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投机正名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投机活动不仅没有因为以前的投机泡沫而笼罩上阴影，反而更加繁荣兴旺。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高度虚拟化的金融衍生品投机活动也兴盛起来。我们知道，商品期货的投机活动中，真正履行的合约在整个交易量里只占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往往不到总交易量的5%。由于金融衍生品投机的发展，甚至一些产品设计上根本就没有实际交割的对赌性投机合约也大行其道。“道学家”们可能对此嗤之以鼻，但是存在即合理，人们在自由市场环境下自然地发展出了这些东西，并投入大量的资源，就足以说明这些投机活动对于人类社会的某种意义。事实上单凭“南海公司股票泡沫”，不能否定地理大发现后一系列海外贸易和开发活动带来一本万利的巨额财富这一事实；单凭“郁金香泡沫”，也不能否定艺术品等珍奇物品有巨大投资价值这一事实。直到今天，经济学仍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学科，因为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实际上还非常有限，更谈不上对经济行为产生的复杂后果作出精准的预测。“短视”地追逐价格信号，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非理性，而是在无比复杂的经济现象面前人们自发形成的谦卑理性。在美国曾有人建立起一个类似赌博机制的“投机市场”来预测包括美国总统大选、地方选举在内的选举结果，最后发现，这个“投机市场”里利用价格驱动机制产生的预测，比盖洛普民调等专业分析机构作出的预测还要准确得多。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可以预知未来的“水晶球”，投机市场或许称得上是离这个功能最接近的一样预测工具。
综上所述，“投机”并不像我们的传统习惯思维认为的那么“贬义”。事实上，“投机”这个词在西方普遍被当成是一个中性词，并不含有任何不道德的含义，与“投资”这个词一样。
投机容易被误解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的风险性。投机活动一般被认为具有高度的风险性。而由于现代投机市场的发展，为投机活动提供了相当好的流动性，人们也由此发展出丰富而复杂的工具来对冲投机风险。除非出现极为剧烈的市场波动，实际上投机活动的风险性并不一定大于所谓的投资。而且，在市场条件下，只要试图获取收益，与风险共舞都是不可回避的选择。追求的回报越高就越是如此。
对于行为主体而言，无论是投资还是投机，都是冒着一定的风险以期获取一定的收益，两者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同样一件事情，往往既可以称之为投资，又可以称之为投机。基于正确判断和合理的风险收益评估之后作出的决策，无论是投资还是投机，都可以从中获取收益、对冲风险，反之，两者都可能带来相当大的损失。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们喜欢寻找“投资渠道”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殊不知其实“投机”也可以达到这一目标。当然二者实现目标的前提都是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风险收益评估。而近些年来，个人从事外汇保证金或实盘交易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往往自称为“投资”，而实际上却是不知不觉地进入“投机领域”来谋求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这种自发的选择也说明，投资与投机不过是“一种行为，两种表述”。
美国去杠杆化，中国去泡沫化
一、杠杆化与非杠杆化
由于次贷危机最终在美国引发了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房贷市场泡沫的破灭让众多投资机构损失惨重，就连在投资银行界赫赫有名的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公司都轰然倒闭。一度看似遥远的潜在风险一下子变得切近起来，由此美国资本市场展开了一轮“去杠杆化”的过程，投资者们纷纷收缩防御，以防范更大的系统性风险来临。
欧美资本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制度成熟稳定，信息及资金流动顺畅，因此各种信息流动和资金流动都能够迅速反映到价格上，使得这些流动带来的冲击可以在市场上及时得到释放，相对接近于一个“有效市场”的状态。所以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资本市场内多数产品的价格波动都极为有限。换而言之，利差极小，对于逐利的投机资金而言吸引力有限。所以欧美资本市场发展出了种类丰富的杠杆化的金融衍生品，用以同时扩大风险和收益，放大利差。通过杠杆化，还带来了市场的流动性，可参与性得以大大增加。产品价格微小的波动，都可以通过杠杆化制造出相当大的利差，使得投机资金有了充分的逐利空间。杠杆化虽然对投资者而言同时放大了风险和收益，但对于整个市场而言，总体上反而增强了其稳定性。但是，即便是成熟如欧美的资本市场，有时市场的剧烈波动仍然难以避免，特别是在某些系统性风险因素注入市场的时候，往往引起剧烈的产品价格变化。而一旦剧烈的波动来临，由于杠杆化大大地放大了风险，这些波动带来的冲击也被大大放大了。所以，一旦总体市场风险上升，都会带来一种去杠杆化的趋势。这是对市场风险的自然反应。
在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高杠杆的金融衍生品发展十分有限。虽然曾一度开设了国债期货市场，但是后来因为暴露出严重问题而被迫关闭。高杠杆的金融衍生产品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不成熟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作为典型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具有非常鲜明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特点：由于制度、监管、信息透明、投资者主体素质等方面的欠缺，市场波动非常剧烈，这种剧烈的波动为投机制造出了充分的利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投机市场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投机行为同样盛行。而且为了在缺乏杠杆的金融产品的情况下制造足够的利差，这些市场内的主力资金反而会蓄意制透支货币购买力的资本泡沫造剧烈的波动，以获得更大的盈利空间。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在资本市场上，投机工具丰富的地方，价格比较稳定，倒是投机工具缺乏的地方，价格波动非常剧烈。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往往表现出要么过度萧条，要么过度泡沫化的繁荣。索罗斯在洞悉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的种种缺陷之后，曾经深刻地指出：金钱就像是蘑菇，总是倾向于在阴暗的地方生长。新兴市场国家的非理性泡沫和萧条，都是阴暗的林地，这里的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都同样巨大无比。这真是有趣的现象：高杠杆化市场未必意味着高风险，倒是非杠杆化的市场，潜藏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二、美国去杠杆化，中国去泡沫化
通过吹大泡沫来获取盈利空间，同时也意味着在放大萧条的风险，这就跟高杠杆在放大收益的同时在放大风险一样。中国今天的资产价格高度泡沫化，必然也会在将来付出相应的萧条代价。由于体制性的原因，中国的资产泡沫很难消除，但是如果中国放眼更长远的经济未来，希望在长期内获得健康的经济发展，消除资产泡沫就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当然，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如何在权衡各方面的利益，尤其是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去泡沫化，需要非常审慎的决策。最近，中国政府提出了征收物业税的问题，无疑是一个消除资产泡沫的良好契机。通过对物业税的征收，可以通过经济杠杆对当前的资产价格进行去泡沫化，而且还可以在将来抑制泡沫的再度形成。其实对政府财政也大大有利：高房价如果无交易，政府并不能获得税收收入，高房价也只是个画饼而已；物业税的征收则不依赖于房产交易量，将是更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征收物业税无疑是一个“一石数鸟”的方案，既可以抑制资产泡沫，又可以使政府获得新的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如果此项改革措施最终推出，无疑会对中国的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维持泡沫到主动消除泡沫的思维转化，需要克服当前利益的障碍。美国的历史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每次危机来临，其经济都是主动“消肿”，不会刻意维持泡沫，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刻意维持泡沫，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此轮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虽然发端于美国，但美国肯定并非受创最重的国家。通过去杠杆化，美国的资本市场主动消除了泡沫，也消除了将来潜在的巨大风险——没有人能预料这场危机最终会发展演变到何种程度。如前面所言，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资产价格的泡沫化甚至远甚于美国，因此主动去泡沫化才是明智之举。物业税的即将出台，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积极信号，中国政府正在实现思维转变，政府主导下的资产去泡沫化的过程，已经在悄然发端。目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演变日益复杂，中国一直盼望的“美国经济迅速复苏”或许很难实现。中国经济通过去泡沫化主动收缩防御，对于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极端困难的经济环境，无疑有着重大意义。
泡沫化危害中国经济
一、前苏联的教训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奇特的民族，在其历史上不断上演着大喜大悲的国运兴衰。在苏联时代，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前苏联的工业化，曾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奇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其后的国内战争的废墟中起步，苏联迅速完成了工业化，成为了与纳粹德国比肩的工业强国，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不仅获得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地位，还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强国。在其后的40年里，苏联一直保有这种地位。
那么苏联工业化的秘诀是什么？众所周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工业化，一度被认为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优越性的体现。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来做一些特定的事情，如果不考虑实际的经济成本，这种体制在达成某些特定目标上有着比自由市场经济高得多的效率。前苏联在其整体经济实力只相当于美国一半的时候，其常规军力就超越了美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将人类第一个宇航员送上了太空，而且还曾有机会第一个将宇航员送上月球。这就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在达成某些特定目标时体现出来的效率。这种效率，结合苏联的丰富资源，就是前苏联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秘诀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