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民间文化（包括与民间文化密切相关的民间文学）始终与文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构成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精神资源。充分地揭示民间文化的意义，不仅可以从本土文化的角度进一步解释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而且能够发现文学史叙述中的民间文化与其它各种文化形态的联系，使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与本土经验、记忆、信仰、伦理和历史传统之间建立广泛的精神联系，推动民族的、个性的文学建设。在目前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通过原型建立起中国民间文学、文化与新时期小说的深厚联系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我们的写作目的就是试图通过对传统民间故事、传说中的“原型”在新时期小说中的呈现方式进行分析，探求新时期小说中民间文化的意义、民间审美的特点及其文学演变的某些规律。
：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题原型”
不同民族的文学受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今道友信认为：“在西洋的思想史上，人一开始就在宇宙中占据着独立的存在，人不是自然的兄弟，而是以自然为舞台的存在”。①●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使传统文化呈现出与自然和谐共处、融为一体的文化精神。在传统的民间故事、传说中，人和自然、其他生命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彼此共生共存于想象的艺术世界中，他们彼此之间的交往方式有着浓郁的道德化、伦理化色彩，其主题原型往往与忠义仁厚、善恶相报等内容联系在一起。在动物报恩系列传说和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等故事类型中呈现出的主题原型与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联系尤为密切。
钟敬文曾说：“中国古来传说中，有一个‘动物报恩系’，如隋侯救蛇得珠。杨宝救雀子孙四世为三公之类，不胜枚举。”②●在刘守华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中对于“动物报恩”的故事列举了两种类型：蜈蚣报恩与人虎情缘，“蜈蚣报恩”型故事的情节结构是：1、一年轻人（书生）救了一条蜈蚣（或蟾蜍、蛇、青蛙），以后又一直喂养它，带了它上路；2、途中听一声音叫他的名字，他答应了，别人告诉他：“这是恶蛇（或妖精），半夜里会来吃你的。3、他把蜈蚣放走，蜈蚣不肯离去；4、夜里，恶蛇袭来，蜈蚣与其搏斗，杀死恶蛇，蜈蚣也中毒死去（有的异文说此人在死蛇尸体中获得了宝石；有的异文说此人为蜈蚣立墓碑或永远纪念它）。与此类似的文本在浙江、四川、广西、山东等地都有流传。“义虎情缘”型的故事情节结构是：l、受困获救。虎遇到困难，（A）刺卡住喉咙或钉入脚掌。（B）卡在树杈之间。（C）难产。（D）掉入陷阱或猎人的其它机关，得到人的帮助，困难解除。2、恩人的厄运。恩人（A）被诬陷。（B）负困难度日。（c）无人赡养。（D）没有妻子。3、出山报恩。这两种故事类型的情节单元有所不同，但所表达的思想却非常接近，即人与动物相互依存、和谐共处。但对于“感恩的动物”来说，却常常遭遇忘恩的人，因此，在民间故事传说中还有一种类型是“感恩的动物负义的人”，在这一类故事类型中往往是人救了动物——动物感恩——人心贪婪，负义索取——遭受惩罚。在这些民间故事、传说中，人的世界和自然的动物世界是相联系的，表达着彼此关爱、同舟共济的美好情感。除此之外，在民间还有人与动、植物幻化的精灵成婚，共同克服困难、幸福生活的故事、传说。民间故事、传说中的这些类型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部分母题（或者说情节单元）发生置换，但其基本主题却没有太大变化。那么，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中，这种主题原型是怎样被呈现出来？在新时期小说中这种“主题原型”主要有两种呈现形态：1，像民间故事、传说那样，通过想象使自然中的动、植物幻化为人形，与人共存于生活的世界中，发生情感联系，构成虚拟的艺术世界。2，自然世界的人格化或人回归自然的自然化，使人和自然构成亲密、和谐的关系，在此自然世界中的动、植物虽未幻化为人形，但作家却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融入自然，使自然具有人性的意义，构成人的生命存在的一部分。
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中，有许多把自然世界中的动植物拟人化，让它们幻化为人形，具有人的情感和思想。韩少功的《爸爸爸》中的蛇见了女人会动情，贾平凹《废都》中的牛会像人一样思考哲学问题，张炜《刺猬歌》中动物会变成女人与人生活，等等。在通过这种艺术方式呈现“主题原型”的作家中，张炜最为典型。从“主题原型”的角度看，张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三想》、《问母亲》、《我的老椿树》、《梦中苦辩》等作品应特别引起重视，在这几篇作品中，“主题原型”所生发出的意义，都体现在其后出版的《九月寓言》、《刺猬歌》等长篇小说中。张炜的这几篇作品所着力表现的都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的老椿树》和《梦中哭辩》的主题原型特征十分明显，它是“感恩的动物”和“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等民间传说故事的变体。《我的老椿树》与“感恩的动物”的故事相比，传说中的“动物”在小说文本中转换为“有灵性”的植物——老椿树。老椿树和那位老人相依为命，老人对老椿树的照顾可谓是无微不至，老树化为老翁与老人聊天时说：“我无非是一株草木，能有如此大寿，全仰仗小院主人几辈子的精心照料。”老人却感激老翁的慷慨周济，帮他度过了灾年，给他以生命。在张炜的这篇小说中，老椿树与老人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感恩，他们还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建立了亲如父子的深厚情谊，就这一点来讲，民间故事中的原型在这里生长出了新的意义。这种新意义的生成联系着张炜对当今社会与人、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在张炜看来，人不能脱离自然和其他生命而独立存在。当代人对自然和其他生命的肆意摧残必将带来人类自身受到惩罚。因此，在这篇小说中，张炜不仅复活了人与自然及其他生命之间平等的亲情关系，而且以柔情和爱意确立了生命的尊严，以坚韧和无私构筑起生命的辉煌，而对世俗的丑陋给予尖锐的批判。张炜的《梦中苦辩》这篇小说中又出现了“负义的人”的原型，这个原型是“感恩的动物负义的人”的变体，“感恩的动物”这一母题在这篇小说中不是叙述的重点，他重点叙述的是人怎样“负义”，怎样破坏植物、杀戮动物，人这样“残酷的对待生活、对待自然，必遭报应，你听说这样的一个故事了吧？一个人无法战胜他的仇人，最后就在身上缚满了炸药，紧紧地抓住了仇人，然后拉响了导火索！人类身后此刻就紧紧跟随着这样的一个自然巨人。”①●张炜小说中的这段话可以看作是《梦中苦辩》的主题，人对“自然及其他生命的负义”必然带来了自己的厄运。张炜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中，所构建的小说世界的“主题原型”在《刺猬歌》中演变得更为复杂，但从整体上来说其情节结构仍然是：人粗暴地对待自然、生命——自然、生命给人以惩罚。这样的“负义”原型，在张炜小说中有着两方面的意义：（1）在人与自然这一永恒的矛盾中展示了带有哲学意味的命题，呼唤着新的道德、伦理的产生；（2）由此进入现实，展示当代人的某些所作所为潜在的深重危机，表现出深沉的忧患情思。
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另外一种呈现形态，在这些作品中自然界的动、植物虽然没有幻化为人形，以“人”的方式与人发生意义关联，但自然的整体化人格隐喻，使人与自然发生了深切的生命联系。人“与苍天和大地神交成为他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①●自然界中勃勃的生命力、灵性、智慧融于人的灵魂中，使人的生命获得有意义的存在形态，这样的艺术世界无疑蕴涵着对世俗化现实的反思和对人的理想生命形态的追求。在这些作品中，一方面可以看到道家“天人合一”世界观对作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民间故事、传说中的主题原型的隐性存在。在民间故事、传说中，“感恩的动物”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往往化为“人形”或以人的方式去帮助、拯救危难中的人，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想象，但在这些作品中作家是直接叙述人与大自然的意义联系，并且不是在人所遭遇的具体事件上展开叙述，往往侧重于人的精神、灵魂方面的感悟和升华。从小说呈现形态角度来说，这些作品是传统民间故事、传说的情节单元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置换变形”——由拟人化的幻想向自然世界主观叙述的转换，所表达的仍然是民间故事、传说中反复出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依存的“主题原型”。自然赋予了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少年”音乐天赋，在天籁之音的熏陶下，他成为出色的艺术家；张承志《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感悟着草原的仁慈、深厚与博大，获得了灵魂的升华，捕捉到草原上无处不在的灵性和人生价值坐标；《北方的河》中的“青年”在“黄河父亲”的身上，体验到了旷健、深厚的精神和人生力量；邓刚《迷人的海》、郑万隆《老棒子酒馆》则让我们感受到汹涌大海和冰雪严寒背景下人的强悍气韵。这些作品中的“自然世界”都构成了人的生命存在形态的一部分，自然的精髓化作缓缓流淌的血液，给人带来生命和精神的活力。在这里我们也隐约听到了传统民间故事、传说中人与自然动、植物之间亲密呼唤的声音，这声音在人们心灵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是那么的深厚、有力、绵绵不绝。自然不仅是人类生命活力的来源，而且还是幸福、快乐的源泉；自然不仅赋予人们行动的力量，而且在人回归自然的自由中，还体验到生活的美丽和超越世俗的精神魅力。汪曾褀的《受戒》涌动着人生的自由和快乐，人在顺乎自然天性的生活状态中，演绎了一曲淳朴的爱情之歌。明海与小英子那种脱俗、自然的生命人格流露出的是人与自然合一的美丽。特别是小英子天然、纯洁、善良的形象与民间故事、传说中的哪些幻化的自然精灵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与此相类似的女性形象在贾平凹、张炜等许多作家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些自然化的女性形象寄寓着中国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对于真、善、美的追求。
在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中，人与自然关系中所呈现出的“主题原型”与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作家在与自然建立起有意义的生命联系时，在现实层面指向的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自然生态的失衡、人的异化及生命力和道德伦理精神的萎缩等问题的思考；而在文化层面指向的是，在与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对接过程中，构筑新的生命伦理和价值理念。主题原型的复现或转换的意义与价值也正在于此。
人与仙道幻境关系中的“主题原型”
在中国的民间文化传统中，虽然没有像西方那样发达的神话谱系，但却有着发达的、丰富的神奇幻想故事、传说，这些神奇幻想故事、传说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就是以神仙、佛道为重要角色与人间生活发生联系，在这样一些叙述文本中，人、神、仙境共处，日常的生活空间和日常生活之外的虚拟空间共存于一个文学的想象世界，并有着浓重的人性化、伦理化的特点。这些神奇幻想故事与中国传统的道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民间口头传承的许多神奇幻想故事尽管情节变化多端，有着不同的主题，却常常受到上述结构模式的支配。当然，在民间传说、故事中，它也受到了佛教观念、儒学思想的影响，有时纠缠在一起难以具体说明其来源，但在许多传说、故事中，道教的色彩是极为明显的。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中，与道教相关的一些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主题原型”仍在产生重要影响并生成新的意义。在新时期以来小说中出现的与道教信仰相关的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主题原型，往往不是通过单一的传说、故事的变形或情节置换来体现，而是体现为彼此相关的传说、故事的母题（情节单元）的融合，其主题也往往是一个或多个“主题原型”的集合。在此，有几个在新时期以来小说中体现得较为充分的“主题原型”值得进行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