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猫是纸牌里的大王，在乡村社会，人们把正乡长称作“大乡长”。这是一部写游戏规则的书，不过不是纸牌的规则，而是官场规则。透过“乡长”这个微小的政治细胞，我们可以体察到转型时期中国乡土的基本状况。
吴思先生在一本论述清代官僚制度的专著中，提出“潜规则”的概念。他说：“对于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集团，要搬开它的自我吹嘘和堂皇表白，才能发现其本来面目。在仔细观察揣摩了一些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总是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当贪官的理由》，转引自《抚摸与停留》，第24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潜规则”是同“显规则”（姑且这样命名）并行的两套规则。它们可能彼此交叉，也可能平行发展，相互“补充”。准确地说，显规则是一套话语系统，而潜规则是一套行为系统；前者是意识形态，是亘古不变的准则，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教条与灌输，是法律也是传统，是它将一个庞大的王朝联系起来，运作起来，固定下来，使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具有稳定性和衡久性；而后者恰恰要远离话语系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一种默契与共识，一种心照不宣，它比显规则更加无形，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像幽灵一般，卖实在在地存在，谁也回避不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主宰着历史的走向，发挥着比显规则更加重要的作用。当历史的某一个突然转弯令我们迷惑不解的时候，潜规则会出来告诉我们，那让我们惊叹的所谓“偶然”，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偶然，在另一套规则系统里，那不过是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而已。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度研究，忽略了潜规则，我们就会因为缺少了一把重要的钥匙而打不开门，无法进入那幽深的暗道，我们的认识就只能停滞在表层，被地表那些纷乱的植被所迷惑，而永远进入不了事物的核心。只有打开潜规则的门，真相才会轰然洞开，事件便会以完全不同的形貌、一种超出我们想象的新奇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现实批判题材的长篇小说，凸凹的《乡长手记》并不是第一部，然而凸凹的敏锐处，在于他透过官场的表层，深入到潜规则的层面上。一个怀有抱负的年轻官员，须采用自己所唾弃的非正常的手段才能为百姓干点实事，这个反腐败者最终失败，而加在他头上的罪名，恰恰是“腐败”，他落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样一个逻辑过程，可能有点离奇，但是如果将陆大新放在潜规则的公式里运算，这样的结局就完全合理了。潜规则的强硬与周密，使得一个小小的陆大新，除了就范，没有别的选择。这个纯洁的书生，自从他迈出了走向官场的第一步，就敏感地意识到了潜规则的存在，他曾经试图利用潜规则，驾驭潜规则，来为他的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服务，结果却被潜规则碾压成齑粉。而他的敌人，也并非仅仅是现实生活中的张三李四（他们的道德良知也在受到规则的无情绞杀，他们和陆大新，不过是在绞杀过程的不同阶段中出现而已），而是一个庞大的无物之阵。在这庞大的无物之阵面前，张三李四都显得无关紧要。反抗具体的对手或许容易，玩弄一点权术，使用个把荤招，就可见效，而这，恰恰又走向了异化，投靠了潜规则。潜规则看似无形而又无处不在。他将每一个鲜活的个体包裹得严严实实。道德固然重要，但并非救世的根本手段。如同吴思所说：“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滚得如此夺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视。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卓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同上书，第257、258页）
这使我想起当今一些年轻学人对那些在荒谬时代里迷途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质问。这种道德质问自然无可非议，但不去考虑文化乃至政治系统的摆布与操纵，而全然追讨个人的责任，就有些浅薄可笑了。道德底线崩溃，问题不全在道德教育的力度不够，而在于潜规则的强大加速了人们对显规则的背叛，在于现实赋予堕落一个堂皇甚至高尚的理由。
从柯云路的李向南，到凸凹的陆大新，表明文学在进步，表明文学家对社会现实的拷问越来越深入，然而文学家之幸，恰恰是社会之不幸。与中国小说的这点进步相伴随的，却是历史进程中的痛苦与呻吟。小说没有指明出路何在，因为这一切，远非陆大新，或者凸凹所能完成的。
祝勇
2000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