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问题，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看自己有没有过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才是难能可贵的。这种从内心出发的自责感会使人不断往更高的境界迈进。相反，有了问题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自己倒是落得清净，但却是自掩耳目、不求上进的态度。
曾国藩跻身仕途，乃至踏入军界，官居高位，战功显赫，仍然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放纵。曾国藩的严于律己，确实值得每一位有志之士学习效法。
2.吃苦当吃补：除惰之法，第一贵早起
很多人是怕吃苦的，然而，吃苦却是成就大业的必由之路。甚至可以说，吃苦其实就是在给你成就大业增进营养。
比如，早起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当你能够习惯于早起，你便会发现，它令你受益无穷。
早起，在曾国藩看来，是很好的修养方法。
早起是曾氏家风的一个突出特点。祖父星冈公曾玉屏所定的八字家规，其中第三个字便是“早”，即早起之意。曾国藩自己制定了“八本”“三致祥”的家规，其中之一就是“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在曾国藩的家书中，谈得较多的也是“早”字。为了敦促儿子养成早起的习惯，传承家风，他给新婚后的曾纪泽写信，列举了大清皇帝和曾氏先祖早起的美德，要求他向先人看齐，带头整肃家风。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他在家书中说：
我朝列圣相承，总是寅正（凌晨4点）即起，至今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始见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则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尔所及见者也。余近亦黎明即起，思有以绍先人之家风。尔既冠授室，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自力行之，亦率新妇力行之。
在曾国藩家书中，谈及早起的竟有百余处之多，可见他着笔之勤，训诫之殷，足证其对早起的重视程度。
曾国藩带兵后，将早起的习惯也带到了军队，他不仅自己早起，还严格要求部下、士兵也要早起。开始时，许多人不习惯，起得也不够早。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二十五日，他给父亲写信说：“营中吃饭宜早，此一定不易之理……男营起太晏、吃饭太晏，是一大坏事。营规振刷不起，即是此咎。”在整顿湘军的过程中，他就把早起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后，早起成为了湘军的一大特色。
曾国藩在军中，每天凌晨即起，然后召集幕僚将领一起吃饭。许多人之前一直没有早起的习惯，颇为所苦。李鸿章初到曾国藩幕下时，就曾经因为晚起而受到过曾国藩的责备。实际上，不愿早起的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据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记载：
文正守其王父星冈先生之教，未明求衣，明炮一响，即布席早餐矣。在东流，与予及李肃毅、程尚斋都转、李申夫方伯共饭，群以为苦。文正亦知之，尝笑曰：“此似进场饭。”克复安庆后，予以九月朔归家，置酒为饯。席间，从容言：“此间人非不能早起，但食不下咽耳。吾今归矣，欲为诸人求免进场饭何如？”文正笑颔之。故予以书调肃毅云：“从此诸君眠食大佳，何以报我？古人食时必祭先为饮食之人，君等得不每饭一祝我乎？”肃毅复书：“进场饭承已豁免，感荷感荷。惟尚斋、申夫皆须自起炉灶，恐不免向先生索钱耳。”此虽一时戏谑之言，当时情事亦可想见。
欧阳兆熊，因曾为曾国藩治病而结为至交，后在曾国藩幕下供事，由曾保至四品官。李肃毅即李鸿章，因平定太平天国被封为肃毅伯而名。李申夫即李榕，时在曾幕为僚。程尚斋，名桓生，安徽人，咸丰九年（1859年）入曾幕，过从甚密。这些人都以早起吃饭为苦事，以至于曾国藩将之比喻成死囚入法场前吃的那顿饭，更可见早起之不易。
早起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可以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其次，早起焕发精神，吃早饭营养充足，白天做事效率较高。如果一个群体、军队，都能早起，则能显出一番奋发有为的气象。
李鸿章当时以早起为苦，若干年后，他才感到受用无穷。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我老师实在利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舆洗，朣朦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李鸿章后来官运亨通，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这是大学士中最高一级，原来只有满人才可担任，汉人最高的是曾国藩曾经任过的武英殿大学士。清朝大局，原来由曾国藩支撑，后则由李鸿章承担。李鸿章名声虽坏，但办事为官却非常精到，而其成功经验，几乎无不是由曾国藩手把手相授。早起，也是其成功的要素之一。
3.欲稍有成就，需从“有恒”二字下手
要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有所成就，甚至是大成就，就必须在“恒”字上下功夫。
任何圣贤豪杰，都是以“恒”为基本的。如果没有“恒”，任何人都不可能成功，即使他天然异禀。“恒”有三大要素：一为坚持，要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二为专注，认准一件事，就要始终如一，全力以赴；三为渐进，只有日积月累，方能集腋成裘。守此三者，必有功成之日。
第一，坚持：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中国人向来推崇坚持不懈、奋斗不息的精神。因为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只要有恒心，平凡之才就可以创造出骄人的成绩；缺乏恒心，即使天纵英才也将一事无成。
在晚清“同治中兴”诸将帅中，曾国藩个人的天资禀赋，即使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鲁钝，起码也不是最突出的，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几乎无一不是天分极高的人中龙凤。曾国藩既非天纵英才，也无父祖的权势荫庇，他之所以由一位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位出将入相的“中兴第一名臣”和“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大师”，成为对后世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与他那做事总是严格地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曾国藩从举人通过礼部会试得中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甚为优异，被咸丰皇帝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基本实现了旧时读书人应科举、点翰林的最高理想。居京10年，曾国藩做过吏、礼、兵、刑、工5个部的侍郎。
别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花太多功夫在读书上，以为读书差不多已达到了目的，只消钻钻门路，拉拉关系，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当时也确有不少翰林耐不住翰林院这个冷曹的清闲，再也不愿费神去读书进学。然而，曾国藩这位出身湖南农家、禀性淳厚、毫无钻营取巧习气的翰林，却以多病之躯，十数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学习理学典籍及文史精华，融汇古文训诂，进德修业，为后来出山做成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城，曾国藩先后拜理学大师唐鉴、倭仁两位前辈为师，请教进德修业之术。在两位师长的教诲下，曾国藩自立课程12条，悉力以赴。课程如下：
敬
读史
日知所亡
静坐
谨言
月无忘所能
早起
养气
作字
读书不二
保身
夜不出门
这个课程表，曾国藩终身行之不辍。他的读书方法，学术见解，道德修养，都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曾国藩严于律己，除了自立课程12条以外，还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本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5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
他认为，当你有了心得之后，若都能自觉地记录下来，那么日积月累，就必定会有收获。曾国藩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开始做诗文钞，并且开始写日记，从此之后基本没有间断过。从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起，更是不曾中断过一天。行军、生病的时候，也仍然照记，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便可以看出曾国藩持之以恒的毅力。
曾国藩虽然在科举上已达到巅峰状态，并做了高官，却还在读书治学上按一个学生的要求，严格规定自己的功课，毫不苟且，按日施行。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不仅在今日很少见到，即便是在古人当中，也是非常难得的。
由此可见，坚持不懈确实是事业成功最基本的条件。
第二，渐进：有恒，断无不成之事。
曾国藩早年并不是一个很有恒心的人。比如在书法方面，曾国藩就自称是“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他将练字无恒无成看作自己的平生“三耻”之一。认识到这方面的缺陷后，曾国藩加强了自己的恒心练习。到同治六年（1867年）时，曾国藩在家书中欣慰地说：“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经过一段时间持之以恒的摹写练习，曾国藩的书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曾国藩以“圣贤功夫”而广受当时人的敬仰。其实，刚进入翰林院时的曾国藩是有许多性格和修养上的缺陷的。比如他爱与别人争口舌之胜，暴躁易怒，爱下围棋，玩物丧志，甚至还有抽烟的恶习。结交了唐鉴和倭仁两位理学大师后，在这两个人的指导下，曾国藩开始修炼“研几”功夫。
所谓“研几”，就是在思想和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显露出征兆和苗头时，便不失时机地去认识、发现其发展趋势，通过“克己”，将一切不符合圣道的私心杂念在刚刚显露出征兆时即予以剔除，以使自己的思想能始终沿着圣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并将学术、心术与治术三者连为一体，使学问得到增长，道德水平得到提高。
为此，曾国藩每天将自己的意念和行事，以楷书写在日记里，以便随时检点和克制，这本身就是一个“恒”的功夫。
比如，他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八日的日记中便写道：“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能堕坏更甚乎？尚觍颜与正人君子讲学，非掩著而何？”“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
在他的日记中，这样的自责之语随处可见。这种持之以恒的“研几”功夫使曾国藩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缺点并痛加改正，对他的个人修养提高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