化民众心中的国家权威。
仪式作为一种操演，往往对参与者及其着装、空间位置及行为均有诸多要求。对于集团结婚的参与者，虽然在法律上婚姻只须结婚当事者自行决定。并不必须有家长的同意或家长参加结婚仪式的规定，但政府为顾及现行大家庭制度及民众的习惯，仍订有主婚人在场参加。在礼服的采用上，虽然中山装、西服等早已出现，长袍马褂在国民军北伐的时候更是在被“打倒”的行列，但在集团婚礼的典礼中。新郎着蓝袍黑褂，新娘则白衣批纱，参加典礼的市政工作人员也均着蓝袍黑褂。以示典礼的庄严、隆重，玄色马褂赫然成为一种礼服。在礼堂布置上，当中置放总理铜像、党国旗，整体采用中国传统的喜庆色——红色为主色调，以红毯铺地，以红带、喜烛为装饰，并以宫灯引领新人入席，兼具政治理念与民间特色。于是，在典礼中可以看到典型的中式马褂与西式的婚纱并列，传统的红烛映照下，新人行着现代的鞠躬礼，很多新人参加完集团结婚典礼后，继续参加传统的婚宴，③中与西、新与旧在此相互参照，和谐并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