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所说的系列作品，指的是《有感二首》《重有感》等，是李商隐作品中政治性最强的部分。
李商隐《有感二首》写得郑重其事。初稿写成后搁置了好几天，反复吟咏推敲斟酌，方始定稿。仍觉意犹未尽，最后，提起笔来在题下又添加一个小注：“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
大和九年（835）的干支是乙卯，次年丙辰，改元为开成元年（836）。标上明确的时间，有了历史纪年的意味，态度的郑重严肃自显。短短的两首排律，竟是跨年度的作品，也可见用心之良苦。如此这才稍感尽意。
《有感二首》用语庄重谨严，用了很多有关朝臣君主的典故，否则就难显叙说和评议国家社稷大事的创作初衷。甘露之变让他想得很多，李商隐一面保持着强烈的创作冲动，一面设身处地地揣摩着老杜的精神——如果是老杜，他会怎样写呢？这两首诗因形式典雅，用典多，内涵层次丰富，本来有点费解，但看了上节简述的甘露之变经过，读起来就比较好懂了。
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
如何本初辈，自取屈氂诛。
有甚当车泣，因劳下殿趋。
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
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
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
鬼箓分朝部，军烽照上都。
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
丹陛犹敷奏，彤庭欻战争。
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
御仗收前殿，凶徒剧背城。
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
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
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
谁瞑含冤目，宁吞欲绝声！
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这两首诗，每首八联十六句，因是排律，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每联均需对仗，其中有叙述，有评论，是典型的史论性诗篇，风格有意学习老杜，以沉郁顿挫为特色。
两首诗有分工。第一首主要叙述甘露之变的情况，以叙为主，叙中含评。
开篇一联概叙唐朝版图、气象，实为套语，但也属必要。
“如何本初辈”一联，是对整个事件的总叙总评——李训本来是想模仿东汉袁绍（字本初）的手段杀尽宦官的，却落到刘屈氂（汉武帝时丞相）那样遭宦官反噬而送掉性命的可悲下场。
“如何……自取……”的提法值得玩味，诗人的复杂心情和态度尽现于这一句式之中。诛除宦官当然不错，可是面对强敌而谋事不周，操作实施几同儿戏，那还不是自取祸殃？这两句是叙述，但含着评价。这评价是给李训、郑注的，虽非全然否定，却也并不积极，不然怎么叫“自取”祸殃呢？
下两句亦然。李训的计谋，本是趁仇士良等下殿去察看甘露时把他们一举歼灭，这一招比袁盎谏止汉文帝与得宠的太监同乘一车，是要厉害得多。可是，在朝会上奏报石榴树夜降“云物”（甘露）的戏尚未演完，更未收到效果，太监们就反扑过来大杀朝官，气势汹汹简直就像官军对付盗贼似的——把李训的预谋击得粉碎。“何成……直是……”的句式加强了叙述所寄寓的感慨。攻防双方突然转换的意外，宦官气焰嚣张和朝官束手被屠所引致的愤怒，未着一字，但已表露无遗。
“证逮”一联正面实写宦官的反扑和株连杀戮，把宦官的罪行具体化了。
“竟缘”联追究惨剧的原因，把批评目光转向唐文宗。这位对铲除宦官心存侥幸的庸懦皇帝，只看到李训外表和言论堂皇可观，就把他尊奉为汉代王商那样能使匈奴单于畏服的“汉相”，却没辨别他和他的同伙郑注其实是怀有野心的石勒式的人物。
这一联用的是上下句互文手法，前一句说李训，却带着郑注，后一句说郑注，也带着李训，实际上是将二人统括进去。唐文宗对李训固然是看错了，对郑注也没看对；郑注固然是石勒似的野心家，而李训也跟他一样。
“鬼箓”二联描写甘露之变的严重后果。朝官死难者竟多到可按部编录，而宦官统领的神策军几乎把整个首都笼罩在战火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慑于宦官淫威，遭灾受难的人们连放声恸哭都不敢，但又怎能不在心里埋怨沉默的上苍和天地洪炉！
第二首写甘露之变后的朝局，作者议论的成分更重。
“丹陛”一联，用十个字简洁地概括这场事变——当朝臣还在向皇帝上奏，一场战争便在金殿上爆发。
“临危”联下，李商隐自注：“是晚独召故相彭阳公入。”原来，甘露之变发生后，朝中一时无人，只得请出老臣令狐楚和郑覃来主持朝政，故相彭阳公即指令狐楚。卢植、庞萌都是东汉人，在这里分别代表忠臣和叛臣，具体的是喻指令狐楚和李训。李商隐设想，危难临头，局面混乱，唐文宗这时才觉得还是令狐楚这样的老臣可靠，悔恨错用了李训这种躁进险佞之人。
“御仗收前殿”等四句所写便是错用李训的结果：皇帝被胁迫着下了殿堂，太监们成了跟人拼命的凶徒，他们把金吾卫士杀得仓皇逃窜，甘露之变当天正是“一阳生”的冬至节，却因此搞得血淋淋阴惨惨的。于是诗人据此议论道：“清君侧”，即扫除皇帝身边的歹人，本是自古就有的，今天也并非没有可靠的老臣可以托付此事。文宗啊，你想整肃宦官的夙愿是一贯的，可李训这么干，却太糟糕太没名堂。目的没达到，冤死者难瞑目，生者怎忍得住悲痛欲绝的哭声！诗至此，都是针对事变而发，基本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但还欠有力的收尾。
结尾两句把视线拉到眼前：听说近来宫中为皇帝开寿宴，还上演了王涯核定的《云韶乐》。《咸池》《六英》是古帝的音乐，李商隐用《咸》《英》代指唐宫演奏的《云韶乐》。这结尾是个冷冷的反讽，言外之意：甘露之变不久，怎有心思做寿行乐？这是一层。王涯刚在甘露之变中冤死，现在来演奏他主持核定的乐曲，能不想起他，能不感到悲伤吗？这是又一层。那么，是唐文宗健忘，还是他在宦官挟制下做不了主呢？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朝廷还有没有正义可言？还怎么让人信赖拥戴？这是更深的一层。李商隐含蓄地把问题推到读者面前，诗却戛然而止。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李商隐式的结尾。
《有感二首》是李商隐了解了甘露之变大量情况后，深思熟虑、反复推敲之作。它是那恐怖事件后万马齐喑时期的空谷足音，因为它愤怒地控诉杀人如麻的宦官，责备成事不足的李训，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了皇帝。这时候的李商隐虽只是一个屡试不第的白衣士人，但看他的诗，却有一种凌驾于此事件诸方之上的仲裁者气势。他在写诗时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探究的有趣问题。
中国古代诗歌很强调“诗言志”，诗的抒情主人公往往就是诗人自己，李商隐的作品中这种情况自然很多。但在诗歌的发展史上，“代言体”也是很早就产生的，比如男性诗人可以代替宫女或弃妇来歌吟哀怨，生活在内地的诗人也可以代替戍边将士发露心声。在创作这类诗歌时，诗人实际上是在扮演一种角色，代角色思，代角色言。李商隐的诗作中，这类作品也不少。像《有感二首》，诗的抒情主人公既是商隐本人，但又代表了高屋建瓴地观察、评判这一切的历史仲裁者。
这两首诗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就其现实性而言，它们是社会正义之声的代表。
当时，在宦官的恐怖屠杀下，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在野的文人士子，有些人有感但不敢抒发，有些人不了解情况而无感可发，也许还有更多的人惊讶愤怒，但一时理不清头绪，不知该如何感、如何说。唯独李商隐迅速地抓住事变的本质，对其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和高度艺术的表达。
而就其历史性而言，这两首诗是堪称史笔的定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