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毛泽东的民族思想和邓小平的民族理论，必须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揭示其思想、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和壮大以及理论上趋于成熟的历史，也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生、发展和胜利的历史。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毛泽东民族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才能深刻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基本理论内容，并进一步从纵横比较中全面了解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本章主要系统阐释毛泽东民族思想与邓小平民族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毛泽东民族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之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着几千年灿烂的文明史，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只是到了近代才落伍了。1840年，英国率先以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发动了鸦片战争，随后外国侵略者发动的一系列的侵华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发展方向。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社会又逐渐生长出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并不断成长和发展起来。然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这种软弱的经济始终未能占据统治地位。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与封建统治相勾结的结果，使中国逐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对此，毛泽东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旧中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09年中，中国各民族共同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奴役，少数民族还受到本民族内部反动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比较复杂。一般说来，汉族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先进的民族，虽然仍以封建地主经济为主，但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而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则还停留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社会发展阶段上，如鄂伦春、赫哲等民族仍停留在原始的渔猎经济阶段。少数民族落后的经济结构和反动的政治制度，造成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极端缓慢，文化教育、医药卫生事业受到严重摧残，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少数民族中的统治者根本不关心民族教育，而热衷于传播封建迷信和寺院宗教教育。旧中国各民族广大被压迫的劳动人民过着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悲惨生活。压迫愈深，反抗愈强，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奋起反抗反动统治，进行着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就开始了民主主义革命。任何革命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极为奇特的图景。正如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深刻描述的，“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求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以上就是毛泽东民族思想产生的社会客观条件。
毛泽东民族思想是对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批判继承的结果。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热爱和平的民族。要把马列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沃土之中，就必须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百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自己优秀文化中汲取精华，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积累了无数实践经验。毛泽东以高度的科学精神和革命精神相结合，以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运用马列主义民族观，善于把各族群众的经验升华到理论高度，又去指导民族民主革命。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环境，决定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而，中国革命的任务就具有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另一方面是反对国内的共同敌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消灭国内的民族压迫制度的民主革命。从范畴上看，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从革命阵线上来说，它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帝斗争的总问题的一部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使世界广大地区处于革命迫在眉睫的形势下。它是世界革命成为现实的标志。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之，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新时代，是毛泽东民族思想形成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而20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和革命运动发展就产生了毛泽东的民族理论思想。
在论述中国民族觉醒时，尤其值得论及的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它同其他殖民地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样，既是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又是新兴的力量极其薄弱的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它们是帝国主义时代一个新兴的革命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具有软弱性、动摇性、妥协性，是带双重性的阶级，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可能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更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只能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充当一员动摇的同盟者。而无产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苦难深重，它的社会基础广泛，与农民群众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因而是最革命、最有前途的新生力量，是最彻底的革命派。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他们同样身受多重压迫，他们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有两类：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从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当中产生的。在这种阶级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的民族觉醒。
一方面，在民族关系上，中国很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聚居或互相杂居，以汉族为主，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以及广泛的交流合作。各民族之间彼此影响，取长补短，相互依存，利益相关。尤为重要的是，各族人民富于革命传统，在共同反抗民族压迫、共同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发扬了团结战斗的爱国精神。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中，各民族之间更加培养形成了血肉相连、不可分离的关系。
另一方面，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民族压迫制度，在多数情况下，是汉族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压迫，也有的是少数民族反动统治者压迫汉族人民，或者一个少数民族压迫另一个少数民族。长期实行的民族压迫制度，加上西方帝国主义的恶意宣传、挑拨离间，致使民族偏见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因而在我国各民族之间造成了很深的民族隔阂、歧视、偏见和不信任心理，以至仇视、敌对和互斗。这两方面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也呈现极大的不平衡性。在民族人口、居住地域面积及资源分布等方面，也呈现出不平衡性。新中国成立前，汉族占全国总人口的94％以上，少数民族总共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左右，他们居住在广大的边疆地区，那里虽地大物博，但社会经济文化水平较低，因此要想趋向平衡，就需要各民族互助合作，共同发展。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上述历史背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从而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这些思想理论主要反映在党的决议、文献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
二、毛泽东民族思想理论的发展过程
关于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发展阶段，笔者认为，从1919年7月毛泽东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起，到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民族思想从萌芽到初步创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已开始明确地把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党历次制定的纲领性文献中，都把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列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党的二大第一次制定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中对二大所提倡的“民族自决权”问题专门做了强调。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的含义，制定了有利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民族纲领。这些表明，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民族思想理论处于初创阶段，具体表现是：开始把统一战线的策略用于实践中，与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民族压迫，主张民族平等”的思想；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把实行民族自决和联邦制作为解决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一种方式等。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民族思想虽然形成了一些重要内容，但它还只是处于不成熟的初创阶段，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修正、检验、丰富和发展。
从1927年到1949年，是毛泽东民族思想从形成到逐步系统化的重要时期。其中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民族思想理论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内容。主要有：一是提出了国内民族问题是中国革命总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理论；二是提出了民族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三是在革命实践中把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辩证地统一起来，科学地论证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的辩证关系；四是提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五是确立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处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最佳方式；六是确立与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合作是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法宝；七是提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建立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科教、文卫是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是巩固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的中心环节。上述这些内容，都是依据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思想内容。
尤其是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全党都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取得了毛泽东民族思想理论建设的丰硕成果。在这一时期，除了党的历次会议的决议中对中国民族问题做了阐述外，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著作中，在毛泽东具体指导下编写的《回回民族问题》等书中，以及1949年第一届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等文件中，都全面分析了中国历史发展、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阐明了一系列内容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观，对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经验做了理论上的高度概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民族思想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其理论体系更加成熟，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在1952年8月由毛泽东主持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3年在毛泽东发表的《批判大汉族主义》，1954年他与西藏国庆观礼团的谈话，1955年他发表的《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毛泽东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识别政策、民族共同繁荣、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加强民族团结、民族关系的处理原则、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诚心诚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爱国的统一战线等重大理论问题，都做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和重要论述，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获得了新的发展，“为毛泽东民族思想增添了具有时代色彩的新的内容”。
三、邓小平民族理论的诞生和发展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反思精神，善于把握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以达到资政垂训之目的。《诗经·十月之交》中“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诗句，从中反映了古人已意识到世界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韩非的《五蠹》篇中得出了“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结论，阐发了因时制宜、与时俱进的进步思想，辛辣地讽刺了守株待兔、墨守成规、刻舟求剑的人，可以看出作者对历史的认识深度。《诗经·荡》中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