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曾国藩的终极志向：文武兼通，出将入相
古人历来有以诗言志的习惯。从曾国藩的诗文中，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他的志向。
在京城时的曾国藩，虽然主要立志于学问品行，但从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并不甘心做一个文臣，而是寄望于驰骋疆场，报效国家。在《感春六首》（其二）中，他写道：“征兵七千赴羌陇，威棱肃厉不可当。”又在《感春六首》（其四）中说：“横斩蛟鳄血流川，天子宝之无伦比。”他还经常以李广、卫青、马援等名将自况，感叹时不我用。
当然，他的志向又不仅限于领兵治军，他要的是文武兼通，出将入相。“杀贼自是书生事”，要以书生从戎，征战杀敌，不学穷兵黩武的武夫，而要做平定大乱，再造中兴的勋臣。他要达到的境界是：成为既能作诗解文又能经理乱世的治国平天下的“圣贤豪杰”。
当时，清朝天下还算安定，曾国藩却已有如此大志。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生之后，他振臂一呼，挺身赴难，最终成就了天大的功劳。倘若没有原来所定的这番大志宏愿做心理准备，他是很难有这股冲劲儿、狠劲儿的。
所以说，“丈夫自谋要深远！”男儿立世，没有大志，没有远见，是无法立住的。
二、大智靠学：学习积蓄智慧，有智才有未来
二十几岁，如果还不懂得学习的重要性，你将被懂得的人远远地甩在后面。
二十几岁，如果还不懂得学习是智慧的源泉，你将缺少知识的力量。
有智慧才有未来。任何获得伟大成就的人，往往在十几岁乃至几岁时，就知道了知识的力量，就如饥似渴地学习书本知识，就想尽办法提升自己的智慧。
学习知识有如积蓄财富，积蓄的越多，可以提取的就越多。
曾国藩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理学大师”，有清一代“儒学藩镇”，靠的就是一生学习的积蓄。曾国藩拥有高人一筹的战略眼光和看人用人的本领，靠的是大智慧。大智慧从何而来？从学习中来。
1.为成为大儒圣贤，他拼命学习
曾国藩是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开始接受儒学的系统熏陶的。在点翰林入院读庶吉士后，他在给亲友的信中，充分表达了自己要成为诸葛亮、陈平那样的“布衣之相”，而在学问上则要做孔孟那样的大儒的志向。如他给诸弟的信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还说，自己以不为尧舜周公为忧，以学不讲德不修为忧。又说：“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这是他立下的一个成为大儒、成为圣贤的大目标。刚开始，经、史、诗、文，他样样都学，什么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方苞、李白、苏轼、黄庭坚及近世诸家的著作，他都如醉如痴地泛读、死记，学问既渊又博。后来因受唐鉴、倭仁等理学家的影响，开始专攻宋明程朱理学，尤专于朱熹。
第一，投身唐鉴，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转折。
曾国藩与唐鉴的相识有一个偶然机遇。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江宁藩司调京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门接见他，曾国藩作为翰林院检讨，侍驾在侧。道光帝极称唐鉴治朱子学有成就，并能按“圣学”之教亲自去做，是朝廷的好官。道光帝的当面称赞，使曾国藩对唐又羡慕又好奇，于是便主动到唐鉴的家里，以弟子之礼拜访。
年过花甲的唐鉴是知道曾国藩这位小老乡的，对他的勤奋好学、自投门下的谦恭很是满意。两人一见如故，谈得相当投契。
跟唐鉴的第一次谈话，对曾国藩一生的行事、修身、做学问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转折。
曾国藩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子的书为宗。而读他的书绝不可视为八股进阶之书，而要躬行，是修身的典籍。而修身要以“整齐严肃”、“主一无适”八字为诀，整齐表于外而主持于内。
读书之法，在专一经；一经通后，旁及诸经。又说，所谓学问，只有三门，即义理、考核、文章，三者之要在义理统之。
唐鉴还自我介绍，一生读朱子的书，以之修身；所通一经为《周易》。而修身检讨自己的最好办法是记日记，记日记就是照自我，一定要诚实无欺，日记有假就是欺心，欺心就该诛心。连最丑的私心都要写出来，最丑的事更不能漏，对着圣贤天天检讨，慢慢就达到圣贤的境地了。
唐鉴还向他介绍了倭仁，认为倭仁这方面做得好，不自欺、不欺人，可称圣贤。
此后，曾国藩经常与唐鉴一起研究学问，推究兴衰治乱，跟唐鉴习朱子理义之学。在唐鉴的教导下，曾国藩立下“日课”，有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12条规。又立《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高悬书房之内，严格考究和要求自己。唐鉴还经常检查曾国藩的日记，有检查不深刻的当即指出，深挖病根；对他敢于揭发自己内心隐私、隐患之处，给予极大鼓励。唐鉴还把自己的《畿辅水利备览》一书交给他阅读，使他认识到一个儒学家，不光要精通圣典，更重要的是关心民事，留心经济，从修身，到治国，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真谛，决不可只会背圣贤之书，而不会治国理政，那是有背圣贤之意的书呆子。
第二，在倭仁那里学到了如何严格治学。
由于唐鉴的推荐，曾国藩又去拜访倭仁。倭仁实际上是唐鉴的弟子，他的读书、修身也是跟唐鉴学的，他也是著名的理学家。倭仁的教导与唐鉴的差不多，只是在谈内省时，在实践中对自己的要求比唐鉴还严格。他介绍说，自己的微念稍一萌动，就赶紧记在日记、书札中，在静坐时自己和自己“讨论”，把哪怕是点滴些许不合圣贤规范的想法，都消除在思想深处的萌芽状态，使自己的心术、学术、治术归之于一，倭仁的“克己”之法，简直到了严酷、苛刻的地步。
从此之后，曾国藩日读朱子的书，按唐鉴、倭仁的“日课”要求去做，重点在反省自己。但是，起初打坐静思十分困苦，坐下来就打瞌睡，睡梦中又尽做些升官发财之事。于是便在日记中痛骂自己，把日记交给倭仁看，让他帮着骂自己。
如此搞了几个月后，每天搞得精神疲惫，不久他便得了失眠症，整日精神不振，身体也一天比一天虚弱，于是再也坚持不了“日课”中的“静坐”一节了。曾国藩说，是“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每日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尽管他不再搞面壁静坐自省了，但是对理学的攻读却日益努力。不仅攻读程朱，还追溯而上，阅读张载、周敦颐的著作，比诸孔、孟，系统地研究中国儒家的学问。
自从庶吉士散馆之后，至1853年初回乡创办团练，在京官任12年之久。这10余年，因所任之官多为闲曹，正给他认真读书提供了好条件。这期间受唐鉴和倭仁的影响最大，因此理学的功夫也最深，被人称之为“理学大师”。
第三，在古文、考据、史学、诗文、书法上，他都有很高的造诣。
其实，曾国藩的交往是很广泛的，兴趣也很多，并不是仅仅专注于程朱理学。
在他交往的朋友中，有考据学者汉阳刘传莹，有书法大家何绍基，有爱好古文的吴嘉宾，还有各有所长的邵懿辰、冯卓怀、窦垿等。在这些朋友的带动影响下，曾国藩的古文、考据、史学、诗文、书法都有很高的造诣，称名称家，都不为过。例如，曾国藩崇拜韩昌黎，学习韩文的奇雄，使他的文章很有风格。他写的《原才》、《湘乡昭忠祠记》等文，均为当代学者与文人所吹捧、流传、模仿，认为他可以与古文大家相媲美。
曾国藩在诗歌方面，崇拜杜甫、陶潜，既要工又要雅，还要妙趣横生，内容丰富，反对无病呻吟。他也是中国近代“楹联”的创作大家，他喜爱写诗。他是楹联大家和圣手，无论是政治的、生活的、劝谏的、读书的、交友的、骂人的、自勉的，他都喜欢以楹联的形式表现。他的楹联多极了，官府衙门、书房、居室、亲友家中，处处都有他的楹联。
在他的影响下，湘淮文武官员，一代文人墨客，都竞相作联写对，成为雅风。其中，好联好对甚多，因篇幅所限，难以尽举。
曾国藩的一生，每天都要临帖写字，真、草、隶、魏，古之百家无不学习。这些努力，也使他成为我国近代书法史上的名家。在他的影响下，其弟曾国荃、其子曾纪泽、其孙曾广钧也都成为了近代的书法家。
曾国藩不但成为了“理学大师”，不但在古文、考据、史学、诗文、书法上都有很高的造诣，而且还能够在日后的组建新军、带兵打仗上取得辉煌成就，除了向大师和专家学习外，他肯定还有一些学习秘诀，否则，他的“智”为何会如此非凡？
通过研究曾国藩的传记和著作，我们发现，曾国藩的智慧如此之高，来自其学习力之强大，而其强大的学习力，有两个内核。换言之，曾国藩能够在那么多领域里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专，二是熟。
2.提升学习力的关键之一：专
做学问做事之道在于专，专有“专攻”、“专精”两项秘诀。
第一，专攻：用功如掘井，凡事皆贵专。
曾国藩认为，任何事情想要做好，都必须专心一意。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正月二十六日，他在致家中诸弟的信中就此论道：
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
通过这段话，曾国藩指出了专与博的关系，即在有所专长的基础上去扩大知识面、开阔眼界是可取的，但毫无专长，见异思迁，今天喜欢这样，明天喜欢那样，就不可取了。曾国藩的这种观点，对我们无疑是很有启发性的。
曾国藩认为，人只有专注地做某件事，集中全力，才能把一件事做得好、做得精，如果心不专，则可能一事无成。
在许多方面，曾国藩都具体地论述过“专”的重要性。如在治学方面，他便极为赞成好友吴嘉宾针对其用心不专而发的批评：“用功譬如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人的一生精力有限，在每一个领域都要有所成就那是很难的，与其一生四处钻研而皆无造诣，不如在某一领域深入研究而有所收效。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学办事方法。
事实上，曾国藩尽管有博学之誉，然而，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古籍中，他自认为一生熟读的书也只有十余种。他在家书中写道：“余于《四书》、《五经》以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愈）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之《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读书治学如同万壑争流，必有主脉，以把握神理所在，其他次要问题均可触类旁通。
第二，专精：西洋之长在于专，足以效法。
作为一位极具现实感的政治家，曾国藩以“度越恒流”的敏锐目光觉察到西方科学技术的精妙之处，而个中原因，在曾国藩看来，便是西洋人的“专精”。同治十年（1871年）八月，曾国藩在致吴大廷的信中说道：
凡事患在不为，不患不能。西洋技艺所以卓绝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臻绝诣不止。心愈用则愈灵，技愈推则愈巧。要在专精，非其才力聪明果远过于中国。
正是在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认可的基础上，曾国藩做出了一件在当时可谓是惊世骇俗的事情，那就是于同治九年（1870年）奏请清政府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后来证明，留学活动为闭塞的中国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为日后的留学运动奠定了基础，并涌现出了如詹天佑、邝荣广、蔡绍基、唐绍仪等各种专业人才，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
曾国藩学习西方近代科技，虽力不从心，却大开风气之先，如开翻译馆，送幼童出国，都是千古未有之举。其效果，当时并未彰显，而是在几十年后才显现出来。称之为中国近代化之父，实非过誉。而他对西方科技之所以发达的探究，没有停留在表面，而是追寻其中的文化精神，更是高人一筹。
曾国藩说西方人的技艺所以绝妙，是因为他们每办一事，都集中精力，专注守一，越钻越深，因此逐渐达到极致。可以说，他认识到了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根本规律。
当然，如果在不该专的地方专，或者过于专一，则会大大限制自己腾挪应变的余地。技能越是单一，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中越是被动。因此，在专精与广博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由博返约、触类旁通，才更容易立足。这是曾国藩谆谆告诫后人的。
3.提升学习力的关键之二：熟
曾国藩从二十几岁开始，便养成了每日点读10页史书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这样，自赴京会试以来，曾国藩形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广泛地研究一些学术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告诉了我们，“熟”是何等重要。
从表面上看，“熟”是一种笨功夫。然而，“熟”功虽笨，却能生巧。曾国藩为官治军，无不验证了“熟”字之功。曾国藩认为，世间各种本事，如果不是由“熟”而精，则终不可恃。
第一，熟能生巧，熟才能精。
熟能生巧。“熟”是通往精巧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