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自然，面对不明飞行物，面对百慕大群岛、尼斯湖怪等尚未认识的科学课题，现代人也常有无可奈何的感叹。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古人要科学解释自然现象，谈何容易！然而，谢谢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老人家没有忘记赋予人一种天才——无穷的求知欲与无尽的解释欲。以此为内趋，人从没有面对知识的高山、问题的大海畏而却步。相反，他们以十倍的热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人之变，思索自然与社会、苍天与人世的关系。于是千秋万代之后，便留下了一条心灵发展历程的明显轨迹。
天命隐显与沧桑之变
对于天，及至人所创造的天国，人心向往，其意殷殷，几千年如一日。然而，谁也无缘亲自考察探看。神秘的向往，解释的欲望，产生了种种神灵仙怪的体验与臆测，产生了种种试图说服别人的论争。论争是正常的。论争中潜藏着发展的契机。中国的天人关系理论，正是在论争中，波浪起伏地向前发展的。
一、天命：一个古老的信条
在中国，最早流行的天人关系理论，要算是“天命论”了。
天命，是一个具有神秘意义、有定数的道德范畴。天命论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由一个统一的超自然神主宰。天上的秩序，人间的政治，都是那超自然大神的意志的显现。神按照一定的标准与原则，挑选、命定某一德行高尚的姓氏统治天下，该姓氏受命，在其定数以内，代表天神的意志，拥有神圣的权威。
这种上天的意志与上天的选择，便是所谓“天命”。
天命不可违。这是上古以来的一条原则。任凭风吹浪打，原则依然如故。其严肃性，在下面的故事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左传·宣公三年》这样记载着“问鼎”的故事。该年，雄才大略的楚庄王攻伐一个叫做陆浑之戎的少数民族，来到洛水之滨，就在周天子境内陈兵耀武，意在进行军事示威。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军，楚王问起九鼎——周天子统治权的象征物。王孙满深知楚王篡权的用意，正言厉色回答道：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载《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宣公三年》文。
王孙满向楚王强调，上天赐福给有德之人，使他施行统治，这就是天命。天命是有一定期限的。周成王定鼎于郏鄏之地，当时进行占卜，预言周朝将传三十世，享国七百余年，这是上天所命的。如今，周朝之德虽有衰减，但天命尚未改变，所以鼎的大小轻重不能询问。当时是公元前606年，上距成王定鼎只有四百余年，王孙满据此警告楚王不要产生非分之想。这就叫做天命不可违。
楚庄王和王孙满，都不懂得什么叫“历史唯物主义”，所以，“天命”在他们心中是实实在在具有权威的。甚至可以说，在周天子势单力薄，不堪一击的情况下，之所以尚得到中原各大国名义上的拥戴，出现“尊王攘夷”的局面，这种政治现实本身，反映了人们对天命论的遵奉——周朝衰弱，“天命未改”，因此，如果周天子在政治、军事上受到威胁与侵犯，仍不乏“勤王之师”护驾。一部《春秋》的微言大义，始终不离“尊王攘夷”几个字。所以，楚庄王当时虽然强大，在受到王孙满斥责之后，也只好作罢。
孔子周游列国，宋大夫桓魋要杀他，孔子毫无惧色，从容而走。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当游匡受阻，被匡人围困，孔子又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老夫子对天命的信奉，可谓至深。
至于孟子谈天命，则讲得更明白。在《孟子·万章上》一篇中，孟子大谈天子得天下与“天”的关系。他认为，某人能登上天子位，是出于“天”的意志。他说：“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可见，亚圣也是信天命的。
圣贤大德、志士仁人都如此认识，怎能不沾溉世风，濡染风俗？因此，敬天祭神，遵行天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最大的政治。尤其是孔子直言告诫统治者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更被奉为金科玉律。今天看来，这些理论已显得荒谬可笑，然而，作为我国先民探索宇宙统一性的阶段性成果，它记录了我国先民心录发展史的一个历史阶段。该理论长期用来指导社会实践，对于巩固统治地位，统一社会认识，在古代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二、波浪起伏与观念主潮
“天命论”风行于三代，是上古最有代表性的观念信仰和理论武器。到东周列国，礼崩乐坏，原有的天人关系理论，似流水落花，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维系人心，维持一个庞大的政治机器良性运转。于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直闹到战国后期，方出现新时代的曙光——统一天下成为历史潮流，势不可挡。
历史的契机呼唤新理论。于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天人相分”的观点应运而生。与“天命论”不同，荀子的理论引导人们注重人事，着重研究现实的社会问题。他“不求知天”，“不慕其在天者”，只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和知识水平，以便达到让天地万物为人类造福的目的。这些进步的理论观点，为解放思想，迎接统一，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荀子的学生韩非，继承了天人相分思想，不信天命，注重研究社会现实的变革问题，形成法家的系统的政治理论，为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荀子的另一个学生李斯，则把这套新的理论付诸实践，终使秦王嬴政吞东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曾几何时，这个前无古人、不可一世的王朝，因苛政猛如虎而引得天下人揭竿而起，梦想“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至无穷”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秦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急风暴雨中，土崩瓦解，一朝覆亡。
总结亡秦历史教训，正如当朝政治家贾谊所说：“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过秦论》。西汉初年的统治者如梦初醒，那种藐视天道、不施仁政的理论和实践，是导致秦王朝土崩瓦解的重要原因！再造神灵，锻制精神信条，用由来自天的神权统一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信仰，实行仁政，是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于是，从高祖刘邦开始的秦亡汉兴之因的理论探讨，逐渐导致仁义之学的走红，今文经学从此受到社会上层的青睐，至武帝制礼作乐，百家之论被逐下神坛，儒学大师董仲舒倡导的“天人感应”神学理论独领风骚。
董仲舒的理论强调天人同类，人副天数。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董仲舒：《春秋繁露·顺命》。，人也是天派生的，叫做“为人者，天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所以人处处与天相应。人体有骨节三百六十五，跟一年日数相副；人有大骨节十二，跟一年的月数相副，五脏跟五行相副，四肢跟四季相副。有数的，数量上相副，没有数的，按类也相副，这就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义》。。根据同类相应的道理，天人可以相互感应。天、君、臣、民于是必须合于这样的关系模式：“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
这是一种高度机智的理论：借神权确立皇权权威，而又不使之走向极端；实践意义强，又使统治者心悦诚服。于是导致天人关系理论在中国迅速趋于成熟，形成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
此后，闪光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理论虽时有发生，有些甚至影响深远，如王充的“天道自然论”，贾思勰的“人定胜天论”，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的理论等，在不同时代发挥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历史地看问题，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理论，作为观念上的主潮，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几千年沧海桑田的历史演变中，这些观念潜移默化，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各民族中承传。时至今日，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近百年的扫除，民间仍到处可见“天人感应”的附会。的确，现代化的春风，尽管早已给当代生活披上明快的现代色彩，科学已发展到高科技时代，但是，作为中国人，即使您对红山文化女神庙不感兴趣，无意到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徜徉游历，也不曾在明清故宫发故国之幽思，生活中，您也难免被现代人视为不经的信息不期而遇：
——20世纪70年代中，东北落下一场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其规模、其重量，令世人瞠目。时过不久，几位领袖相继去世。于是，沉寂多年的天人感应理论悄然又起：巨星陨落与领袖逝世被传奇般联系在一起，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说得神乎其神，使人感到似乎在重温一篇古老的演义小说。
——唐山大地震，无情地吞噬了几十万同胞的家园。有人却弹冠相庆、迫不及待，跃跃欲试。说什么“地震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百姓后来说，那场地震，正是颠覆那幸灾乐祸、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个人的新地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应该说，都是天人感应学说的现代解说词。
——长白山森林大火熊熊燃烧，月余不熄，举国惊动。一方受难，八方支援，谱写了一曲人的本质力量的时代进行曲。后来，有人传说，某红歌星不该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什么《一把火》，“火光熊熊照亮了我”便是一种感应。否则，哪会有场损失惨重的灾害？这种现代天人感应说，可真叫人哭笑不得。
——龙年：20世纪最后一次本命年中，飞机失事，火车出轨，一时间街谈巷议，人心惶惶。于是，短短的时间内，商店里的桃、梨及同类水果罐头被抢购一空。据说，抢购是因为桃子可以辟邪。而且，桃梨谐音“逃离”，吃了桃梨，即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也难怪，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之举触目，如此多现代神话与古老禁忌袭人，否则，您对那些玄奥的中国文化的国粹，将可能如隔雾看花，不得要领。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整体的把握了。
起源于遥远年代的传统文化，有如涓涓细流汇成的江河。有些来自改造自然的实践，有些来自于神秘的原始宗教仪式，有些来自于先民们的原始思维方式。对天、天命、天的意志的崇信，对自然规律的虔诚遵奉，决定了中国文化必然形成突出的天人合一文化特色。
这种文化特点，在千百代的承传和积淀中，形成一个汪洋大海，使你打从诞生于这块土地时起便浸泡其间。于是，它必定制约、塑构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形成一种心理定式、一种稳定的思维模式。它影响着他们的文化创造，外化为独具风格的民族行为方式。其作用之大如此，使中国历代于集体无意识中关注着天人关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为中国学子追求的最高学术境界。唯其如此，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可不首先研究这几分离奇、几分神秘，同时又有几分理性的“天人关系”。而其理想的切入点，自然要属“天人合一”的命题。它就好比是条纲，纲举才能目张。顺着“天人合一”的思路分析开去，许多传统文化的疑团，便涣然冰释、迎刃而解了。
现代人看天，天是自然物质。而在古人眼中，它不仅具有物质属性，而且，首先具有杂多的精神属性。天是一个谜，天是一个梦。它在原始思维中闪发幽光，在观念化为物质的文化活动中持续发展。天，于是成为说不清、道不明的内涵丰富的文化哲学概念……足见这传统生命力之强大，这古老理论渗透、濡染力量之惊人。因此，许多学者称，由于天国信仰的深远影响，实践中“天人合一”即成为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特征。
“帝”的历程
《三国演义》有句著名的格言：“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推而广之，分合兴衰，起落浮沉，古来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自有其一定的原因，也有其一定的规律。具体审视天人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些重要环节，对人们认识文化发展规律，或许不无裨益。
一、绝地天通与上帝诞生
据说，根据睡而做梦的经验，人产生了灵魂观念。灵魂据信是个小精灵，是个藏在表象背后、操纵人体、指挥一切的主。灵魂观念的泛化使人认为，一切自然现象背后统统有神灵支配、操纵。这种认识，西方学者称之为“万物有灵”。
《山海经》在讲到“黄帝战蚩尤”的故事时，有“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的记载，风伯、雨师便是古人想像中的主管风和雨的神。而“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中的“魃”是干旱之神。此外，霹雷、闪电、日月星辰、洪涝灾害、四季风云，照例有神明主宰。加上动、植物与其他杂神，便形成了远古驳杂的多神崇拜现象。
在族团间，各部落原都有自己崇拜的神。后来，由于部落间的战争，有些部落联合起来，有些部落被夷为平地，地盘在不断扩大，神明的不断融合，文化的不断发展，迎来了文明社会的曙光。如传说中的黄帝轩辕氏，他以地处中原的“有熊氏之墟”为基地，联合崇信熊、虎诸图腾的部落，打败并兼容了炎帝、蚩尤民族，开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统一局面。因此，当文明社会晨光熹微的时候，多神并峙的局面，如百川归海，渐趋于一神统辖。
据《国语》中的《周语》记载，这一重大的观念变革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转化过程。
鸿濛初辟，人之原初，曾有一个旷日持久的“民神杂糅”时期。当时，天人关系是开放型的，出现了“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局面，人人都可以沟通神明，家家都有男觋女巫，反映的应该是各部落、各方国的文化现象，属于原始自然崇拜时期的状况。
历史蹒跚地走进传说中的黄帝、尧、舜时代，部落联盟向雏形的国家形态过渡，人们向往着天国的等级秩序，开始认为，民神杂糅、神人自由沟通的局面，不符合政治形势、社会关系的要求。于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爆发——“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司天司地的分工，产生了专业神职人员，普通氏族成员通神的权力被取缔，人开始像自己理想中的天国一样，走向等级秩序，走向实用的理性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则出现了多数服从于少数的圣哲的意志的现象。
这一重大转折，《尚书·吕刑》称之为“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绝地天通，意为断绝自由的天与地——神与人的交通关系，实现神权的垄断。该局面的产生与翩翩而来的新时代呼应。实质上是出于新政治需要，对原始宗教的人与天、民与神之间的泛化关系进行整顿与改造。史载，将要跨进文明门槛的颛顼、帝尧，都进行过这种整顿与改选，而那时正所谓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的初级阶段。
国家需要秩序。因此，对自然宗教中自由交往的民神关系，人的行动、人的信仰呈现的随意状态不能容忍。时代与政治的双重需要，促使人总结与思考。于是，圣哲们结合自己的体验，向统治者作理论阐发：天幕上，数不清的星辰，按部就班地围绕北极作规律性运动，不正是仁慈的上帝有意给人提供的一种启示？那主从有序、集体向心格局不是非常相像政治秩序的理想模式吗？用古有的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