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一个人永远的牵挂。有妈在的故乡,更是让人魂牵梦绕、思念尤加。
当远方的游子拖着一身疲惫踏进家门喊声妈,所有的凄楚与落寞全都被妈妈那声温暖的应答融化了。“儿行千里母担忧”,孩子再大妈妈跟前仍就是娃儿。世上花样繁多的所谓“接风洗尘”都赶不上妈那句“孩呀,娘可把你盼来了。”
眼睛不敢看妈,嗓子眼儿像堵了一团棉花。低头拉起那双苍老的手,让妈坐下说会儿话。妈勉强坐了不到5分钟,就又站起来忙活别的了。禁不住跟在妈屁股后面,想帮着干点啥,可,刚伸手就被妈拒绝了,小心弄脏了你的衣裳,坐了一路的车,一定很累了,听说你来,床我早就晒好铺好了,你进屋躺会儿吧。
趴在妈妈新铺的床上,我哭了。床上的被子是妈从一大堆棉花里专门一朵朵挑选后弹制的,平时珍存在柜子里是不允许别人用的,只盼着我回家时盖,然后再收起来,以满足我从小毛病多、爱干净的毛病。被子不知被妈晒了多少回,此时散发着浓浓的阳光的味道,手指触摸处,是无边无际的暖。
泪眼迷离中,这“暖”,一圈圈地无限扩散,扩散到30几年前的一个个夜晚,及每晚睡梦中萦绕在耳边缝纫机的“踏踏”声响。那是妈妈坐在缝纫机前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给别人加工服装,挣取零用钱补贴家用的情景。
据说,妈妈的缝纫手艺是年轻时牺牲了唱“样板戏”的好多时间,在当乡长的姥爷庇护下偷偷学来的,在当时是门了不起的“手艺”呢!就是因了这手艺,谈婚论嫁时的条件也高人一等,才找了当时在青海石棉矿当工人的爸爸。
可惜缝纫机是公家的,妈出嫁时无法带走,爸当时穷得叮当声,是没有缝纫机的。为了不让新婚的妈妈失落难过,1969年的严冬,爸爸就到处借朋友的“工业卷”,筹够了“10张工业卷”、“180元钱”,爸就去找在北京当兵的叔叔,托关系买了这台“北京缝纫机厂生产的东方红牌缝纫机”。
妈看着爸坐火车背回来的“东方红牌缝纫机”,只是一堆零件,即欣喜又发愁。直到缝纫机被爸爸魔术般地组装后,妈妈脸上才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那大方的枣红色漆面、加长的托衣板儿、五个斗的抽屉、舒适的踏板儿以及机头上那醒目的“为人民服务”……都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潮流,十里八乡算是数得着的了。
令妈没想到的是,这十里八乡数得着的缝纫机,再加上她那十里八乡数得着的缝纫技术,给她一生带来了别人都不曾尝过的酸甜苦辣。
缝纫机装好后,妈妈就开始“接活了”。棉衣、单衣全都做,那时爱美的年轻人,已不满足于自家妈妈手缝的布衫,而要送到缝纫铺裁剪缝制了。那个年代家里都不富足,大多数都是逢年过节或是嫁姑娘娶媳妇时,才舍得做身新衣裳。因此,送来的活儿一般都急着要,妈妈就常常熬夜。即要带孩子又要赶活儿,辛苦自不必言了。爸心疼妈,让她别接活了,可妈总也不听,她说,挣个“活便钱儿”,孩子们花着方便。因此,当街上叫卖“糖葫芦“、芝麻糖”等小吃时,妈妈就会拉开她的缝纫机抽屉,很自豪地捏出几分钱,给满眼期待的我们。那时的我们,只知道炫耀着让小朋友羡慕的资本,却理解不了妈妈的辛苦劳累。直到30多年后,妈妈深情地抚摸着早已磨得脱了漆的缝纫机,感慨往事时,我们方才懂得这台缝纫机对我们家庭的重要及妈妈的辛劳。
或许是这么多年安逸生活养成了的惰性与娇气,在那么激烈的情绪与回忆中,我竟然不知不觉睡着了。是妈妈轻轻盖被时惊醒了我。
四目相对,望着妈妈慈祥怜爱的微笑,我不好意思地笑说,妈,你看我,怎么能睡着呢?妈像哄小娃娃睡觉似的,轻拍着我说,都怪我,人老了,手脚就轻快不起来了,一盖还把你吵声了,睡吧,妮儿啊,再睡会儿。
在妈妈温柔的轻抚中,我暂时卸下身心所有的负累,仿佛回到生命的最初,甜甜的痴睡。
当我再次醒来时,听到缝纫机熟悉的“踏踏”声,恍如隔世。却不是梦,妈妈正坐在缝纫机前给我做“小被子”,是我晚上坐在电脑前熬夜写作时,盖在腿上刚刚好的“小棉被”。与30多年前不同的是,如今,大家都穿成品的衣裳了,再也不用熬夜做衣裳的妈妈带上了花镜、生出了华发,被妈呵护倍至的“东方红牌”缝纫机传出的“踏踏”声,也不可避免的苍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