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一元捐，是人人易出的捐。……常年一元捐，是活命的捐；……常年一元捐是良心发现的捐；常年一元捐是爱国的捐；……常年一元捐，是因果的捐，俗语说做好事有好报。……要自己好报的，快快做好事；要别人好报的，快快做好事；要中国好报的，快快做好事。《上海贫儿院第一次报告》，上海图书馆藏。
一方面，为了广泛地动员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人群，短短的一段乞赈词中即从救命、良心、因果、爱国等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劝募；另一方面，从募捐宣传上也体现出与传统施舍观不同的地方，“除了因果之外，还提出了‘富儿是中国人，贫儿也是中国人’等体现人人平等的主张。现在救济难童或灾童就是为了国家的未来，‘就是要中国发财的捐’，是要中国‘好报’，把慈善事业与民族的兴旺发达联系在一起。这说明当时的国人对慈善事业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具有了现代慈善观念的一些因素。”李国林：《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组织研究（1912—1937）》，华东师大2003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33页。慈善的公益型、非营利性和超政治性使之获得了最大多数仁人善士的支持，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
三、募捐结果与启示
“政府机关，公私团体，首先倡导。海内人士，亦闻风相应，富者斥其赀财，贫者节其衣食，而友邦政府、海外侨民踊跃输将”，上自社会名流，下至店员伙计，都卷入到这场有声有色的全国募捐总动员之中。“位卑未敢忘忧国”，救灾亦无贫贱之分。人力车夫、青楼妓女这些社会边缘群体也不例外，上海的人力车夫也捐上几枚铜板，“以换取作急募纪念的小徽章为荣”，上海飞星人力车公会捐款《江苏水灾义赈会征信录》，第42页。，“塘西妓女杜鹃捐赠棉衣”《天光报》1931年12月22日。，甚至连狱中死囚也被动员起来，“狱中死罪定谳之犯人尚捐一元者”转引自［韩］朴敬石：《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这种全社会对于水灾救济的高度关心，以及义赈募捐机制的成功运作，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汇成了与官赈遥相呼应的另外一股实力强大的救灾力量，对崛起中的官赈起到有效的补充作用。“募款额数，自每人一元至三十万元，应募之迅速，在一周内已集一百万余元；募途之普及，自通都巨邑而达于山陬海滨”，自1931年8月，迄1932年8月，一年之间募款达770余万元，其以物力捐助，如衣服、食品、米粮、熟食、肥皂、被毯及贵重药品等数以亿万计，连宣传之印刷品亦由某商店独立义务承担，“自古办理荒政多恃输将，而未有斯役之巨也”《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征信录》，“序言”。。
1931年江淮水灾救济取得了很大成就，自然离不开募捐一环的成功展开，得益于有效运行的募捐机制。其中，官方与民间社会的交叉合作与缺位替补的互动关系，是义赈募捐机制良性运转的背后枢关。国外学者在探讨外部环境对民众参与公益事业的影响时，往往强调三点因素：一是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否成熟。二是财税制度对于向公益事业捐款是否有明确的奖励性的倾斜。三是社会发育是否成熟。包括民间自组织的能力和社会公益意识如何。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175页。这三点一般被认为是较为成熟的衡量标准。笔者认为，民国以降，民间专业性的慈善公益团体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类救灾会、红十字会、育婴堂纷纷成立。根据抗战前夕国民政府内政部对全国慈善设施的调查统计，在18个省566个县中，慈善团体兴办的救济设施共1621个转引自邓云特著：《中国救荒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43页。。这些慈善团体成为民国时期社会公益的民间性主导力量。慈善团体的运作经费及其捐助经费主要来自社会捐款，包括国内外团体、公司、企业及个人，而商会和工商同业公会等商人团体往往成为慈善团体募捐的经常对象。
显然，在一个发育成熟的社会里，政府一方面借助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另一方面借助于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实施对社会公共事业的管理，既可节省财政开支，降低服务成本，又可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Kettl，1993；Savas，2000.转引自王名、刘培峰等著：《民间组织通论》，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在面临公共安全威胁时，灾害很大一部分在社会体制内就获得了疗治与恢复，大大减轻了政府的压力。从这一角度来说，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和第三部门的崛起，将成为联系个人与国家间的纽带，有利于社会动员，增强社会的自我修复与稳定功能，充当政府社会行政职能的强有力助手和补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本文原发表于《河北学刊》2008年第2期
介绍、服务与职业培训
——国民党社会部上海职业介绍所简述
彭运华
抗战结束后，国统区的经济状况仍极恶劣，由于日伪连年的搜刮，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工业凋敝残破，大量职工失业，社会问题严重。国民党社会部曾于1945年9月，在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等大城市筹备成立职业介绍所，冀图通过安置无业和失业工人的做法，来达到安定社会复兴经济的目的。1946年元旦，上海的职业介绍所正式成立，现对其职能运作及其延伸服务的情况略作叙述。
一、就业介绍与服务的延伸
（1）介绍程序与测验：
从原则上说，职业介绍的大门向所有的人敞开——凡中华民国公民均可申请介绍职业。但必须符合一定的限定和遵循程序。凡求职者必须亲自来所填写规定之表格，经本所职业谈话后，方准登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就不能予以登记介绍：“1.未达到法律规定某种工种劳动年龄者；2.吸食鸦片或其它代用品者；3.有恶性传染病或不良习惯者。除此之外，有下列情形者也不予登记介绍：经本所介绍得业主求职者如因违法旷职或其它过失被斥退开除。”这些登记介绍规定配合了《劳工法》的实施，对有吸毒等不良嗜好者是一个小小惩戒与警醒，也为了避免给用人单位造成不必要的不良影响。
求职者登记后，按规定要进行测验或考试，就是对登记人以体格及技能的测验或考试。职能知识测验，用科学的方法来测量求职者对于某项职能知识的程序，其目的在确定求职者对于其所宣称的知能与技能，这是进行职业介绍的一个重要手段。测试分为口试和笔试测验。囿于条件，当时以口试为主。口试测验法：即用口头回答的方式对求职者关于某种职业执行任务时应具有的基本技能经验和职业知识进行测验。用口头回答，此法虽不能测验技能，但可以通过问答探询受试者各项必备的知识以及确定其重要知识亲自体验的深浅。这是最基本与常用的一种测验法。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笔试。有些职业知识、技能并非全凭谈话能了解，必须对其进行笔试。现把上海职业介绍所笔试的内容略述以下：1.加减正误测验——内容极为简易，加减的答数在120以内，以判断正误的形式出现；2.指出错字测验——内容为一篇文章，被试者只要划出错字即可，不必更正；3.划字测验——一篇文章有10个毫无意义的字，被试者只要划出即可；4.号码代字测验——上面列有一个单字和号码对照表，下面列有35行单字，每行4个，被试者参照上表，列入代替的号码；5.归类测验——内有36个人名，每个人附有地址，被试者把人名按其地区归入表内：6.默读测验——内有5封短信，每封信附有两个问题，每个问题有3个答案，被试者把对的写出：7.算术测验——内有算术10题，加减乘除都有，被试者把答案写出；8.常识测验——内有22个字，每句中的次序倒乱，受试者不必更正，只需根据意思重写一个句子即可。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笔试相当容易，但只要我们虑及一下当时整个国民的文化水平就不足为奇了。
（2）方式的创新
许多职业介绍机关工作偏重于守，守株待兔式地等候求职求才者来登记，在事与人碰到适合时候，就居间介绍，这种被动方式在实行人才统制、强迫分配时或可以采用，在人才求过于供时也可勉强为之。但在失业、无业人数非常庞大和人才供过于求的当时，就显然落伍了。因此社会部上海职业介绍所转变观念，一方面利用现代传媒加强宣传，扩大影响，造成风气；另外一方面发扬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精神，派工作人员到厂矿、机关调查、联系，寻觅就业机会.为了加强宣传、扩大影响，介绍所采取了下面几个措施：其一，缮写标语——就是在职业介绍所大门口、民众职业介绍处、工会职业介绍处、南市职业介绍处还有交通要道、车站马头处的墙壁上书写如“为人择事，为事择人”等标语，且用颜料、油漆书缮，以保持久远。其二，在放映电影前作广告——40年代的上海电影业颇为兴盛，观众不少，他们认为若是职业介绍能利用电影进行宣传，一定会收很大功效。所以职业介绍所与各大电影院联系，恳求各电影院在放映前义务播放求职求才广告。广告语不少，最常见的是“你现在需要谋事吗？你在事业上需要增加人才吗？要解决上面的两个问题，请到上海职业介绍所来”。其三，报纸宣传——40年代上海的报业极为蓬勃，利用报纸登载求职求才消息，对于职业介绍也是良计妙策。且各大报纸，如《申报》、《大公报》等都发扬了奉献精神，免费刊登。除此之外，还有广播、口头宣传形式。
其中布告、新闻稿、通讯发布的次数和觅得的机会都远远地高于口头宣传和广播发布。新闻稿、通讯刊布在报纸上，而布告既可在电影院播放也可刊载报纸上，还可以张贴街头巷尾、电线杆上。口头宣传，口口相传，不足为信，传者也未必负责。利用广播宣传收效不大，因为在当时收音机属于“高档”产品，普通市民尚属稀罕，那些急欲求职的人就更不待说，所以利用广播发布消息和觅得的机会自然微乎其微。
为了取信社会和用人单位，形成良性互动，介绍所设计了“用人意见调查表”对被推荐得业者进行跟踪调查。调查表内容主要包括：推荐得业得服务情形、担任职务、月支薪金、奖罚情况、勤惰情形、责任观念、有无特殊贡献、有何特殊表现、对被推荐得业者有何意见或建议等。为配合这一措施的实施，介绍所还作出一条规定：“凡是因表现不佳被用人单位开除者，本所一概不予推荐”。
（3）寻觅求才机会
推广组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关于各机关公司行号厂商之联系及求才调查事项”。他们在实际操作中，也是想方设法，捕捉信息，寻觅求才机会。下面笔者转引几则调查组的组务日记：“访询对象：中国农业机械公司。任务：奉命访问，推介求职者。该公司最近招收大学机构系毕业生30个人，特设训练班训练助理工程师，还拟招聘若干人，于是觅得3个就业机会，蒋君（该公司一负责人）复谓其本人与丁组长（介绍组组长）系同学，嗣后若有机会定当协助，先向本所接洽”；又加“访问对象：新亚药厂，得闻本所介绍成功之书记任王襄辞职，前去联系推荐张君以试用，若不称职当请本所另行介绍前去试用”。据统计，1947年2月访问48次，觅得求才机会148个。从诸多日记中发现他们在寻觅求才机会时，并不是走走过场，敷衍了事，而是想方设法，甚至挖掘利用各种资源诸如同学、老乡、朋友等等不一而足，且收获较为丰厚.不但如此，还与各用人单位加强了联系，增进了了解，为以后寻觅求才机会创造了条件。另外，还采用间接访问、通信等方式，但劳多功少。据职业介绍所档案中的第67卷记载：1947年2月间接访问78次，觅得机会27个；通信80次，觅得机会25个。至于间接访问、写信收获微薄的个中缘由，我无法知其详因，但道听途说、托人介绍、公函寻觅等方式的效果定然不如登门拜访之佳。另外，为增加就业信息还组织得业者协会。该组织规定：“凡是经过职业介绍所介绍的得业人员为当然会员；热心职业介绍的为赞助会员。平时互相联络，遇到本机关或是其它机关有求才机会，随时通知本所，以便派员联系，配合介绍。”这种善于挖掘利用各种资源的做法值得推许。一般而论，通过职业所介绍介绍的得业人员有“反哺”感恩之情，因此，一旦遇到有求才消息还是会通知职业介绍所的。至于得业人员协会会员有多少，觅得多机会，档案中并无明确记录，但据档案记载：“1947年2月通过间接访问、通讯觅得的就业机会为52个”，应该说这些觅得的机会就包括得业人员提供的求才信息在内。
二、职业培训与补习学校
（1）职业培训
在当时的求职业者中，无所专长者居多，而那些不含技术性的粗工，大多为工厂中的工头或同乡所介绍，所需技术性、半技术性的人并不多。所以出现了“事不得人，人不得事”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职业介绍所兴办了职业教育与培训。其目的就是用一种继续教育的方式，使职业青年得有补充其已有职业应具的知能，以提高其学业程序，增长其实用技能、生产能力，并陶治其品格。
职业培训并非无的放矢，有职就训，而且遵循市场导向。也就是职业技能的开发要紧紧围绕劳动力市场的要求来推展.培训机构有意识地定期收集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定期地对用人单位进行调查，通过种种措施力求掌握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情况，根据这个变化，结合职业的实际制定培训的内容和举办培训班。培训分为两类：一类为技能性训练，包括无线电维修、汽车修理、机械制造、电讯、排字等：另一类为知识型的，包括初、高级薄记、会计、保姆。
职业介绍所自成立以来，职业培训从未间接，职业培训的时间为2—5个月。人数最多的是装修班，包括汽车修理与驾驶技能的培训。抗战结束后，上海交通运输可谓发展蓬勃，与其相关行业也就兴旺。报名稍晚者还难以获此培训机会。培训班的人数多寡不一，各班人数构成中性别差异很大：如无线电维修班47人全是男的；装修班55人中有49人是男的；保姆班中全是女的。这说明了性别与职业选择的倾向密不可分。
介绍所在举办职业培训班时，面临着诸如场地、设施等困难，譬如，在上海给装修班联系操作实习场所未果后，他们便派人奔赴杭州，与冶金工业学校洽商合办青年装修班训练。
（2）补习学校
抗战胜利后来沪的青年是在社会动荡、战争连绵中成长的，所以失学、辍学的不少。职业介绍所为适应社会需要，根据社会部青年升学就业指导实施办法及参照教育部颁发规章增设初中班，使初中阶段失学青年得以继续完成学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