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研究天文学史的专家们说，曾参的解释是一种政治附会，因为最初的“天圆地方”概念，与我们今天的阐释是不同的，“最早，原始人看天穹，有如一个倒扣着的锅，大地是平的，这种直观感觉就是天圆地方”关于“天圆地方”的讨论，请参阅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5—203页。。根据这种观点，地方之“方”的本义，指的是“地是平的”。古人的认识是否确实如此，今天已不得而知，不过，后人却实实在在地用方方正正的“方”，来理解所谓“天圆地方”的后一半含义。这种宇宙结构的描述，不符合人们的直觉印象，于是引发了先秦思想家们的疑惑：假如真的天圆而地方，半球形的天穹和四方形的大地，怎么能够吻合呢？
结论正像故事所解说的，由于儒家学者的“一锤定音”，“天圆地方”的学术讨论，转换成为一种明哲的政治理论，用以阐释所谓“天道”、“地道”，以及治国安邦的天人关系理论人道。
这种理论，作为政治武器，作为世代流传的传统信仰，在历史上影响至深。
翻开史书，几乎随处可见它的记录；放眼世间，几乎到处都有它的遗迹：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性建筑——明堂，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所在地——辟雍，巍巍的天坛，滞重的地坛、社稷坛，历尽沧桑的辇车，广阅春秋的古币，处处有天圆地方的幽灵在徘徊。甚至连服饰风俗，也受到这一哲理化的宇宙意识的影响。统治者的教化，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庄子·田子方》有这样一段记载，鲁哀公时期，庄子与哀公有过一次接触。当时，鲁国有许多儒士，他们头戴圆帽，身穿儒服，以显示他们上知天时；脚穿方鞋，以显示他们下晓地理。这些人夸夸其谈、不学无术、蝇营狗苟、一心干政。庄子劝哀公说，有学识的君子未必穿这种服装。戴圆履方的人，未必有真才实学。陛下为什么不下令——无真才实学而穿这种儒服的人，处死罪！于是，哀公下了一道命令。五天之后，鲁国几乎没有人敢再穿这种戴圆履方的儒服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关于天圆地方的附会，已经深入到古代生活的细枝末节。天圆地方，作为一种含有浓重哲学意味的宇宙意识，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中。“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于不经意中脱口而出的千古绝唱，不正是那古老的天圆地方学说在古代文学艺术中的灵光显现吗？
尽管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理论，长期以来企图制约其他理论的发展，然而，科学文化的发展还是送来了许许多多新理论。中国天文学史上，“浑天说”就是一种与“天圆地方”理论不同的学说。它带有一种新的科学生命力，并以其掩盖不住的光彩存在、发展、延续，与“天圆地方说”并驾齐驱。
然而，“天圆地方”理论早已长期与政治、与观念形态联姻，决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面对着异军突起的新学说，一场旷日持久的天体论争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了。
二并峙三雄
在繁缛的中国天学理论中，为人熟悉的古代天体论主要有三家，即“盖天说”、“浑天说”与“宣夜说”。
“盖天说”与古老的“天圆地方说”一脉相承。《晋书·天文志》认为，两说都出自于“周髀家云”。确实，“盖天说”的宇宙体系，正记载在《周髀算经》一书里，是周髀家们的理论。这本书把天描述成为斗笠的形状，大地像一个倒扣着的盘子。宇宙结构呈现斗笠盖在覆盘上的形状。在这种别出心裁的宇宙结构里，天地都是中间高，四边低，所谓“天地各中高外下”；而“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房玄龄：《晋书·天文志》。。这最高处，苍天距离大地达八万里，而四边低下之地，天地间距两万里。在这种图式中，天扎扎实实像一只大斗笠了。在这种理论中，所谓“地是平的”这种古老传说似乎确实言之有据了。
“浑天说”的宇宙模式见于张衡《浑天仪注》的描述中。张衡认为，浑浑沌沌的宇宙，它的形状就像一只鸡蛋，天圆圆的，包在地的外围；地也圆圆的，像一只蛋黄。天地为阴阳二气之精，地浮在天体之中，就好像蛋黄浮在鸡蛋之中。由于天和地都是圆的，地罩在浩瀚的宇宙中，太阳的东升西落，二十八星宿晚间的半隐半现就容易理解了。又由于天体在运动，永无休止，浑浑沌沌，所以就叫做“浑天”。
“宣夜说”据信是在宣传一种宇宙无限思想的理论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3、195页。。它认为，天没有实质，清清淼淼，高远无极，仰而望之，莽莽苍苍，其实都是大气。日月星辰，就自然浮生于虚空之中，不管是运行，是停止，都离不开气的作用。李约瑟先生十分称许这种宇宙论。他说：“这种宇宙的开明进步，同希腊的任何说法相比，的确毫不逊色。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僵硬的同心水晶球概念，曾束缚欧洲天文学思想一千多年。中国这种在无限的空间中飘浮着稀疏的天体的看法，要比欧洲的水晶球概念先进得多。”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3、195页。
由于“宣夜说”理论体系过早失传，到东汉蔡邕便已宣称“绝无师法”，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天体论争，主要集中在“盖天说”与“浑天说”孰优孰劣的论争上。
从科学的角度看，“天圆地方说”、“盖天说”、“浑天说”等，代表了华夏民族宇宙意识的不同阶段，反映了人类认识自然由低级渐趋高级的认识规律。用浑仪、浑象进行天文观测，采用“浑天说”理论解释宇宙生成、描述天体视运动，其准确性、科学性都远较“盖天说”为进步。承认并接受这一现实，对于科学的进步与认识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浑天说”的价值并没有立即被人们所接受，相反，历史上非难浑天、主张盖天即天圆地方说的大有人在。两种体系、两种学派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浑、盖之争”。
三从浑盖之争到浑盖合一
“浑、盖之争”的爆发，似乎是一种必然，“浑、盖之争”的背后，有其坚实的文化基础。
汉人桓谭在《新论》中记述了“浑、盖之争”时期，“浑天说”被接受的艰难情况。由于古老的“天圆地方说”对文化辐射与渗透，“盖天说”的理论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而“浑天说”却不能如此幸运。像扬雄这样的学问家，博古通今、著作等身，开始也对浑天理论嗤之以鼻。桓谭决心使扬雄接受“浑天说”。于是，在一次上奏朝廷，等待接见的过程中，桓谭把扬雄请到白虎殿廊庑下，以实际观测的方式，用现实的感受，打比方、举例子，终于说服了扬雄，最终相信浑天说的合理性。被说服后，扬雄反过来提出八个问题责难“盖天说”，这就是他的所谓《难盖天八事》。
在当时像扬雄这样的大学问家接受新事物尚且如此之难，其他方面的人们可想而知。
南北朝时期，梁朝宫廷中曾展开过一场“浑、盖之争”，梁武帝萧衍召集一群儒生于长春殿进行论辩。论证的结果，观点得到了统一。这些儒生所撰写的要义，异口同声，口诛笔伐浑天说，传统的天圆地方理论，又一次取得了辉煌胜利。
宋代朱熹赞成“浑天说”，他站出来说道：“浑仪可取，盖天不可用。试令主盖天者做一个样子如何做？只似个雨伞，不知如何与地相附着？若浑天，须做得个浑天来。”朱熹：《朱子全书·天度》。朱熹的论辩很有力，“盖天说”提供的根本不是个完整的宇宙模式，天与地的关系，没有一个科学的解释，也无法做出一个模型来。当年，曾参和单居离所讨论的命题，并没有多少进展。倒是“浑天说”，从理论到实践，对此有一个较好的解释。
就这么一代又一代，这场论争延续了许多年，一直到大清，乾嘉学派的硕儒钱大昕，在哥白尼的天文学理论已经传入中国的背景下，还对盖天的理论一往情深。他说：“欧罗巴之俗能尊其古学，而中土之儒往往轻议古人也。盖天之说当时以为疏，今转觉甚密。”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三。
“浑、盖之争”的结局，导致“浑、盖合一”现象的产生。北齐时代的学者信都芳试图出面调和浑盖二说：“浑天覆观，以《灵宪》为文；盖天仰观，以《周髀》为法。覆仰虽殖，大归是一。”李百药：《北史·信都芳传》。南朝梁人崔灵恩也说：“先是儒者论天，互执浑、盖二义。论盖不合于浑，论浑，不合于盖。灵恩立义以浑盖为一焉。”姚思廉：《梁书·崔灵恩传》。
从“浑盖之争”到“浑盖合一”，表面上看是天文学说之间的学术问题，但在这学术争议的现象背后，蕴含深刻的文化意义，有其坚实的文化背景。
从文化史角度看问题，盖天说与浑天说是人类认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认识过程，是在观测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从上面论及的曾参以及单居离等人对天圆地方说的思考来看，浑天说一类较为进步的理论认识本来可以普及得更早更广，因为人类思维的发展在那时已不满足天圆地方说提供的非科学解释。然而，由于天人合一文化传统的作用，某些政治因素的制约与影响，那古老的理论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人间正道”，揭示了正常天人关系的“天理”，因而占据着传统的文化舞台，久久不肯退去。即使稍作退让（如从“浑盖之争”，退到“浑盖合一”），也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仍然不忘钟情于天圆地方一类传统理论。这不可不谓是中华文化的一种特色。
简单地说，盖天说即天圆地方的理论，在阐发政治、伦理理论时，得心应手，是政治家实行教化、阐述天理的得力武器。天圆地方、天尊地卑，反映着万古不变的统治信条。而浑天说，天地俱圆，又都充斥着气体，旋转运动，永无止息，无所谓上下之别、等级尊卑，较难附会天人合一的理论，不利于政治统治。天圆地方说，高扬“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天尊地卑，等级分明，既符合儒家的理论，又符合统治者的心意。借助这类理论，就是借助天所提供的神圣权威，有益于建立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机制，阐释“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的道理。坚持“天圆地方”说就是要为人间提供所谓“规矩”，所谓政治要义。有了这一前提，天体论争，根本不可能在科学、公正的氛围中进行。因此，天圆地方说何以经久不衰，何以潜移默化，进入民族文化心理深处，也就容易理解了。在这一文化原型的作用之下，我们民族的始祖神——伏羲、女娲，何以被设计成手执规、矩（规以划圆天，矩以划方地）的形象，不也已了然于心了吗？
由此而联想开去，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过多地受累于这早熟的、以教化为基点的人文文化，这可能是它没有能够飞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