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革命？前编第十七章，已经说过了，凡事积之久则不能无弊，这个积弊，好像人身上的老废物一样，非把它排除掉，则不得健康。人类觉悟了，用合理的方法，把旧时的积弊，摧陷廓清，以期达于理想的境界，这个就唤做革命。
革命不是中国一国的事。以现在的情形而论，是全世界都需要革命的。但是我们生在中国，其势只得从中国做起。
然则中国的革命思想，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我说其动机有三：
其一是民族思想。人生在世界上，最紧要的，是自由平等。但是因为民族的差殊，彼此利害不同，而又不能互相谅解，就总不免有以此一民族，压制彼一民族之事。
中国待异民族是最宽大的，只觉得我们是先进的民族，有诱掖启导后进的责任，绝无凭恃武力，或者靠什么经济的力量，去压迫榨取异民族之事。但是此等理想，要实现很难，而以过尚平和故，有时反不免受异族的压迫。中古史的后半期，辽、金、元、清，叠次侵入，便是其适例。到了近世，欧人东略，民族间利害冲突的情形，就更形显著了。我们到此，自然觉得我们自己有团结以争生存的必要。同时，就觉得阻碍我们民族发展，或者要压迫榨取我们的，非加以排除抵御不可。这是潜伏在人心上的第一种动机。
其二是民权思想。中国的民权思想，发达得是最早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在公元前四世纪时，就有人说过了，但是因为地大人多，一时没有实现的方法。每到政治不良、人民困苦的时候，虽然大家也能起来把旧政府推翻，然而乱事粗定之后，就只得仍照老样子，把事权都交给一个人。于是因****而来的弊害，一次次地复演着，而政治遂成为一进一退之局。这种因政体而来的祸害，我们在从前，虽然大家都认为无可如何之事，然而从海通以来，得外国的政体以资观摩，少数才智之士，自然就要起疑问了。这是潜伏在人心上的第二种动机。
其三是民生问题。历代的革命，从表面上看，虽然为着政治问题，然而民穷财尽，总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这是谁都知道的。历代的困穷，不过是本国政治的腐败，经济制度的不良，其程度尚浅。到欧人东略以来，挟着帝国主义的势力，天天向我们侵削，我们就不知不觉地，沦入次殖民地的地位。全社会的经济，既然日益艰窘，生于其中的人民，自然要觉得不安了。这是潜伏在人心上的第三种动机。
此等现象，或非全国人民所共知，即其知之，亦或不知其原因所在。然而身受的困苦，总是觉得的，觉得困苦，而要想奋斗以求出路，也是人人同具的心理。如此，革命思想就渐渐地兴起于不知不觉之间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人心上虽然充满着不安，至于有意识、有组织的行动，则仍有待于革命伟人的指导。
革命伟人孙中山先生，是生在广东香山县——现在的中山县的。他从小就感觉外力的压迫，中国政治的不良，慨然有改革中国以拯救世界之志。他虽学的是医学，却极留心于政治问题。当一八八五，就是中国因和法国交战而失掉越南的一年，他才决定颠覆清廷，建立民国，此时他的同志，只有郑士良、陆皓东等几个人。一八九二年，中山先生才在澳门创立兴中会，由郑士良结合会党，联络防营，以为实际行动的准备。中日战后，中山先生赴檀香山，设立兴中会。一八九五年，谋袭据广州，不克，陆皓东于此役殉难。中山先生乃再赴檀岛，旋赴美洲，又到欧洲。这时候，清朝已知道中山先生是革命的首领了，由其驻英公使龚照瑗，把先生诱到公使馆中，拘执起来。卒因先生感动了使馆的侍役，替他传递消息出去，英国舆论哗然，先生乃因此得释。此即所谓“伦敦蒙难”。这时候，先生在欧洲考察，觉得他们国势虽号强盛，人民仍是困苦，才知道专一仿效欧洲，也不能进世界于大同，畀生民以乐利的，才决定民生主义与政治问题并重。
戊戌变法这一年，中山先生始抵日本——因其距中国较近，革命事业易于图谋之故。庚子拳乱这一年，先生命史坚如入长江，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以联络会党。于是哥老、三合两会，都决议并入兴中会。郑士良旋袭入惠州，因接济无着，退出。史坚如潜入广州，谋炸粤督德寿，以图响应，不克，亦殉难。中山先生乃再经安南、日本、檀岛，以赴美洲，所至都联络洪门，替他们改订《致公堂章程》。其第二章说：“本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革命的主义，于此确立，其气势也更形磅礴了。
这时候，中国风气亦渐变。留学日本的人士很多，中山先生知其可以启导，乃于一九〇五年，赴日本，改兴中会为同盟会，其本部设于东京，支部则分设于海内外各处。当同盟会本部的成立，加入的有中国内地十七省的人士。从中山先生提倡革命以后，至此才有中流以上的人士参加。中山先生乃编定《革命方略》，分革命进行的次序，为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当革命行动时，一切略地、因粮以及占领地方后治理之法，也有详细的规定，并发表对外《宣言》。中山先生说：“到这时候，我才相信革命的事业，可以及身见其成功。”从此以后，革命的行动，就如悬崖转石，愈接愈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