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今年7月，北京帅府园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举办攀钢职工版画展览。我想起那个年轻的董小庄，想起他说过的攀钢版画群体。23日中午我去看画展。邻人说这么闷热还出门，今儿是二伏天！我想起有个儿童片叫《胖太阳》。如今觉得二伏的太阳真是太胖了，胖得别人都变瘦了——在阳光下蒸发得瘦了。先进展厅大门口，两位检票员热昏了一般。一个趴桌上，一个脑袋大体还竖在头上。我给后一个递去参观券。他愣着，停格，然后用慢镜头按过去。他好像不明白我这个观众为什么要交他参观券如同我不明白他这个检票员为什么连接过票都不会。于是我的脚步也变成了慢镜头，我迟疑起来，不知道是不是走进了被胖太阳晒死的无人区。
跨进一楼展厅，好似一步跨人了一个比胖太阳还热辣辣的世界。迎面一个被火焰吞噬的炉口，突现一个好似几块钢片并接而成的简练的头型。那是一个奋发呐喊的炼钢人。又一幅，叫《花脸钢包》，把钢包和睑谱结构成一体，给人一种四川青铜的质地感和民族原生的力量。那一幅，一截粗大锃亮手感很好的钢轨，上方有半瓣缺残飘零的红叶。又一幅，深浅不同的蓝的基调上可见一只男人的脚与一只女人的脚，使我好像听到人与钢碰撞的音响。我继而看到《色彩的流动》、《裂谷神韵》、《梦的系列》，《分与聚的系列》，《火把节印象》，《钢铁结构》等等，我好似进入了一个“博”的“新的工业空间”。
博大的攀钢，才能产生博大的攀钢版画。我忘却了胖太阳，我只看到攀枝花。“攀枝花是植物是树是花是城市是钢铁也是艺术”。我丈夫在画展留言簿上挥笔。
家电病历卡
我面前端坐着一尊菩萨。
我离开攀枝花到成都采访时，不期遇到了赵忠玉的妻子郭豫征。我想起以前见过的一尊尊观世音的塑像，那五官好似照着郭豫征塑下来的。
当赵忠玉的部下可以充分发展个性，当赵忠玉的妻子则要善其身，冼其心，慈悲为怀，历练修行。午夜后赵忠玉回得家来洗完澡进屋，郭豫征问：热水器关了没有？赵忠玉说忘了关了没有。郭豫征走去一看，说果然又没有关。赵忠玉说他今天思想太累了。郭豫征知道他人回了家，神不会同步回家。只好天天等到凌晨他回来，等到给他关好煤气热水器，方敢入睡。
只有晚饭后，赵忠玉可能在家看电视新闻，尤其是攀钢电视台的新闻。有时他往沙发上一靠就睡着了。是真睡着还是闭闭眼呢？或许他还听着呢？还是别换台了。郭豫征慈悲为怀地看着累得不行的赵忠玉，陪他这么坐着，坐着。
郭豫征住院了。赵忠玉去看她。怎么样？好一些吧？好一些了。没什么事吧？没什么事。没什么事我就去看看别的病人。
赵忠玉看公司的病号，看了很长时间。终于回到妻身边。没什么事吧？没事。没事我得走了。
赵忠玉到底是来看她还是借着看她而来看望病号们？她毕竟不是泥头泥脑的菩萨，心里不免黯然。然后又着急他这样别累垮了。劝他吧，他会讲，这担子压在你身上你也得这么干。说起来还要他怎么样呢？她煮面条，他说好吃好吃。她煮稀饭，他说他一见稀饭就没命。她菜炒咸了，他说咸了下饭。她菜炒淡了，他说淡了可以多吃。孩子稍一挑剔饭菜，他立印说：你们不动手就不要挑剔。
我想起赵忠玉说的：“我是妻子领导下的丈夫负责制。栗素娟是丈夫领导下的妻子负责制。”
栗素娟说，她丈夫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她和她丈夫，同岁，同年同月生。1976年以前同是车间团支书，又同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后来都有了读书的机会。他说人活一辈子要干点事，但孩子不能没人照颐。我们两人合做一件事不好，还是你一人上学吧。我读函授，可以不离开家。这以后他又叫她去东北工学院读管理工程系，从1984年到1986年。不，她说什么也不再离家读书。她欠他太多。让她当一个贤妻吧。他做了她半夜工作。她整整一夜没睡。她1986年从东北毕业回来。1987年开始在攀钢的附属企业公司一人管七摊：劳务大队、计划生育办公室、家电服务部等。譬如文体楼的服务人员就是她那3570人的劳务大队派出的。附属企业公司1.3万人，文化层次偏低而生育能力很强，现代观念略少而育龄妇女太多，达9705名。然而晚婚率几近100%。那么她要做多少工作，说多少话？
她穿着亚麻白衬衫和黑旗袍裙。两道深黑的秀眉，一个端直的鼻粱，一头浓重的黑发乌云般地堆在她那俊巧的瓜子脸上。38岁的她，什么都精神，就是声音不精神。讲话过多，得了咽炎。我请她陪我去家用电器服务部看看。并雨算大的店堂里，电视机、冷风机、录音机、无线电、电扇、冰箱等，从电子管到集成电路到遥控，从老掉牙的到最现代的，从西欧到东洋，全是“几代同堂”。譬如电视，这10年里，光是从日本进来的就几代了。我国的电视在10年里好似跨越了几十年。这个小小家电服务部如同是10年改革巨变的陈列馆。
服务部的工作人员得跟着潮流走：只有学到老了。他们说。店堂里边是一间不算小的教室。安徽大学家电专业1988年分来的大学生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当教师。每周讲6节课。公司规定攀钢职工的家电一律免费维修，只收材料费。家电有病需上服务部“住院”，服务部抬起双门冰箱上坡、下坡，车接车送。家电有小病，服务部“送医上门”。攀钢每户都有编上号的家电维修证，写上姓名、住址、单位、编号等。如同家电病历卡，又如户口登记。服务部还有相应的“攀钢家电服务部接件电话记录”。上有顾客姓名、故障、原因、预约时间、处理情况、接电话人签名等。公司从1989年开始又要求为职工定期清除电视机的灰尘。1989年清除了6667台。每年要清除7000台。谁让赵忠玉1984年就要生活服务公司为职工一下代购了2.05万台电视呢。
在我看来，家电有毛病，一个电话就有人上门服务，简直不能想象有这等美事。何况为几万职工、家属服务的家电服务部一共才60人，其中还安置了部分有残疾的青年。然而用户还是常有意见。攀钢人对免费上门服务等都已习已为常，认为自己的事就是攀钢这个自家的事，所以都是应该的。电源拔不下，一个电话打到服务部叫人来拔。修好的冰箱送去了，用户又说这不是他家的，硬说是服务部给掉包了。一旦服务部人手倒不开，上门不够及时，可能就要行使民主权利，告到《攀枝花报》。当然服务部也不可能绝无疏漏。重要的是，人家是把你当自家人才有话就说，有气就发，干吗不让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呢？难得这种上上下下一家人的无间的气氛。总之栗素娟一进报社，报社就说：你又来了。栗素娟哑着嗓子一笑：我又被告了。
我想上粟素娟家里去一下。她说没什么可看的，结婚时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果然，五斗柜、书柜等还都是婚前丈夫自己做的。冷风机，热水器等，是攀钢给每户发的。书桌抽屉里，有一笔购买洗衣机的钱，已经放了一年半，就是没有时间买。我说你们这里购物很方便的。她说起码人得去呵。
越是节假****越得顶在文体楼。清早起，午夜归。她说文体楼常有外地人来。如果服务出现一点纰漏，这纰漏就永远伴随文体楼留在人家印象里。服务工作具有广泛性、随机性和不可弥补性。她的工作是不能用产品数据来计量的。她在创造情绪、气氛和精神。她这个哑嗓子还要早早晚晚的说话。她说赵忠玉对她说过，学讲话就如学跳舞，一要脸皮厚敢下场，二要不怕踩脚。但她生性是个文静，内向、不爱交往、很想好好爱自己的丈夫和儿子的女性。儿子生日那天，儿子自己提着月饼上舅舅家去过了。儿子泪汪汪地对他二姨诉说。说到这儿，栗素娟泪汪汪的。
残缺迪斯科
周福和说，找赵忠玉汇报工作，常常一个个接着，每人若干分钟，都站着。他站着，赵忠玉也站着，好像随时准备蹦起来就走似的。
听说赵忠玉又要赶去北京开会了。去北京先得到成都。攀枝花到成都的火车来回32个小时。记得一次他去成都开一天会，前后只用了40个小时。一次去太原开一天会，从攀技花到成都到北京到太原，想办法四个晚上全在火车上睡，这样，来回也只用了4天。如同接力赛。他多次夜间9时30分飞抵成都机场，驱车直奔成都火车站，踏上10时08分开往攀枝花的列车，一分钟后火车就启动了。常有这种惊险表演似的镜头，客运段段长感动之余说：火车等你来了才开。这次去京，得先到成都换乘飞机。赵忠玉一算时间，若直奔成都，火车与飞机不能“接力”，就会在成都耽搁半天。不如中途在眉山站下车，去某厂学习企业管理。晚上9点再坐上3小时车子午夜到成都，约一外商于零点到凌晨2点谈判。清晨5点起床，正好去坐早上7时30分飞往北京的飞机。
周福和，长脸、长鼻、单眼皮、大鼻孔、皮肤黑、“牙口”好，真正虎虎有生气的高头大马一般。
粟素娟就是周福和为经理的附属企业公司的七个副经理之一。攀钢有多大，周福和经营的集体企业就有多宽。每年安置1200名待业人员，都是招生，招工招不去的，文化偏低或身有残疾的，没有可能择优录取。对于安置对象只知道一个名字，也就是一个代号。不过企业公司每年拿出50万元把代号们送往大中专委培。
我走进一所代号们创造着价值的民政福利厂。正在开会。坐那儿看看蛮好的。据说上、下班时一个个颠的、跛的、扭的，像一队长长的残缺迪斯科。近门口坐着一个红衣姑娘，甜甜的，冲我笑，冲我拍无声的手。这样天性开朗的姑娘为什么又聋又哑？我面前坐着一个叫罗丹的英俊青年，可惜左手拄拐，右手拄棍。他学了三年多函授法律了，每天下班后苦读到凌晨。他身边一个叫冯树明的青年，自学了日语、英语、世界语。大眼睛里充满了善待人类的笑容。他一定觉得生活没有亏待他，虽然他的脚有残疾。攀钢举行4000米长跑比赛，他去了。自然跑在最后，但是观众向他抛来那么多的掌声，那是冠军也得不到的。祝贺你，冯树明！
周福和说：赵忠玉给我上方宝剑，我依靠攀钢，服务攀钢。周福和原先做过3年政工干部。知道要耐心做工作，所以大家说他脾气好。如今当这个集体企业公司的经理，投资、安全、质量、承包，每一项决策拍扳时都有风险，有责任。他是大法人，下属各企业是小法人。小法人稍有差错，大法人心急如焚。“松动一点，后患无穷。不逼、不压，工作上不去。不得罪人，做不到。都说我霸道一点。”他大笑起来，像高头大马仰天长啸。
原先他把自己的天性压抑了起来，如今他把“马性”，释放了出来。其实他是更像他了。
他的白衬衫口袋上，两个大大的钢笔墨水迹。妻说你把家当旅馆。他说我是交了旅馆费的。妻又要上班又忙家务，而攀钢出门就是坡，也许太劳累丁，去年一脚踩空滚下十几级台阶。脑震荡，脑内骨折，缝了7针。脑颅底出血，抢救半年。周福和如何放得下他那企业公司的1万3千人？他出钱请人帮忙为妻安排一日三餐。然而他母亲又得了病毒性心肌炎，只好把母亲送到他弟弟家养病。然后他那在武汉读大学的儿子得了胸膜炎生命垂危，刚病好的妻请了假去护理儿子，偏还有人告状。妻儿母亲他都可以由亲人代他尽责。独独第四个人生病后，他不能不亲自去照看了。那是他还未过门的儿子的未婚妻。医院一再抢救后给她装了体外心脏起搏器，随时有生命危险。我离开攀钢到成都时，正好与他同住一楼。我说你什么时候离开攀钢的？他说昨晚。昨天下午4时55分他去医院看孩子（未过门的儿媳）。孩子见他要去成都，哭得好伤心。他5时20分不能不离开她了。到家用10分钟收拾行李。他来成都是参加省经济工作会。正说着，服务员喊他接长途。攀钢医院打来的。我急问怎么样了。“医生说，孩子必须装永久性起搏器了。可是孩子才22岁呵！”
四十多岁的周福和像一匹老马似的垂下了头。
我无力地说：你保重呵。
周福和又像虎虎有生气的高头大马般嘶叫着：“我们这种人，命长着呢！”
孔省西南飞
原先只有7户人家的攀枝花，在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才进来第一批开发者。当时住的席棚子人称革命大工棚。夜里轮流值班，警惕狼的袭击。有人外出，要紧的是捎点盐来！苦则苦点，大大小小的向往总是有的。譬如：什么时候能把攀技花建设成四川农村那样就好了。譬如：晚上看场露天电影。背上水壶，提上马扎、手电，爬上一两小时山路，再往露天银幕跟前席地一坐。嗬，这份享受！
穷家破业过惯了的人，承受力大。包括对脏、对乱的承受力。赵忠玉出访日本时，洋人分不出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赵忠玉自己想想，中国人日本人都是人。为什么中国的广大百姓不能生活得这么干净、卫生、舒适？为什么我们地上有痰，路上淌水？为什么攀钢人这么卖命工作，就不该住好些吃好些生活得好些？各厂矿单位，钟要准，灯要亮，地要干净！钟不准比没有钟更讨厌。灯不亮不如把灯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