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前后，武昌革命党人吕大森、朱和中等人曾组织一家活版印刷公司，专门翻印《猛回头》《警世钟》《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一类革命宣传书籍。对此，革命党人朱恃三记载最为详细：“二月初九日夕，牟鸿勋送来一本《文字狱》，为日本印刷本，云东京寄来的。其著名者，戴名世《南山集》案与吕留良改《四书》案、胡宗藻为试官出题案。此三事为汉奸向清帝献媚，检出原本原证，杀戮甚惨，戴案株连二百余人。阅竣令人发指。有一次，我叫人背着一包袱革命书籍和传单，同我一路到乡村里分送。随时演说清统治者如何****，如何残暴，也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讲给人们听，为的是要激起众人的爱国心，从事于革命工作。”
“《猛回头》是由日本印寄内地的小册子，后来国内翻印，字纸均劣。兵营中几乎各部都有此书，由代表们相机分别给新招来的学兵传观。文字动人听闻，便于唱口。十一日是星期日，东京又寄来《天讨》一册。拆看之，是精印的厚本，有图片多种。”
“午后回堂，收到日本寄来的《扬州十日记》，印刷精良，较我癸卯冬所看者为佳。晚间阅已大半。父亲说：‘现在各省对学生均特别注意，做党人更危险。汝前年存在楼上的书报，赶快清出烧毁，免得将来受累。’我上楼检出东京郑君一九零三年寄给我的一本《革命军》与一本《嘉定屠城记》。”
据革命党人梁钟汉回忆，其曾在授算术课时，“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为习题。鸠译书舍乃印刷万余部，由同志黄楚玉、张佩绅、吴安吉等，用竹箱先后挑运来省，散发军学界，广事宣传。后来又有李在良，在英山亦翻印万余部，运往两广散发。西路南路高小学生黄桐生、熊礼方等，常集资购买三十部或五十部分赠同学，明新公学学生，购阅最为踊跃。我于本年春，赴日留学，暑假回国，与黄州吴寿昌、刘昊公等，翻印《猛回头》《警世钟》《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各书，分途散发。策动革命进展，斯时湖北各乡村之有此类书籍流播，皆由此次散发”。
持论保守中允的《东方杂志》曾批评革命党人，“彼党所借口者，亦唯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其持论之根据焉尔”。以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两千多年来的朝代兴替及开国之初大多伴有过度杀戮的现象，如女真、蒙古军队的南征，黄巢、张献忠等流军的荼毒地方，其残暴性远甚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扬州十日记》同一时期的《蜀碧》，其中记载了张献忠流军入川后更为残暴恐怖的屠戮，但革命党人却采取了选择性的视而不见。同样是黎民百姓的血色之痛，满人征服江南中的种种暴行则以种族之仇的名义被反复痛诉，其人性之恶在革命党人的口诛笔伐中被无限放大渲染，历史的真相反而无人去追究了。
不可否认，《扬州十日记》在清末发挥了革命助产士的独特作用。正如有人说的，《扬州十日记》“描写当时实况，故其后革命发轫时，所以采取激烈手段以推翻满清统治者，盖此书之力也”。尔后，一些有影响的书籍如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辞源》《辞海》《中外历史年表》《清史编年》，科普通俗读物《简明中外历史辞典》《上下五千年》等都予引用。
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即使无法彻底地揭露真相，至少也要离真相更近一点，历史的精神是容不得丝毫虚假的。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为推翻清王朝而难免有过激情绪，仅凭传闻就可大加宣传。但如今已非革命年代，似应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一些不必要的传闻进行证讹清理，以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毕竟，这种经不住历史考证及逻辑推敲的小册子似不宜提倡，由此引发的激进思维更不可取。
3.旗人很穷：
“铁杆庄稼”叮当响
蒋梦麟在《西潮》中说，杭州城墙之内有一个满洲人住的小城，里面驻扎着监视汉人的“旗兵”。在两百多年前，政府特地划出这个城中之城作为驻扎“旗兵”的营房。这些旗兵的子子孙孙（名义上仍旧是军人）一直就住在这里，但太平军围城时，这些人全部被杀。之后，原驻扎湖北荆州的一部分旗兵移驻杭州填补空缺。这些人说的湖北话。虽然他们多数已经去世，但是他们的子女仍旧住在那里，而且说他们父辈所说的方言。但是从第三代开始，他们就说杭州的本地方言了。
杭州是八旗的驻防地之一。杭州的满城则是在原城内划定一片区域成为“城中之城”。从清初就奉命驻防于此的旗兵和家属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尽管与汉人区域隔着一道矮矮的城墙，但多年以后，这些原为游牧民族的旗人们也“泯然汉人”矣。他们忘记了自己祖先的语言，而都改用汉语，甚至说的是本地方言。太平天国期间，杭州被太平军攻破后，满城全部屠杀殆尽。但正如马尔萨斯说的，战乱也会带来另一个好处，那就是人口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旗人的生计问题。
清朝是中国人口急剧上升的一个阶段，旗人也不例外。据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的推算，皇太极入关时期的旗人人口约八十万，经过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后，旗人人口增至二百六七十万，道光初年进而增至三四百万，二百余年间增加了三四倍，这与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大体相当。
按清廷祖制，旗人除当兵派差外不允许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但国家的兵额与官缺终究有限，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原来的一份旗产要养数倍之人，一个人的兵额俸禄要养一家甚至数家之人，旗人也无可避免地陷入了经济窘困之中。
八旗是清廷的主要支持力量，历朝统治者对此都不能掉以轻心。为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雍正皇帝在1724年就曾下谕旨说：“承平既久，满洲户口滋盛，因护军、马甲皆有定额，其不得披甲之闲散满洲，以无钱粮，至有窘迫不能养其妻子者，朕每思及此，恻然动念，朕若不给与钱粮，俾为养赡，何以聊生？既不能养其家口，何由造就以成其材？令将旗下满洲、蒙古、汉军内共挑四千八百人为教养兵，训练艺业，所挑人等，只给三两钱粮。”
雍正所说的“教养兵”，后来一般称之为“养育兵”，其名义上虽然有“预备役”的意思，但真正的目的是为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到乾隆年间，随着旗人人口的不断增加，养育兵的数额也逐年扩增，后来甚至“不论年岁”，从十岁以下的幼童到“犯轻罪黜革之人”及“无钱粮可支者”，都给予一份养育兵的钱粮，只是俸银从原来的二两减少为一两半。据统计，养育兵的数额一度达到26208名，接近于八旗总兵额的五分之一。
乾隆朝是清朝相对富足的时段，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尚有余力。但朝廷的兵额俸禄终究有限，八旗人口却不断增长。当“一甲之粮不足以赡此数十百倍之人”时，旗人在整体上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不断衰弱与贫苦的进程。在封闭的农业社会里，八旗兵丁靠着朝廷的俸禄，生活还算过得去。但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货币的贬值而物价的高涨，钱粮配给标准却始终没有大的变化，以“数十万”人的兵食去养活“数百万”的家口，旗人的生活也就越来越难以维持。
而另一方面，在嘉庆道光年后，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旗人的俸禄竟占到朝廷财政支出的半壁江山。长此以往，清廷自然是不堪重负。更要命的是，承平岁月在乾隆朝后已近结束，原本富足的国库被蜂起的白莲教起义等乱事消耗大半。特别在太平军起义之后，随着巨额军费开支的不断膨胀，陷入经济窘境的清廷实际上已无力全额支付旗人的俸禄。
为缓解极度紧张的财政压力，清廷在咸丰年后决定，旗兵俸银减为八成发放，禄米减为五成发放，减少的禄米按每石折银五钱发给旗人。咸丰三年，各省因战乱而不能按时解送钱粮至京，清廷在焦头烂额之下“滥发大钱”。但这种只能解一时之困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民生凋敝。而那些完全靠俸禄维生的旗人们，生活也就每况愈下。
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这其中也包括了各地驻防的旗人。人口的减少一度缓解了日趋紧迫的八旗生计，但二三十年过去后，老问题又开始严重起来。庚子年间，京城八旗在抵御八国联军侵华时伤亡惨重。据事后的统计，旗人中鳏寡孤独者竟占到总户数的30%。但是，《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和清末新政的次第铺开，清廷再次将俸银改为七成发放，禄米改为二成发放，并且停发折米钱。在一番七折八扣后，一个普通的旗丁每月大概只能领到一两多银子。
清朝末年，北京郊外的旗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今晚月儿怎么那么高？骑白马，挎腰刀；腰刀快，剁白菜；白菜老，剁皮袄；皮袄厚，剁羊肉；羊肉肥，剁毛贼。光着脚丫儿上八旗，没马褂干着急，当了裤子买炕席，豆汁饭就萝卜皮，看你着急不着急？”据说，这首歌谣描述的是键锐营八旗兵丁的穷困情形。庚子年后因排外而被杀的原山西巡抚毓贤，他在做江宁将军时也曾上奏称：“察看各兵丁及其家口，多属褴褛异常，情形窘苦”，有如“乞丐”。在穷困与窘迫的逼促下，旗人们原本令人羡慕的“铁杆庄稼”也就此失去了原有的光鲜与坚挺。
据杨绍权在《“清代广州驻防汉军旗的历史”一文的补充》中说，广州旗兵既是军队，又兼警察的职责，在下班休息时一段时间里，多数在附近的茶居饮茶。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他们只能长时间的在茶居“叹茶”，这里只有一些价廉糕点，如咸糕、油条、肠粉之类，不像本地街的茶楼那样大肆铺张。旗下满人不能兼营商业，所以家庭妇女只能做些“女红”来弥补家用。旗下妇女精于刺绣（她们称之为“做繃”），一直传授下来，成为她们的专长。有些旗兵的生活实在过不下去，只好把领到的官盐、禄米出卖，以换些更廉价的替代品来维持生活。更有甚者，旗兵们就在城门卡堆担任守卫时，因为穿的官衣肥大，容易隐藏货物，他们竟公然做起小买卖来。
事实上，广州的旗人们在生计逼迫下也只能或明或暗的违反“不得从事他业”的禁令，他们中稍有头脑的都在私下里学习做鞋或雕刻等营生，而妇女则刺绣或做纸花等。据《驻粤八旗志》中记载，“羊城灯市以旗人所制为最多，且又最工。人物禽鱼花卉器皿，无一不备，多绫绢或通草为之。五色鲜妍，璀璨夺目。盖封印后，兵有余闲，借此稍获赢余，弥补家计”。
各省驻防八旗如此，人身限制最严、生计问题也最困难的京旗也无例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就屡有类似的记载：原居健锐营的屠世良，其同治年间的曾祖以教书为生，其祖、父为裱糊匠；居南营房的吕德来，从祖父开始，三辈均以贩陶器为生；新街口的傅茂其，其曾祖同治年间便在果子铺当工人；汉军镶蓝旗人田洪泰，一家三代卖菜90多年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1899年出生的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出身正红旗下，其父阵亡于八国联军之役后，家境极为艰难。他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它是最便宜的东西。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面，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在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中，老舍身临其境地记叙了清末旗人为生活而不得不从事其他职业的细节，如大舅家的二哥一面当差吃钱粮，一面做油漆匠；郊外三舅家的几个哥哥很早就种地、学手艺；辛酸中不免有一丝滑稽的是，这些昔日的“武士”阶层还放不下架子，“出外做工，早晨上工、晚上回家，仍然穿长袍，在半路上换上或脱下劳动的服装。当邻里中熟人问他时，只说上茶馆，从不说外出做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