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中国，风雨如晦，满目苍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是无法在这种气氛下忍受下去的。中国的现状促使外公不断地思考：中国为什么会如此贫穷、如此落后——就连学习用的计算尺、三角板、圆规、绘图纸都是外国制造的呀；为什么外国侵略者步步逼进，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站在外滩，看到的都是飘扬着五颜六色各式各样外国旗的大轮船；黄浦江上，耀武扬威、横冲直撞的是炮管高挺的洋军舰；大上海街道的外国租界里公园入口处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刺眼醒目的牌子，不啻是钉在中国人心头的耻辱柱；为什么腐朽的清朝统治推翻后，又出现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纷乱的局势何时才能结束，中国到底该向何处去？……
严酷的现实，触动年轻的外公发生一个又一个疑问，他渴求找到解释和解决问题的答案。
但他此时还没有接触到共产主义学说，而首先向他提供答案的是新三民主义。
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南洋大学出现了国民党组织，也有秘密共产党支部。1925年3月12日，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引起全国人民的哀悼。南洋大学的校园里，也举行了悼念孙中山的活动。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举行演讲会，向听众宣传新三民主义，并散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份宣言是由共产党人参与起草的，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了新的解释，确定了后来统称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外公就是在这时候接触到新三民主义。他为这些新颖的政治纲领所吸引，他第一次知道，除了旧的政治、经济以外，还有为人民的政治、经济。这种新的政治主张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主张相比较，显然前者更明确、具体，也更富有革命性、战斗性。于是，外公转向信仰新三民主义，并经同班同学张永和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并成为国民党徐家汇区委委员。学校里办起了工人夜校，外公在工人夜校里当义务教员。
自五四运动后沉寂了很久的南洋大学，重新活跃起来。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也常来学校演讲，宣传各自的主张。有一次，学校召开的学生代表大会上，校方发言人讲话之后，学生会的负责人突然介绍一个陌生人上台讲话。这个人光头，穿一件“爱国布”长衫，湖北口音，讲话生动有力。他的演讲针对学生中忽视政治、主张科学救国的普遍心理，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科学遭到摧残，提倡科学救国只不过是空谈；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只有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统治，才有真正的出路，也才能真正实现科学救国……听了他所阐述的道理，外公有茅塞顿开之感。外公后来打听到，这讲话的陌生人，是一位共产党员，叫恽代英。
恽代英，江苏常州人，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1923年夏，他应邓中夏之约，在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教。8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恽代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团的宣传工作，他也是《中国青年》的创刊人与主要编委之一。
正是从恽代英的演讲中，外公认识到科学救国是走不通的，救国救民的途径是革命。恽代英那诚实、俭朴、勇敢、一心救国救民、富有远见卓识的共产党人的形象，也在外公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他分外钦佩。他称恽代英是“我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的老师”。
“醒狮派”（即国家主义派）的曾琦也来学校演讲，宣扬“内除****（即反对共产党），外抗强权（即反对社会主义苏联）”。进步青年对他的演讲嗤之以鼻，但他的信徒就为他摇旗呐喊，双方开展了激烈的斗争。外公也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与几个同学一起把以前只刊登学术文章和消息的校刊《南洋周刊》改为政治性刊物，用来宣传国民革命，鞭挞反动思潮。
外公开始了他的社会活动，他成了南洋大学学生会的成员之一。
1925年5月14日，上海内外棉纱厂日本资本家镇压工人罢工，枪杀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上海人民的愤慨。上海****遵照党的指示，决定5月30日****一天，全市各校参加党领导的各界爱国大示威，并组织演讲队按地段区域进行演讲宣传。
外公热血沸腾了，他将整个身心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中。他也是演讲队队员。30日8时半，南洋大学和附中数百名同学，分成17个演讲队，从徐家汇出发，步行前往公共租界。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于9时左右到达所指定的演讲地段。外公的演讲地点是南京路的天津路浙江路口。他一到那里，就跳上自带的凳子，立即向市民进行反帝爱国的演讲。
下午3时许，上海各校学生全体出动，汇合工人、市民共一万多人，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反帝大游行。猖獗之极的英帝国主义捕房头子爱活生，公然下令对示威群众开枪，打死学生，工人十余人，遭枪击受重伤者有数十人，还有五十多人被逮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血案。
最使外公感到悲痛的是，死难者中有他的好友、新加坡归国华侨、南洋大学附中学生陈虞钦。
6月1日，在党领导下，上海二十万工人举行大罢工，五万多学生举行****，大部分商人举行罢市。
随着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的深入，上海****及上海各校学生会为了适应反帝斗争的需要，进行了健全组织的工作，在李立三和贺昌的指导下由****召开各校学生会代表会，讨论上海****的组织章程，选举出上海****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复选出南洋大学学生会代表为主任委员。南洋大学学生会派出四个人到上海学生联合会工作，其中就有张永和与陆定一。
当时，对于五卅和以后继续发生的流血惨剧，以及整个斗争的情况，各大报纸都不敢做真实的报道，或即报道了也是闪烁其词，语焉未详。舆论界也是观望不前，或作些许隔靴搔痒的评语。而帝国主义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却匿名办了报，名曰《诚言》。《诚言》不诚，是专来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散布谣言的。它污蔑五卅运动是“****”，是“赤贼”搞起来的，提出要“外抗强权、内除****”，强权就是“赤色帝国主义”，****就是“****分子”。“外抗强权、内除****”，这实际上是国家主义派即“醒狮派”的口号。但“醒狮派”却毫无爱国之心，根本不出来说话，把自己放到与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的地位，暴露他们丑恶嘴脸。因此在人民中的影响一落千丈。
针对这种情况，上海****决定办一份报纸来与《诚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份报纸取名为《血潮日刊》，外公参加了办报工作。
《血潮日刊》于6月4日创刊，版面为八开，每日四版。这份****的日报，作为全市五万多学生的喉舌，政治观点鲜明，公开声明以“记载确实消息及主持公论为目的”。《血潮日刊》第一期的“本刊启事”报道了五卅惨案真相，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意在唤醒全国民众。
《血潮日刊》栏目多样，很有特色，除有新闻、文电、议论、启事、歌曲、记载等一般栏目外，引人注目的是另设有《外人屠杀我国同胞之大惨案（简讯）》，把五卅惨案的起因和事后的情况披露出来。又针对租界当局破坏学生运动，离间各党派和爱国学生的关系等无耻勾当进行驳斥。同进也反映了我国人民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情况。为了悼念死难烈士，还特设了《烈士略史》、《烈士遗书》，先后刊载了五卅至六二被英寇枪杀诸烈士何秉彝、尹景伊、陈虞钦、邬金华、金念士、刘光权等人的生平事迹和在五卅斗争中英勇奋斗的光辉形象。在第四期上，刊登了《追悼五卅至六二被英寇枪杀诸烈士歌》：“……烈士诸君，万岁千秋，英魂不朽。此时此刻，万众一心，破釜沉舟。”悲歌一曲，催人泪下，令人激奋。
此后，《血潮日刊》也经常发表上海****代表大会或执委会的决议案、宣言、对时局的态度，以指导学生爱国反帝斗争的深入发展。
五卅惨案后，上海五万余爱国学生举行了自五四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斗争。《血潮日刊》以醒目的标题刊载《上海学生联合会****宣言》，号召“于六月一日起全体****”。在总****一星期后，《血潮日刊》又刊载上海****代表大会决议案，重申：“通告各校学生会，在风潮未息以前，决不上课。”
《血潮日刊》，贴近火热的战斗生活，迅速及时地报道反帝斗争第一线的消息。当上海各校在上海****领导和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恽代英亲自主持下，联合组织起外埠演讲队，兵分八路，向四方扩大斗争声势，促醒各地人民起来声援和参加斗争。《血潮日刊》便连载各路演讲队发回上海的报告，向上海学生和各界民众宣传各地反帝爱国运动的声势和对上海地区斗争的支持。《血潮日刊》还用大量的篇幅登载全国名地和菲律宾、波兰、加拿大、日本、墨西哥、美国、英国等国家学生团体为声援上海学生爱国斗争的电文和慰问信，以鼓舞上海爱国学生的斗志。
上海****当时在南市租了一幢房舍为办事处，设备非常简陋，连床铺都没有。只好打地铺睡觉，生活是艰苦的。****在这一时期的日常事务非常繁忙，同时还要接待大量来访的国内外各界人士。外公除编辑出版报纸外，还要协助****处理日常事务。报纸天天出，加之其他事务，工作量相当大。他们经常废寝忘食，但没有人叫苦，却为日益高涨的民众斗争热潮所鼓舞，感到自己是在为国为民从事着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劲头越来越足。
《血潮日刊》共出版九十四期。最后一期是1925年9月7日出版的《九七国耻纪念日专号》。它在《告别辞》中回顾了《血潮日刊》三个多月来的斗争经历，指出：“‘血潮’是何等不祥的名词，然而在这恶浊的中国，只有血潮能够洗出一个灿烂的中国来。”文中还说明了该刊停刊的原因：“现在各校开学，人手太缺，虽然现在的议论界与时局比本刊未生以前更坏，但是不能不忍痛与诸君告别。”文章最后号召广大学生：“我们今后当努力准备——补充我们的知能，密集我们的队伍，扩充我们的战员，好与敌人再战。”
外公告别南市那幢他工作奋斗了三个月的房子，回到了学校。经历五卅血与火的洗礼，他锻炼了斗争意志，进一步感受到人民的力量的伟大，增强了革命信念。这也是他走出学校做革命的宣传工作的开始，从此，这一工作与他以后的生涯结下了不解之缘。
7月间，五卅运动进入尾声，各校陆续放假。暑假期间，外公被学校派到青岛四方工厂参加生产实习。为期一个月的实习结束后，他去了一趟北京父亲那里。父亲对他参加学生运动未表异议，因为他在对子女的信仰问题上所持的是任其自由选择的态度，不予干涉。外公还了解到，北洋军阀政府这时财政危机加剧，对文职官员的薪水打折扣，从九折一直降到六折。对此父亲甚感不满，心存怨懑。
暑假后，回到学校，这已是1925年下半年了，外公进入大学四年级。在这个学期里，他迎来了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