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是能走大路就不穿胡同。常常觉得那胡同进去容易出来难。进得一个胡同口，曲里拐弯曲里拐弯的，好像能够柳暗花明穿到大街上，然而竟是山穷水尽撞死墙。终究我是上海人，搞不清那一大片胡同里的道道。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很会在胡同里找捷泾。遇上大街堵车，出租一头扎逬胡同群落‘三下几下的就从尺知道哪个口子里吱溜出来了。若黾正经从大街走，好几站路呢。全北京每天得有多少各式午：辆在胡同里潜来游去？
比之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短而窄而少包容摄和神秘感。上海人很能包容比自己现代的、富有的、洋气的，不大有余兴接纳比岛己落后的、贫穷的、土弋的，务实询少虚妄之想。大而广之的北京胡同，孕育着大而华之的行为方式。北京人雍容大度来秆无欺土洋皆宜，还有讲大话尚空谈的雅兴。
胡同群落里，四合院复四合院，胡同套胡同、“圈圈，一层层，织着唠唠叨叨、融融自得的京味儿。胡同里的人一家家一代代搬进了高高的居民楼。离胡同远了，住胡同生煤炉上公厕的诸多不便淡忘了，那联系着自己的童年自己的前辈自己的根的盘根错节的胡同便激发起北京人密密层层如陈年老酒越久远越醇厚的感情。于是电视上有没尽没头的胡同里的故事，报纸上有没完没了的胡同里的味儿。上海人喜欢海味，从大海彼岸来的味儿。海风很容易灌满短浅的弄堂，弄堂里的人阿拉阿拉着男人“嫁”外国女人，女人嫁日本农人，好像哪家都在国外有娘舅爷叔继爹阿娘，好像谁都有办法留洋。上海的很多时鲜故事发生在留守女士和留守男士一族。上海有多少弄堂人家的后代是洋生洋长的“外国人”。
上海人身居弄堂心怀天下，北京人住在高楼也不失胡同古风。于是能自得，都能自豪。无从自得的是北京籍上海人或上海藉北京人。譬如我，是上海人眼里的北京人和北京人眼里的上海人。叫我写胡同，写写就写进弄堂去了；叫我写弄堂，写写又绕进了胡同。
高八度
写下这个题目，觉得写了一句废话。只是今天，大年初四，我翻开三份报纸。第一份报的头版，大大的黑体字向我凸现过来，什么什么再度辉煌。我不觉叹口气。不是题目不妥，更不是文章不妥。可是好像有多半年了，从电视晚会到歌曲到新闻报道，常常看到再度辉煌，走向辉煌或者什么什么辉煌。辉煌既然是个词，当然是给人用的。陕西作家陈忠实写文《悼路遥》，讲到路遥“在如此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创造出如此辉煌如此有声有色的生命的高质量”，读到这里我心里也辉煌起来壮丽起来。不过辉煌这个词如同焰火。焰火要是天天放，要是一天放几次，还能有辉煌感吗？
放下第一份报，打开第二份报。第四版头条的文章里，写到什么什么再现辉煌。这一天里已经辉煌了两次。打开第三份后，第二版头条的大标题，又是什么新的辉煌，而第十六版的一篇文章里，写着再度重现辉煌。
我家里还有几份报未及看，全国还不知有多多少少的报。还有多少个辉煌的白纸黑字呢？
如果一天经受几次再度辉煌、再现辉煌，就好像听一个女高音的歌唱，已经唱了高八度，还要唱高高八度，还要再再八度，还要再度的八度，还要走向新的八度。然而听者早已被震得麻木而失去了感觉。听者眼睛并不辉亮，心中也未必堂皇。
于是想起又一个词“无私奉献”。当一个人舍身救火的时刻，确是无私奉献。不过乎日里做好了本职工作或者很有献身精神地行善助人，怕不能动辄叫做无私奉献。私，是对个体的承认。良好的品德或良好的社会，不是因为无私，而是因为有素养很好的无私。
偏偏常常听到无私奉献这个词。常常无私并常常辉煌，便常常提醒我想起过去假大空年代的遗风。过去的年代里，很多的人被施了法术用自己的嘴讲别人的话讲自己也不明白的假大空话，很像那种可怕的科幻卡通片。
可惜了最丰富多采变幻无穷的汉语。在一九九四年的今天，实在不想写这篇文章。常识尔尔。废话尔尔。
或许，用自己的嘴说自己的话，还真挺费事的？
金融那敏感的神经
不知道是因为春节缺乏新鲜感，还是自己缺乏过节意识不会过节，总之年前决定南下去深圳躲节。
有一位原先在内地后来移居香港的女友，便赶到深圳与我相见她说及一件趣事：她全家迁移前，把一位世交请到自己家，请对方尽情地取走各种东西，醬如冰箱、彩电。反正好东西任人拿，唯有一件当时她认为最不是回事儿的东西随便送给了另一个不大相干的人。那是一九八八年，那只能送不相干人的东西，是看来死样样的纸片股票。那位不相干的人自己也没想到后来这面值一千元的股票就变成了一万元。
这才多久，深圳的股票交易所里，那些穿马甲的青春焕发的经纪人们，已经非常老到地演活了中国金融的新的一幕。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费劲地想看僅电脑显示的行料示；最高价、最低汾、！“騎、开盘价、买入叫价、工出叫价。这一切对我这个从未见过股票、不知道股票长得什么模样的人来说，使“像在看一部外国电影中的一些镜头。
看外国电影，或是读外国的通俗小说，醬如西德尼，谢尔顿的小说，常会看到在银行里作弊、作案的慷节。中国的小说家往往不会写这样的场面，因为不僅金黻，因为全民性的金融意识至今也只出现在深圳、上海等城市。金融的紧张、惊险、富于刺激性和戏剧性，与我们过去吃大锅饭养成的一慢二看三通过的习惯反差过大申但是股市具有的可能使你一夜之间先富起来的挑逗性和诱惑力，竟然使深圳市民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的某一天晚上，倾城几十万人通宵排队买股票，虽然命中率只能有百分之三。我认识的一个人本不想牺牲睡眠侥幸成为那百分之三，但是别人劝他：你睡一夜觉能值几千元？是的，如果买上了原始股，那么，这一夜起码赚几千元。
多少年来我们听愤了、看愤了这样的语言：一方面要怎么样，另一方面要怎么怎么样。总之把两方面的话都说全了，不会失之偏颇，也叫人不得要领。说话如果说得周全到滴水不漏，那就等于不说。然而，这种等于不说的话不等亍没有作用。人们久而久之地被泡在这种语言里，抑或自己也吞吐起这种语言，人们的风险精神便越来越被消蚀掉。我在深圳遇到一位港商，他是七十年代末从大陆去港的。他说及他本来可以很有钱了，但是他自己丢失了一些发财的机会。因为他的性袼在大陆时已近定型。在香港赚了些钱后，首先想到的是存进银行，日后用利息便可使家小得以温饱。活钱成了死钱。
我这次去深圳，一个感觉，夸大地说是“言必称股票”。还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是企业里人说话总是税前利、税后利的，“税”字变得明晰而突出。从深圳回京读到《金融时报》的《周末纪实》有奖征文，便觉得尤其亲切。读《股票市场在中国》，眼前叠映着我在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与深圳发展银行的所见所闻。读《“老北京”的金融意识》，便融进了我这个半老北京渴切了解金融的心态。怎样才能真正有主人的实感？股东是主人，纳税人是主人。金融业的发展必定增强平等精神和民主意识。《金融时报》的这批征文，相当敏感地抓住了商品经济发展到今天的一些热点。譬如股票，罾如纳税，罾如进城热，瞀如泛滥的临时节日，譬如充塞的洋货，譬如功能消退的分币等等。金融的神经是最敏感的。《金融时报》的征文相应地敏感。深圳那倾城而出的买股票，不如同金融发展史上的盛大的节日吗？
这批征文，把一个最新鲜的中国端到了我的面前。读完之后，自己也觉得新鲜了许多。
不参加追悼会
写下了一个大逆不道的题目。
我想，先对我所有的活着的朋友们说一句，日后不管哪位先我而去，我不参加追悼会。
我一生参加过两次追悼会。第一次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上学的时候，某国的总统还是总理去世，不知为什么叫我校的部分学生到该国驻上海领事馆去参加追悼会。我一听就紧张起来。全世界每天有许许多多人去世，黑色的白色的黄色的褐色的彩色的。我不认识不知道的人，不可能为之一一悲伤。我又爱笑，没来由地笑，越是不该笑越是叫自己别笑越可能大笑不止，一笑千里。一想到叫我去悲伤的那人不知是谁，一想到那场合绝不能笑的，就想笑。我胸戴黄花排进了长长的队，走起了慢慢的路。我开始颤抖，因为用太大的力去镇压体内的笑。我想起唐吉诃德大战风车。我用右手掐左手，掐得很痛，再掐再痛，用痛去笑。原先觉得那位总统（总理？）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后来再从报上看到他的名字，只想起自己的一路笑场，庄严变为滑稽。
第二次追悼会，我不想在这里记叙。周总理去世后我天天到天安门广场，但那不是走形式、讲规格的追悼会，那是用全身心去悼念。
后来，有一个人又一个人又一个一个人，有很多的人说死后不开追悼会。但是不大听得到有人说不参加追悼会。相比之下，说死后不开追悼会的都是单个的人，而参加追悼会的是成群结队的人。既然有很多的人参加追悼会，自然还有很多的追悼会。
我想，如果我死了开追悼会，那真是好生茺诞也。平时我不事修饰不爱出头，死后偏浓妆艳抹地梃在那儿给活人挡道。活人得骑着车或挤上车或自己掏钱坐“小面”或是劳动I位司机多开两次车赶到明明脸色比活人还好的我的跟前夹看望。活人得少上半天班，少写一篇散文；多花公家汽油，多花自己的“打的”钱，更有精神的损耗。不不，我活着没能为大家做什么，干吗死后还要连累大家？我死后，我的亲友必是痛苦的，只希望他们尽早淡化痛苦，忘却痛苦。如果再要他们来开追悼会，那无疑是使他们传播痛苦，扩散痛苦，重复痛苦，来回痛苦。人活着互助互爱，死了万事皆空。今晚突然要写这篇文章，是因为这世界又少了一位辛勤耕耘的长辈：骆宾基老。八十年代初，在北京作协的会上，一位长者很褒奖一个新手的作品。新手不知道。坐在她对面的这位长者是谁。长者也不知道我就是他正在说的那个新手。会后我问人他是谁，旁人大惊：这是我们作协的骆老，你怎么不认识？我？大概我很少参加活动又不认人。当时北京作协文坛前辈林立，我一概敬而仰之，哏有一段时间分不清谁谁。
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什么会的休息期间，人家给我和骆老照合影，他坐我站，很亲密的。
再一次是在骆老冢里。他的身后是一墙线装的二十四史。一封套一封套二十四史如同一方方的砖。他的家是用史书的砖砌就，他从中国几千年厚重的文化积淀中走来，用他仅有若无的视力孜孜于金文的研究，没有听他说过难。在当今作家里，像他这样砖玦似的“顽固”，一坐多少年地在迷宫般的金文里探索而且卓有成效的，大概不会有第二个。作家浮躁的多，不定性的多，譬如我。骆老以微弱的视力，只能写硕大的字，而且都歪邪，像画符，像现代金文。骆老以“金文”写作，没有听他说过活得累。
骆老腿脚早巳不行。他的身体，可说朽矣。但是他如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表面似朽，内核极坚硬。
有一个坚硬的核，才有一张常笑的胎。我打开我记忆库中骆老那一册，看到的便是骆老的笑脸。在现代的快节奏中，忆旧也是一种奢侈。等我老了再来享用这份奢侈。平常没有闲心回忆。今天一时间脑子里充满了骆老。这一本记忆册是美好的。
再加上任何一页都是蛇足。我一阵冲动下曾想打破我选择的生活状态去参加骆老的追悼会。然后自己和自己打一架，不，不能去，我们总归还会见面的。总有一天，我会悄悄从这个世界溜出去，轻快地跑进了那个世界。人活着鲜有能完全不受身外之物之累的，人死了何苦再受身外之人之累，何若累身外之人？骆老，再见！
过家家
走进冰心妈妈家那个二楼，就听门里有好多人声。正要按门铃，门开了出来两三位妇女，我便乘虚而入。厅里一屋子人，等着轮到他们。都是要冰心妈妈写序、题字、当顾问什么的。还要签一份稿酬合同，商定是按一千字三十元付，还是按版税付。我说给冰心妈妈一千字三十元这实在太低了。他们说也是没办法，这是按规定的最高稿酬。所以现在有的作家自己拍卖书稿，卖高价。于是说到作家下海。
他们走后，我才能静静地坐在冰心妈妈一边。她要我喝水，我说我喝了很多水来的。她笑道：那么要不要上厕所？说完她自己笑成一朵花。
我问冰心妈妈怎么看拍卖。她摇摇头，又摇摇头，说写作是情感抒发，是真情实感。说她不会拍卖她的稿件，否则等于连同她的名字也拍卖了。“钱多又不能带走。”她笑了，“当然，也许人家会花钱，我不会花钱。”
作家下海已是一种客观存在。索性再听听我们政协几位艺术家、作家们的高见。好在因为开会都住在京丰宾馆。
王蒙要出访新加坡，提前离开了会场。我想房子是给人住的，于是我就从双人间迁入王蒙的单间。后来听丁聪说及凡七十五岁高龄或部长级人士住单间，我才惶惶然地想到我的左邻右舍吴祖光、戴爱莲等的高龄与德髙望重。
“王蒙故居”的桌上，有一封封热情读者写给全国政协转王蒙收的信。信封上，有写“王蒙政协委员”的，有写“王部长”的。其实王蒙这个名字的后边不需要任何头衔。可以当委员当部长的人很多，可以当王蒙的人只有一个。我匆匆拿起电话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