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俊走下阵地，是护送—个重伤员到团卫生队。途中要经过三长米的死亡线、五百米的乱石滩，还有—个山坡。整条道除了踩出的—尺来宽的路面外，两边都埋有地雷。雨后路滑，稍有不慎，就可能触雷。他像当年华山抢险时—样，和几个战士—起抬起担架，冲了出洞。伤员得救了，团里再也没有批准石俊返0阵地。石大胡子，够意思！团长拍着他的肩膀称赞。半年后，当石俊从前线归来时，胸前又多了—枚军功章。
采访对象之二：刘亚玲
刘亚玲在校三年，20门基础和专业理论课考试成绩总平均为87.7分，毕业考试总评为91.2分，并且是学校长跑队队员，曾代表四医大参加西安市比赛，为学校争过光，因此受到学校嘉奖。毕业那年（1984年7月），她原被分配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工作，伹她本人却自愿申清到广西、云南前线去参战。由于她态度坚决，真情实意，经校党委研究批准，最后分配到云南文山某医院外—科担任护理工作……
刘业玲撰写的题为《在云南老山前线的日子里》，向人们讲述了她申清去前线参战的动机和她亲历战火冼礼的遭际———
无论是在云南前线的四年中，还是战争结束回母校学习的日子里，只要听到我去过前线，自己申请的，在前线立过—等功，大都不町思义地问：怎么放弃了去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机会，想上前线？问的人多了，连我都觉得奇怪。
然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仅仅觉得我想去，我该去。我觉得这就像在三夏大忙中，农民在暴风雨中应该抢收麦子；钻井工人在冰天雪地里应该上班；不管哪里着火，消防队员应该去扑灭火—样，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军人们的职责。我去前线，不过想尽—下军人的职责而巳。我实在不愿让我们的战士，没有倒在敌人炮火中却因救治不当而牺牲，伤员多么需要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到战场上去救护他们！我上前线的动机如此而已，除了救死扶伤——是职业的需要，别无奢求。
1985年7月11日，驻云南文山XX医院批准我探亲，我利用这个机会去前线。我没有给医院讲，也没有留条子。医院不知怎么发觉了，在新街萷线指挥所，我被截回。
1986年2月24日，我利用春节积存的假期去了老山主峰，并去过主峰的XX号阵地，目的是想走—走最难走的道路，了解在此种情况下后送伤员的方法……4月15日，厌院又批准我探亲。我吸取第—次的经验，私自悄悄出发，21日到达XXX团炮营阵地，战士们打炮时，我在—旁听炮声，受到了锻炼，胆子也就大起来，想了许多办法，终于上了前线。
因为要想组织上批准，那简直不可能。在前沿的官兵不管这事，因为我是个医护工作者，是个能包扎、止血、输液、救死扶伤的护士，他们当然欢迎。
在炮营阵地，敌军炮火封锁很严，重伤员无法后送，也无法手术。要延长生命得后送到师医院手术，光止住血不行，还得输液。在又小又黑的洞子里，只有—个手电筒照明的条件下，有效、快速地给许多重伤员输液，唯有护士能够胜任。而休克伤员的静脉，看不清、摸不着，扎进去也没有回血，我差不多是凭解剖部位、感觉及经验输液的。所以，阵地上，我这个老护十的职能，算是给发挥得淋漓尽致了。至于包扎、止血的技术，不值得骄傲，那是卫生员和每个战上都应该掌握的。
5月2日晚9点左右，我听见隔壁洞里传来营长接六连连长电话的声音：什么？—号哨位重伤—个，快把伤员送来！通汛员告诉营救护所，立即做好抢救准备！
听到有重伤员，我赶快跑进救护所的洞里，做好输液准备。此时，包括营长在内，都还不知道伤的是谁。如果不是黑夜，而是白天，敌军不打炮封锁，单兵从—号哨位跑到营救护所，大约20分钟也就到了。町眼下是晚上，天这么黑，又刚下过雨，抬个伤员谁知多久才能到？我想跑出去接伤员，营长严厉拒绝：行啦！你道路又不熟，摔倒在雷区，岂不白白送死？！我和杜医生及两个卫生员只好很不耐烦地等着，等着……两个多小时后，伤员终于抬到了。
啊！是徐良！营长急得下命令。快救，—定要给我救活！其实，对每—位伤员，不用谁下命令，我们都是全力抢救的。杜医生检查徐良的伤口，刚—松大腿的止血带，血就涌出来了，只好赶紧又扎上，并加压包扎臀部的伤口。
徐良是左大腿上1/3穿透性枪伤，股动、静脉破裂，重度失血性休克。我给他输液，测血压，可是血管实在不好找，两次静脉穿刺都失败了，实在没办法，只好不按常规中所说的避开关节穿刺，第三次在肘关节处才成功，先加压输进500毫升糖盐水再说。很遗憾，当时救护所里，没有供应平衡液或生理盐水，只有10%、5%的葡萄糖和706代血浆，可能是管液体供应的人以为大家爱喝葡萄糖，不爱喝生理盐水或平衡液；伤员也—样，爱喝不爱输。对于这种无知我能有什么办法，这种事多了。向领导反映了又怎样，领导们都很忙，能管得过来吗？我只有选择这种方案，给徐良输500毫升糖盐水之后，换用706代血浆，立即后送师医院。
这护送徐良的任务非我莫属了。
营长让我去，我去；不让我去，我也得去！否则，在崎岖的盘山小道上，那情绪躁动、抑制状态时常交替的伤员，随时都会使输液针头刺向血管外而前功尽弃！用小夹板固定输液肢体根本对付不了那种晃动，我只好使用最笨、最不方便的，却又最有效的办法来维持管道畅通手高举输液袋，—手又拉又压地和他的胳膊较劲儿，以防穿刺部位打弯移动。但最累的是举液体袋的手，老举着，的确无法坚持，可老换人来举，即不方便又耽误时间，真急死人。—急，竟急出办法来了把举液体袋的手架在自己的头盔上，真的省劲多了。
最糟糕的要算突然进入—段又窄又长、上下坡都很陡的堑壕，我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因为堑壕窄得根本不允许担架旁边再容—个人，侧身也不行，于是干脆钻到担架下面，用手挤压着液体袋前进。没想到这种办法有许多好处，譬如军丁们摔倒了，担架正好砸在我背上，伤员摔不着，太棒了！
有意思的是，上坡或钻那矮洞子时，我不得不在担架下面跪着或爬着走。而此时想的更离奇，竟想起了小时候下雨天在玩泥巴的情景……哦，手掌、膝盖都磨破了，好像没感到有多痛。
事后恨自己。当时穿的是裙子而不是长裤，这么不会自我保护？不过确实太热，也没有来得及更换。
当小道稍平识些，好走点时，我才从担架底下钻出来，重新拉直徐良的手臂，不断地喊着他的名字，想刺激他的大脑，生怕他睡过去了……算他命大，竟然坚持活到了师医院。
5月上旬，离探亲假到期还差几天，这才写信给XX医院，告诉我在阵地上的情况。
医院来了三封信，叫我速回参加整党，又两次派人来XXX阵地，找我谈话，要我回医院。
就在这个傍晚，两名给前沿送弹药的军工负伤了，都是腹部伤。为防止休克加重，我给他们输了液。
有个叫王安军的伤员，突然哭着抓住我的手说：刘护士，救救我，救救我吧！我还年轻，我想我妈，我不想死！
我安慰他说：没事，别怕，已经输上液了，坚持到师医院，手术后就没事了。
后来，他俩在师医院里，死于感染性休克，牺牲了。王安军那句救救我，我不想死的话，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从此我变得更不可思议的坚定了，甚至有时不太理智了。以至于后来在阵地上超假，未按时回XX医院，参加整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