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日，在庐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总结1958年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在北京去庐山的途中，外公与彭德怀同乘一列火车。在车上，彭德怀要外公谈谈看钢铁生产所见。外公将他对******说的对彭德怀说了，但保留了关于二千五百万吨钢指标达不到的一点。在会上，彭德怀于13日晚起草了一封给******的信，对1958年来的“左”倾错误及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进和建议。他把在火车上外公说的话摘了几句写在了信中。14日，此信誊清后呈送******。16日，******在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23日，******在全体会议上发言，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彭德怀表现了“资产阶级动摇性”，把自己抛到****边缘去了，距****还有三十公里。8月2日至16日，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意见书和发言、谈话，是“代表****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是“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是具有****、反人民、******主义性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由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在会上批评了“左”倾错误，或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因而也受到了批判。外公在庐山会议上表现消极，开会时常常一言不发。因为他并不认为彭德怀的“万言书”有什么错，不愿意随波逐流，做墙倒众人推和落井下石的事；但又不可能为彭德怀辩护，只能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态度。更有甚者，因彭德怀在“意见书”中摘引了外公的一些话，外公也差点受到牵连。会上有些人对外公提出了严厉批评，说他是“****机会主义”，参与“****集团”，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等等。但因终究未找到他同彭德怀有什么“勾结”的事实，加之******说了“秀才还是我们的秀才”，因此未能达到打倒他的目的。
在五十年代后几年至六十年代初几年，外公的主要精力放在抓教育和教学的改革上，探索具有我国特点的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业余学校相并存的两种教育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他突出强调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积极阐释和宣传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在******的主持下，外公负责了《高教六十条》等文件的修定工作；等等。外公是新中国教育改革的开拓者之一。
工农业生产******的口号，一方面提倡和助长了片面追求多快的“左”倾冒进情绪；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工农业生产******的要求，又促使掀起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要求，这就要求教育事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
为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加强对教育事业的组织和领导，1958年，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文教小组，外公任组长，副组长一个是康生，一个是******。
外公于是投入很大的精力来抓教育，采取了两个措施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个措施，是全国学校实行勤工俭学。另一个措施，是农业中学的开办。勤工俭学，开始把普通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打破了普通学校长期以来轻视劳动的旧传统，改变了学校的风气。农业中学是一种民办的半工半读的职业（技术）学校，这种学校既解决学生升学的要求，又为农业生产准备技术人才，既比较容易办，又切合当时的实用，既不用国家花钱，也节省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所以一经提倡，发展之快，犹如雨后春笋，几个月就有几万所。由于高小毕业不愁没有升学的机会，于是民办小学也大大发展起来，小学教育在不少省、市、自治区很快就普及了。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成人教育也发展了，扫盲运动的高潮兴起，各种各样的业余文化技术学校也大量涌现。这种高潮又从农村推进到城市，出现了学校办工厂和工厂办学校的潮流。由于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学校里又出现课程改革的运动，出现了改革学制的尝试，出现了教师队伍的改组等等。教育事业正打破专家包办和教条主义的圈子，变为全党全民办学。
在这个过程中，在工农业生产******、教育工作也要全面跃进的口号指导下，片面追求多快办教育的倾向是存在的，某些具体措施也有不妥之处，但总体上对我国的教育工作，特别是普及教育工作有很大的推动。
当时，在教育方针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半农半读的学校，也有人认为是不正规的，有过长期的争论。4月和6月，****中央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来解决教育方针等一系列理论和实际的问题。8月，外公根据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的结论，写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教育学思想和教育方针，同进也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
文章指出，我国的教育，是社会主义的教育。社会主义的教育是改造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工人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当时在教育工作的争论中，集中表现在什么是“全面发展”这个问题，存在原则分歧。文章阐明了我们党的观点，指出，那种把全面发展片地理解为使学生具有广博的书本知识，同时却既不主张学生学习政治、又不主张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观念，实际上是把全面发展庸俗化，使它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所谓培养“通才”的教育方针。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全面发展的理解，包含着这样几个根本内容：一是使学生有比较广博的知识，成为多面手，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二是学生所学到的知识，须是比较完全的知识，而不是片面性的知识。这就必须实行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第三，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第四，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气慨，这是我们时代的德育，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因此，概括地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学生得到比较全面的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道德。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办法，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文章还就“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做了充分论述，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目标所需要的，是发展教育事业所需要的。”
外公在抓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如坚持全日制和半日制“两条腿走路”；高等学校一定要办研究生院或招研究生，凡是有条件的地方就搞；要继续派遣留学生；必须重视基础课的学习，就是农业中学这种半农半读的学校，文化课也应是最基本的课程；提倡学好外语；厂矿企业、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都要成为生产劳动、学习和科学研究“三结合”的基地；等等。在1960年3月30****还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教学必须改革》的发言，就学制和教学法等的改革问题发表意见。
外公曾于1957年和1960年两次去苏联。
1957年是作为****代表团团员赴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
1960年，外公有着两次往返苏联的经历。他是作为****出席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和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团的成员前往苏联的。
在我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的时刻，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从大党、大国沙文主义出发，对我国施加压力。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撕毁援助我国的六百个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一千三百多人，并带走所有的图纸和计划资料，停止或减少供应中国建设所需的设备和部件，使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9月间，****中央致函苏共中央，其中向苏共中央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中央又派出代表团同苏共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苏方同意****关于经过充分准备开好各国代表会议的建议。随后，******率****代表团参加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外公随团参加会议。起草委员会上争论激烈，苏共要通过他们起草的八十一国会议声明草案，****代表团则提出了许多重大原则性修改意见。最后双方都作了一些让步，才达成文件草案的协议。会议期间，****代表****外公回国，向党中央汇报会议情况。汇报过程中，******问他，将来开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自己作为党中央的主席是去好还是不去了。外公主张不去为好，因为苏联实际上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国家。11月上旬至12月1日，八十一国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果然未曾前往，而由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出席，团员有彭真、******、陆定一、寥承志、刘宁一、康生、刘晓。开会期间，****与苏共之间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论。外公曾对刘少奇说，这次我们奉毛主席的意见出来，决不订有损我国尊严的文件。****中央则同意代表团采取边缘政策。会开了近一个月，经过斗争和协商，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声明》。
由于******和反****的严重错误，以及自然灾害和苏联领导集团的背信弃义，1960年开始，我国经济出现严重困难。错误和挫折使党开始清醒起来。从1960年6月开始，党中央和******领导全党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1962年9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在开幕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论断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提醒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会接受了******的观点，使党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不但没有纠正，而且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新的发展。
会上，外公被增选为**********书记。
在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外公被继续当选******副总理，并兼任文化部部长。
在此之前，文化部部长是茅盾。******于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写了对于文化工作的“两个批示”，对文艺界提出了不切实际的严厉批评，并在一次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批评文化部，说：“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一次******全体会议之后，和茅盾作了一次谈话。******说：“文化部的工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搞好，这责任不在你。我知道你一开始就不愿意当这部长，后来又提过辞职，当时我们没有同意，因为找不到接替你的合适人选。现在打算满足你的要求，让你卸下这副担子，轻轻松松，请你出任政协副主席。”茅盾表示同意后，******又说：“新的文化部长很难找，目前尚无合适的对象，只好暂时让陆定一兼任，另外打算从军队调几个人来，不过完全由当兵的人来管文化工作怕也不行，所以准备从上海调石西民来。”
就这样，文化部长在没有合适人选的情况下，这一职务只好落在外公肩上。
外公在此期间以及后面的两三年里，仍然埋头于抓教育，同时也抓文化、卫生等工作，注意力放在农村。在教育工作中，曾推荐河北阳原的普及小学的经验；在文艺、卫生工作上提倡文艺工作者、卫生工作者下乡为农民服务，为此，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训练半农半医的医生，发展农村的文化室，在偏僻山区搞巡回教育，制造小电影机以便上山下乡下海岛放映，研究农村电影和演戏的收费等。
至此，外公达到他一生事业的一个高峰。他同时所担任的职务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
但这时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已是风起云涌，外公的位置，正处在风口浪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