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外公担任了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兼任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编委。《布尔什维克》是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迁回上海后，于1927年10月24日创刊的。起初，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五人为编委，瞿秋白为主任。12月，编委扩大为二十六人，增加了蔡和森、张太雷、******、******、李立三、陆定一等人。
年仅22岁的外公，毕业后参加革命才两三年，可谓初出茅芦，便经历了血雨腥风的严峻考验，度过他参加革命后的第二个难关。在革命的低潮中，他不仅没有退却，反而斗志弥坚，并在锻炼中迅速成熟，崭露头角，走上了团中央的重要领导岗位。除钦佩他自身的才华外，我们不禁要感叹：那一场革命，真是最能锻造人才的大熔炉啊！
外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第三节第三个难关：受到王明路线的多次打击，
外公说：“第三个难关是1931--1934年受到王明路线的多次打击，加给我的罪名叫着‘调和路线’，撤职、降职，直到开除团籍。开除团籍意味着连党籍也开除了。团籍是1933年下半年才恢复的。1935年遵义会议后我才有正式的工作。”
第一次受打击：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员身份
1928年7月15日至21日，举行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外公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宣传部部长。
团的五大后，团中央决定由外公出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
在****六大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共产国际设立了常驻机构——****代表团。在此以前，共产国际主要是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为纽带，通过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的工作。****六大召开期间，尽管代表们没有直接批评共产国际，但对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罗明纳兹、诺伊曼等人在中国所犯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为此，共产国际决定改变体制：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不再通过共产国际代表，而主要依靠在莫斯科设立一个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
这样，在****六大闭幕后，便组织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代表团。瞿秋白、张国焘任****驻共产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陆定一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瞿秋白为****代表团团长。
瞿秋白、张国焘等人早已前往莫斯科参加****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会议闭幕后便留在莫斯科担负****代表团的工作。尚在国内的外公接受任务后，便于1928年底只身前往莫斯科。
这是一次漫长而又艰险的旅行。
外公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到大连，再转乘火车到哈尔滨。按计划，到了哈尔滨才有人与他接头。在大连住宿，住的是神明路的朗索室。期间，日本侦探曾两次来旅馆检查住宿登记簿，说有共产党的要人经过这里。不知他们是虚张声势还是针对外公来的，幸好没有发生意外。（据说******和邓颖超经过这里时遇到过险情。）第二天晚上，外公上了南满的火车到长春，又换乘中东铁路才到哈尔滨。他在哈尔滨道外的一家旅馆住下后，立即按约定的地址和暗号写了信寄出。很快收到回信，约他到街心公园接头。在那里，他见到的是一位苏联人和一位中国翻译。他们要他前往满洲里再与另一位苏联人接头，并告诉他接头的暗号。
外公又乘车前往满洲里，找到了接头地点，见到了住在那里的苏联人。这位苏联人当时没多说什么，只是要他傍晚去他那里。傍晚他去后，这位苏联人拿出一副雪撬、牵了一匹马，套好，拉着他上了路。半夜时分，到了中苏边界，过了边境线，四个骑马的苏联人将他们围起来进行盘问。弄清情况后，这些人送他到了火车站。就这样，他上了开往伯力市的火车。一天半后，到达伯力市，车站上有人将他接到一家旅馆，说第二天才有火车去莫斯科。一会儿又通知说当天有车。他又上了火车，车走得很慢，沿途站上停留的时间又长，这样走走停停，坐了一个星期才到莫斯科。
原先已通知共产国际派人来接站，但等了好一阵却不见谁来接。他只好自己雇了一轮马拉铁撬来到克里姆林宫前。有人出来问话，并把他带进里面共产国际办公的地方登记。不一会，瞿秋白、余飞以及曾到过中国的几位少共国际代表出来迎接他。见了面才知道，他们之所以没有到车站接他，是以为火车要第二天才能到达。
然后，外公被安置在留克斯旅馆。“留克斯”即“豪华”的意思。房子由大理石砌成，一进大门是一头熊的塑像。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张国焘夫妇以及余飞夫妇都住在这里。外公一人住一间长而窄的房间。
1929年1月，蔡和森也来到了莫斯科，成为****代表团成员之一。
外公开始在少共国际上班。他既是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又是少共国际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少共国际执行委员。少共国际设有东方部、欧洲部、拉丁美洲部等部门。每天上班，实际上无事可做。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消息很闭塞，看不到中国的报纸，对国内的事变无法及时掌握。共产国际整天忙的是欧洲的事务，因为欧洲各国的消息传得快。
无事可做，外公就想趁此机会学习俄语，并请了一位苏联女大学生当教员。他还到列宁学院（共产国际所直接指导的高级党校）旁听，学习《资本论》。
在驻莫斯科期间，1929年，外公还随同瞿秋白、邓中夏以****代表团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在德国南部工业城市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第二次大会。”他们使用假护照，穿越波兰，经柏林前往法兰克福。在柏林逗留时，他们一行还看望了在那里做海员工作的廖承志。
1929年7月3日至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代表团瞿秋白、蔡和森和外公出席了会议。外公在会上发言谈了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问题。会后，外公写了《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的总结》。这分长达二万多字的总结本来不是作为文章来写的，而是根据****代表团的意见，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向中央写信，做个内部报告。但是这份文件寄到国内后，李立三将它以“定一”的署名发表在1930年1月15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3卷第1期上。李立三这样做，大概是因为这次会议进一步强调“第三时期”的理论，可以成为他进行全国暴动的理论依据。这个理论对于世界革命的估计，特别是所谓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即将爆发革命的论断，事实证明是个错误的判断。
忙完一阵后，外公还想继续学俄语，但却不得静心，终于学不下去了。原因是中山大学风波迭起，并且把****代表团也牵涉进去了，引起了****代表团与米夫、王明等人的激烈斗争。
以瞿秋白为首的****代表团，从它一成立起，就同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苏联人米夫不能合作，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而在发生了中山大学风波后，这种对立便激烈化、公开化了。
设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是1925年由共产国际创办，专门培养中国学生的学校。起初为纪念孙中山的逝世，起名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招收具有国民党籍（包括跨党的****党员）的学生。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反革命政变后，属国民党籍的学生退学回国，校名亦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说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山大学”，学生全部是****党员和共青团员。
中山大学实行校长制，第一任校长是拉狄克，副校长是米夫。拉狄克是著名的托派人物，在反托派的运动中被免职。米夫于1927年春继任中山大学校长，从此，中山大学便完全在米夫的掌握之中。接着，米夫由中山大学的校长，又一跃而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
米夫的学说平平，却野心勃勃，且善于玩弄权术。他以共产国际唯一的中国问题专家自居，并且是一位恶劣的苏联大国主义者。这些苏联的大国主义者，自居为“老子党”，把中国党和别国党都视为“儿子”，干涉别国党的内政，培植宗派集团夺取该国党的领导权。米夫就是这样的大国主义者。在他看来，中国革命靠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是不能胜利的，只有靠他和他培植的宗派集团的领导才能胜利。
王明集团就是他所培植的宗派集团。
王明原名陈绍禹，是安徽省六安县人，1904年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1920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1924年秋毕业后，进入武昌商业大学预科，翌年参加“五卅”运动，秋天进入中山大学学习，俄文名字是“克劳白夫”。他是到莫斯科后才入党的。王明善于溜须拍马，讨好米夫。他就读的俄文班的列宁主义课是米夫上的，这就使王明与米夫有直接接触的机会。王明在别的课程进行小组讨论时一言不发，到了讨论列宁主义课时，常常是第一个抢先发言，于是“克劳白夫”这个名字给米夫留下了好的印象。王明记忆力强，俄文学得好，加之与米夫非常接近，便得到了米夫的赏识和欢心。
1927年4月至7月，中国处于紧急时期，米夫来中国访问，把尚未毕业的王明带在身边当翻译，到了上海、广州、武汉，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经过这一趟中国之行，王明和米夫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们回到莫斯科后，第一期学生已经毕业，王明留校工作。当时中山大学的领导层存在派别斗争，教务处不满意支部局，支部局批评教务处。1927年6月底的学期总结会上，两派争吵不休，米夫和王明以第三势力参与斗争，为米夫当校长开路，支持支部局批评教务处。王明在学生中大肆活动，支持米夫，成为这场争论中的积极组织者、米夫的得力助手、亲信和心腹。米夫终于当上了中山大学的正校长，王明也一跃当上了中山大学的秘书，继而掌握了支部局的领导权，成为中山大学的无冕之王，支配全校学生的命运。
王明等人控制了支部局后，自称“理论家”、“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抛出了一大套“左”得出奇的理论，认为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中国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脱离了革命，中国革命只有两个营垒，一方面是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另一方面是反动地主、资产阶级，没有中间势力，没有第三种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因此，中国不需要统一战线。
“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这是王明的又一论断。他认为马列主义出在书本里，马列主义只能从苏联输入，扬言中国的老党员、老干部、中央领导“理论水平低”，不是马列主义者，只有他马列主义水平高，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其次，王明认为中国革命必须采取大城市武装暴动的形式。他所写的《武装暴动》的小册子，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作。他对农村包围城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根本否定，认为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一样，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王明是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
王明还是个恶劣的宗派主义者。他和李竹声等人控制的支部局，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干部政策，以亲疏、好恶为标准。能讨他们欢心的，就提拔重用，否则就诬陷、打击，打棍子、戴帽子。他们有米夫做后台，有恃无恐，百般诬陷反对他们的那套理论的同学。
中山大学的一批老党员如俞秀松、董亦湘、周述明等，看不惯王明奉承和吹牛拍马的恶劣作风，便遭到王明的打击。上述这些人中不少是属于江苏、浙江两省的，因此，王明就掐造说中山大学内部存在着一个“江浙同乡会”组织，并给这个组织加上了“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工人出身的李剑如、余笃三等同学也起来反对王明，常在大会上发言，公开批评支部局的错误，王明等人便将他们称为“工人反对派”。为了对他们打击报复，王明骇人听闻地散布说，中山大学存在着一条与支部局、共产国际相对立的“第二条路线”，“第二条路线”就是“江浙同乡会”、“工人反对派”等的联盟。并以此名义开除了十二名中国学生的党籍、团籍，并有人被逮捕。这件事激起了中大学生的义愤，于是，许多中国学生立即上书联共中央和中国代表团，要求彻底调查所谓“江浙同乡会”的问题......
在中大风波中，****代表团同米夫王明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中国学生经常前往****代表团当面反映情况，瞿秋白本人听取了学生的意见。****代表****邓中夏、余飞去中大调查时，与学校当局发生了争执。1929年夏天，中大举行学年总结大会，由于多数学生反对王明和支部局，瞿秋白便公开发表演讲，支持多数学生，指责王明等人，爆发了****代表团和米夫、王明等之间的公开斗争，会议僵持了三天。瞿秋白要求****代表团成员对中大事件采取一致的态度。
外公在那些日子里，接待了大量汇报情况的学生。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他还特意问过被说成是所谓“江浙同乡会”的主要成员的孙冶方（真名薛萼果）什么是“江浙同乡会”。孙冶方说，哪有什么“江浙同乡会”，是他当了教员，卢布多了点，一些同学要他请客，他答应了，二三十位中国同学，买点中国菜，这个炒，那个煮，在他房间吃了一顿，一边吃，一边闹，窗外有人听见了。那次在一起吃饭的，也不都是江浙人，比如左权就是湖南人。但不知怎么一传，传到王明那里，就成了“江浙同乡会”的大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