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有很多儿子,泰伯老大,周武王连第二位也没排上。按规矩,是泰伯即文王之位。但他和二弟坚持将皇位让给有能力的弟弟姬发,而为示决心,他和二弟一起远到吴地去避嫌。于是姬发即位,而他就是后来的周武王。
泰伯的“尊贤”体现在让贤的举动中,这也就符合了孔子“尊贤为大”的“大义”。那么,如何识“贤”呢?还是看一下鲁哀公向孔子问政时的对话吧。
鲁哀公问孔子:“当今的君主,谁最贤明啊?”
孔子回答说:“我还没有看到,或许是卫灵公吧!”
哀公说:“我听说他家庭之内男女长幼没有分别,而你把他说成贤人,为什么呢?”
孔子说:“我是说他在朝廷所做的事,而不论他家庭内部的事情。”
哀公问:“朝廷的事怎么样呢?”
孔子回答说:“卫灵公的弟弟公子渠牟,他的智慧足以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他的诚信足以守卫这个国家,灵公喜欢他而任用他。又有个士人叫林国的,发现贤能的人必定推荐,如果那人被罢了官,林国还要把自己的俸禄分给他,因此在灵公的国家没有放任游荡的士人。灵公认为林国很贤明因而很尊敬他。又有个叫庆足的士人,卫国有大事,就必定出来帮助治理;国家无事,就辞去官职而让其他的贤人被容纳。卫灵公喜欢且尊敬他。还有个大夫叫史鱿,因为道不能实行而离开卫国。卫灵公在郊外住了三天,不弹奏琴瑟,一定要等到史鱿回国,而后他才敢回去。我拿这些事来选取他,即使把他放在贤人的地位,不也可以吗?”
其实,孔子所提的“大义”都是以服务于政治为目的的。因而,他所说的大义,指的就是让贤人来治国平天下。在《春秋·左传》中,还特意从反面来写出了什么是大义。
鲁隐公四年的时候,卫国的州吁杀了卫桓公而自立为国君。州吁这个人,依仗着武力残忍行事,弄得自己众叛亲离,老百姓对他怨声载道,在国内一点也不得人心。石碏的儿子石厚追随着州吁,替州吁卖力。于是,为了安定卫国的百姓,石厚就问父亲石碏,该怎样让州吁坐稳君位。石碏说:“朝觐周天子就可以取得合法地位。”石厚说:“怎样才能去朝觐呢?”石碏说:“陈桓公正在受到天子的宠信。现在陈、卫两国和睦,如果朝见陈桓公,让他代为请求,就一定可以成功。”于是石厚就跟随州吁到了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国说:“这两个人,杀死了我国君主,请您趁此机会搞掉他们。”陈国人于是把这两个人抓住,而请卫国派人来陈国处理。九月,卫国人派右宰丑在陈国的濮地杀了州吁,石碏派他的管家獳羊肩在陈国杀了石厚。
石碏杀儿子石厚的行为,在当时传为美谈,被称为大义灭亲。由这个典故,也可看出,大义从正面来说就是尊贤,从反面来说就是除恶,为贤人扫除障碍。
有关忠义的典故,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莫过于《水浒传》。《水浒传》全书描写的是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梁山泊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这些故事,处处体现着“忠义”的精神,所以《水浒传》又被称作《忠义水浒传》。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看,梁山好汉们的“义”体现在“替天行道”,要扫除祸害天下的高俅、童贯等四大奸臣。后来受朝廷招安后,又征战企图进犯的辽国,打败田虎、王庆等割据势力,然后又征讨南方的方腊。他们的“忠”开始体现在不改变“替天行道”的心志,受朝廷招安后,又体现在不改变心志地为国家服务。
在《左传·宣公二年》中,就写出了一位具有“忠义”精神的人——鉏麂。晋灵公荒淫无道,通过重重的收税用来彩画墙壁,从高台上用弹丸打人而看他们躲避弹丸的形状。有一次,厨子烧煮熊掌不熟,就杀死他,放在畚箕里,让女人用头顶着走过朝廷……赵盾看后就频频进谏,惹得晋灵公很不耐烦,决心杀掉赵盾,于是派遣鉏麂去赵盾家行刺。鉏麂潜入赵盾家,看到赵盾早已穿好朝服准备上朝,因天色尚早于是在座位上打盹。鉏麂见此情景退了出来,感叹说:“不忘记恭敬,真是百姓的好官。刺杀百姓的好官,就是不忠;放弃国君的使命,就是不信。两件事情有了一件,都不如死了好。”于是,他一头撞在槐树上死去了。
鉏麂为“忠”和“信”而做出了符合儒家所倡导的杀身成仁的选择。他的举动从反面来看也含有尊贤的用意,但还称不上大义,可算作忠义。因为,他的选择本身不是冲着义去的。
所以,《春秋》中的“大义”和“忠义”尽管在行为上有交叉,但是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大义,指的是行为,而忠义指的是内心的意念。
5.为什么说“《春秋》,天子事也”?
《孟子·滕文公下》中写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这些话,可说是对当时的时代背景的交待:“世衰道微”,而诸侯争霸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天下礼崩乐坏,暴虐横行,社会固有的秩序遭到严重践踏。另一方面,也可说是交待出孔子作《春秋》的一个原因:出于忧国意识。
如何改变现状,恢复周以前的社会秩序,孔子经过思考,提出了德化天下、以礼治国的仁政思想。他本人也曾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周游列国进行宣扬。可是,在那样的世道下,有几个人愿意静下心来倾听呢?更别说予以实践了。在遭受磨难和打击之后,孔子于郁郁不得志之中,只能“厄而作《春秋》”。但是,孔子的心志始终没变,他还是想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于是,在编著《春秋》时,他就把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进去,体现在那些仁、义、礼、忠、信等各个方面。在写作手法上,寓以微言大义,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史实,让人看到符合要求的素质:君仁、臣忠、士义、民淳,并让人能做到嫉恶如仇,从善如流。并且,《春秋》中还十分明显地体现了他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点。这样,我们便从中看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现代有学者为此特意考证了“弑君”案例,归总共有四十一例。比方说:鲁隐公四年二月,卫公子州吁弑卫桓公;鲁隐公十一年十一月,鲁公子翚弑鲁隐公;鲁桓公二年,宋华督弑宋殇公……这些弑君事件各有原因。以鲁宣公十年五月陈国夏征舒弑陈灵公为例来说明。
陈灵公、陈国大夫孔宁、仪行父都和陈国已故大夫御叔的寡妻夏姬私通,三个人常常拿这件事来相互说笑取乐,连朝堂上也不回避。大夫泄冶对此进行劝谏,结果被陈灵公杀掉。鲁宣公十年五月的一天,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在一起喝酒。席间,陈灵公对仪行父说:“征舒长得像你。”仪行父回答说:“也像君王。”夏征舒听后感到无比愤怒,于是等到陈灵公要离开的时候,他在马厩里用箭射死了陈灵公,而孔宁和仪行父则逃到了楚国。
这个事件的后续是,楚庄王讨伐夏征舒的弑君之罪。随后楚国占领了陈国,并车裂了夏征舒。楚庄王本打算将陈国划作楚国的一个县,后经楚国大夫申叔时的劝告,才让陈国复国。这个事件,导火索是陈灵公的荒淫无耻、丧德无道,最终招致灭身之祸,差点让国家也覆灭了。孔子通过这个事件,明显宣扬了君不仁,必然会导致臣不忠的结局;臣不忠,必然会导致遭身灭的下场。
孔子在《春秋》中毫无讳言地写出各种弑君事件,一方面自然是秉承有史写实的原则;另一方面,这是微言大义:让一些道德败坏、荒淫无道的人来管理诸侯国,这是造成天下****、动荡的根本原因。想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推广他的仁政理念,让贤人来理政,最终让天下德建礼复,恢复周朝初期时的礼乐天下。
《春秋》中的弑君事件,很多都是缘自争权而引起的,但像上面陈灵公一样,弑君并非缘此争权的,蔡太子般杀蔡景侯就是一例,可归于弑父之列。事件起因十分简单。蔡景侯为太子般娶了楚国的女子,后又与该女子通奸,结果太子般盛怒之下杀了父亲。显然,蔡景侯为自己的道德败坏付出了身家性命的代价。
《春秋》中忤逆事件除了弑君、弑父外,就是权臣干政、乱政。这方面,齐国的大夫崔杼颇具代表性。
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庄公与崔杼之妻东郭姜通奸,多次去崔杼家,还把崔杼的帽子赏给别人。庄公的侍从劝说他不要这样做,庄公根本不听。崔杼知道后大怒,就想除掉齐庄公。该年五月,莒国国君朝见庄公。庄公在甲戊日宴请莒君。崔杼谎称有病不上朝。乙亥那天,庄公就去崔家探望崔杼,但意在其妻东郭姜。庄公到崔家后就调戏东郭姜。东郭姜入室,与崔杼一起把门关上不出,而齐庄公就抱柱唱歌。庄公的近侍贾举已和崔杼串通一气。他把庄公的护从人员拦在外面,自己进入院子,并把院门关上。崔杼的手下便手执兵器冲庄公一拥而上。庄公请求和解,众人不答应,庄公又请求盟誓定约,众人也不答应,庄公于是请求到宗庙自杀,众人仍不答应。众人说:“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争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庄公跳墙想逃跑,被射中大腿,坠落在了墙里,随即被杀。庄公被告杀后,崔杼并没有把齐庄公的棺材殡于祖庙,而是就便放在外城北边。随后安葬在士孙之里,葬礼用四把长柄扇,不清道,不警戒,送葬的破车七辆,不用武器盔甲随葬。当时的齐国的史官据实写道:“崔杼弑其君。”结果史官被崔杼杀死。而史官的弟弟和接下来的史官也因坚持写“崔杼弑其君”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