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史料说明，清政府当时曾有过彻底将他罢职的决定，郭嵩焘就透漏过这个信息，并为他大鸣不平。在曾国藩遭到严旨诘责之时，另有一批湘系大员被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载福、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等。
尽管官文不断放出暗箭，后来还是被曾国藩发现了。刘长佑被罢直隶总督而由官文接任，当刘长佑回籍路过南京时去见了曾国藩，刘对曾说，他被罢回籍，是官文“密片所请”。在刘长佑告诉他此话之先，曾国藩就有所警觉。他曾给郭嵩焘的弟弟郭昆焘去信说：“近日厚（指杨载福，字厚庵）、霞（指刘蓉，号霞仙）、筠（指郭嵩焘，号筠仙）、沅（指曾国荃，字沅甫）次第去位，而荫（指刘长佑，号荫渠）复继之”，而“官相（指官文）倾有署直隶之信”，“思之悚惕”。
其实，一个官文并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主要还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贵族集团采取了对湘系的重大打击政策。他们认为湘系集团权力过大，遂利用曾国藩“剿捻”无力之机，借故加以打击。同时任用李鸿章的淮系，首先可以用新兴的淮军去镇压捻军，其次可以使湘、淮对峙，便于控驭。
官场其实就是政治派系的角力场。为了权力，为了利益，为了争宠，各个派系之间时刻都在进行着无形的较量。每一方都时刻准备着抓住对方犯的错误，进行攻击，让对方失势。
除了没有刺鼻的硝烟、血肉横飞的场景，官场，其实跟战场没有多大区别。
三、当官很精彩，当官也很无奈
当官很精彩，可以出入庙堂，可以光宗耀祖，可以受人尊重，可以旱涝保收，可以施展才干……
当官也很无奈，有很多条条框框把你束缚，有很多责任要你去负，有很多黑锅等你去背，有时还会被老百姓指着脊梁骨骂……
以上种种滋味，对于从年轻时就在官场上平步青云的曾国藩来说，他应该比绝大多数当官的都更容易体会到其中的精彩和无奈。
1.“天津教案”爆发，病重了也要去处理
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日趋频繁的“教案”，很是让清政府头痛。同治九年（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就是其中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天津教案”是这样发生的。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中国婴儿突然死亡数十名。尸体外运时被市民发现，大家怀疑其中另有原因，都想弄个明白。正巧又有人风传说，天津周围各地不断发生幼儿被人以迷药迷倒拐走的事件，传说大都与教堂有关。
五月二十一日，一名唤作武兰珍的拐骗犯，被人抓住审问。该犯在群众面前承认把迷药放在熬制的红薯糖里，哄骗幼童，迷倒后拐卖。人们逼问迷药的来源，说系天主教民王三所给，王三是开药店的商人。
群众审知武兰珍迷拐幼孩与天主教联系起来，又自然与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死亡大批婴儿的事联系起来，此事便一下子哄传开去。当时的天津城，饥民蜂拥，人心嚣浮，骚乱不安，群情如煮如沸，现在发生了天主教育婴堂杀婴事件，如火上浇油，立即爆发了群众性的反“洋教”斗争。
群众把武兰珍扭送至天津知府衙门，去见知府张光藻。张知道反“洋教”皆无好结果，便警告大家不可轻举妄动，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中国老百姓。五月二十三日，张光藻、周家勋率带人证，押着犯人到育婴堂门前对质，让武兰珍指出王三来。结果，育婴堂里并无王三其人，与王三亦无瓜葛。武兰珍在法国传教士及教民的指责下张口结舌，天津府、道只好当场向法国人赔礼道歉，讪讪告退。
中国官员走后，围观群众与教堂人员发生口角，进而互殴。气愤的群众越聚越多，开始向教堂扔石头、垃圾，高声谩骂。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暴怒，立即派人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让他出兵镇压。崇厚不肯派兵，丰大业带着秘书西蒙和武装人员至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通令崇厚派天津洋枪队镇压。崇厚未经上级允准，不敢派兵。丰大业蛮横地拿出手枪，向崇厚射击，幸而未中。这时，天津知县刘杰闻讯赶到，丰大业一见刘杰，又向刘杰开枪，打伤刘杰的随从高升。
丰大业的狂傲激起了群众的义愤，大家一拥而上，当场把丰大业与西蒙殴毙，随后冲进法国天主教堂和育婴堂，打死打伤法国传教士多名，又将两堂点火烧毁。接着又冲击了法领事署、洋行，拆毁了英国教堂和美国教堂，先后打死20名外国人。
天津教案发生后，英、法、美等7国，立即向中方提出联合抗议，并调集近海各国军舰，进行战争威胁。法国驻北京公使罗淑亚更是气急败坏地向清廷示威，扬言要对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攻陷天津，为各国“受害者复仇”。崇厚为逃脱责任，向清廷上奏，声称“愚民无知，莠民趁势为乱，地方官失职”。清政府害怕与各国决裂，以总理衙门名义向各国发出照会，为保护各国在华利益，表示要严惩肇事凶手，公正处理天津教案，先将天津地方官交部议处，以期平定各国的情绪。但在法国公使的煽动下，各国公使仍然不肯罢休，进一步威胁说：各国军舰都蓄势待发，进攻大沽口，中国必须采取令各国满意的行动。
清政府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不断向各国表示中国的诚意，并迅速做出决定：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曾国藩接到清廷的命令，感到压力极大，他知道教案关系中外矛盾，处理不好，会立起纷争，洋人借机勒索，国人亦会滋事，贻害无穷。
接到去津门查办教案的谕旨之时，曾国藩正在病假之中。曾国藩这次病得很重，他自觉日薄西山，朝不保夕，甚至连寿木都运到了保定。接旨之后深感教案难办，怕办不好一生努力化为灰烬。幕僚劝他以重病难以胜任为由，请朝廷另派别人。但曾国藩不肯疏辞，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因祸福而趋避。他最终决定领命前去。
2.案情清楚明了，心情却如压着千斤重锤
在曾国藩要来津审案之际，天津的官员士绅多把他看作是敢于反对“洋教”的官员，认为他定能对此案做出公正裁决，为天津人民主持正义。大家多还记得，他于咸丰四年（1854年）所作《讨粤匪檄》中有反对洋教、护卫儒道之论。所以，当行至天津城门前时，早有众多官员、士绅及百姓，包括与案件有关联的人前来迎接，并拦轿鸣冤。曾国藩见大众对他犹如旱苗盼得甘霖，便下轿倾听。官绅们你一言我一语，把洋教士及教民如何欺压中国百姓，如何虐杀中国幼童，丰大业等如何枪击中国官员等情由叙述了一遍。
人群拥挤，天气闷热，幕僚见曾国藩虚汗直流，便催着群众散开，轿夫加快脚步赶进城去。进城后，他谢绝道、府、县的邀请，带着随从住进了文庙。
刚刚吃罢晚饭，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便来访。曾国藩顾不得劳累，忙以礼相见。崇厚直属直隶总督管辖，他不仅是举人出身，而且在曾国藩面前是地道的晚辈，所以总是殷勤恭敬，完全没了在百姓面前的骄横。崇厚小心地向曾国藩诉说苦衷：天津形势恶劣，府、道都已不管事了，全副担子都压在他身上，而全城无不骂他是汉奸，法国人要找他算账，清政府逼他解决纠纷。现在曾国藩到来，实际上只有他俩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了。曾国藩不喜欢崇厚的媚外态度，但却需要他的帮助，天津的情况自己终究不如崇厚熟悉。
崇厚把教案发生的经过向曾国藩讲了一遍。为弄清事情真相，曾国藩在听取崇厚等人的介绍之后，又派人去育婴堂了解情况，并提审了武兰珍等罪犯。
调查结果表明，育婴堂的儿童纯系无父无母、流浪街头的儿童，并无一人被拐进堂。儿童们都说堂里有饭吃、有衣穿，还识字、学唱歌。他们还说前一阶段不少儿童生病，育婴堂积极抢救、医治，有的来不及抢救就死了。人死时，传教士们用水给死者洗脸，用手把死者眼皮合上。从没听说挖眼珠、吃心肝的，只是有的动手术开刀医治，有的手术无效死去，有的经手术后及时治愈。
提审武兰珍的结果是，武犯与王三勾结，以拐卖幼童为业，纯属人口贩子，同教堂及育婴堂毫无关系，他们相继被捕后供认与教堂有关，是想借教堂之力逃避罪责，免受惩罚。
调查人员还说，参加反洋教的骨干是活动于京津一带的团伙，称作“水火会”。该团伙由来已久，成员多数是海河脚夫和铁匠、木匠等手艺人。近年来天津洋人聚集，教会开展活动，水火会则仇视洋人、洋教，使许多仇视洋人与洋教的天津市民和外地来津的流民也参加进来。他们遇有行动，便串联在一起，蜂拥而上。这次打死丰大业、火烧教堂实为水火会带头掀起，而许多流民、强盗则趁火打劫。
经过多方了解，天津教案的情况基本清楚了，但是案情虽清楚，曾国藩的心情却如被压着千斤重锤。如何处理这个事关中外邦交、国际关系，事关中国官民关系，事关他个人名誉地位的复杂案件，却使他举棋不定，难上加难。
3.举步维艰，进退维谷，曾国藩后悔来天津了
迫于洋人强大的军事实力，朝廷一再叮嘱曾国藩，千万不可得罪洋人。既然不能违背朝廷旨意而得罪洋人，那么如何面对舆论的压力？如何向天津官绅士民交代？他从“邸报”上看到，朝廷内外对天津教案都异常重视，清议攻击崇厚卖国媚外，醇郡王奕、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读学士袁保恒、内阁中书李如松等人向朝廷上奏折，说天津反洋教是义举，对洋人应采取强硬态度，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人洋教、惩罚媚外的崇厚等官员，这些虽然都是空谈，但对广大群众的义愤却极易起到煽动作用。
尤其可怕的是天津人情汹汹，犹如一堆干柴，遇上火种便会腾腾燃烧。现在，舆论认为崇厚卖国，而以为曾国藩会替天津人出口气，所以对他抱着希望，等着他来为受害的百姓说话，因而并未发生大的行动。如果一旦他有违众意，大家希望破灭，究竟会出现何等结果，他心中的确没数。如果天津大众不服他的处置，教案不仅处理不了，可能还会继续扩大事态，或者引起洋人的武力进攻，结果不堪设想。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各国联合起来，对中国压力极大；而反洋教的群众面广，同时包括政府官员和士绅。双方力量都很大，互不相让，得罪了哪一方都不好交代。
曾国藩日思夜想，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两全齐美的办法。看来这次天津之行绝无好结果了，要做林文忠公那样的民族英雄是不可能了，恐怕是要成为千夫所指、被万人唾骂的汉奸卖国贼了。
然而自己的一生名誉难道真的要毁在津门吗？他难道就不能马上给太后、皇帝上书，历数洋人罪恶，力申民气可用，向洋人宣战吗？但是，如今不是道光朝了，他也不是林则徐，咸丰的下场给太后、皇上留下了太深的教训，他们不会支持他在天津与洋人开战的，他真的想做被罢官的林则徐都没机会。举步维艰，进退维谷，曾国藩后悔当初不该来天津，后悔没有请求朝廷另派大员，从而使自己走进了绝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