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州是他的祖籍，李氏的祖坟就在怀州河内县，而且就在此次被焚的雍店之东原。现在战火烧到了这里，史书上只简简单单三个字“焚雍店”[3]，当时当地老百姓所遭的灾殃可不是这三个字能表达的。忽然之间，兵火俱来，灾难从天而降，老百姓除了听凭被劫被烧被杀，还有什么办法！李商隐当时虽不在被焚的现场，但家乡遭难，为裴氏仲姊和曾祖母迁墓之事无法进行，心中的焦急可想而知：“属刘孽叛换，逼近怀城，惧罹焚发之灾，永抱幽明之累”，“昨本卜孟春，便谋启合。会雍店东下，逼近行营，烽火朝燃，鼙鼓夜动。……潞寇朝弭，则此礼夕行”。[4]前句说的是去获嘉迁仲姊墓，后句说的是将曾祖母墓由荥阳迁至怀州，两件事都因刘稹兵抵怀州、焚烧雍店而无法进行。
再说，还有王茂元呢。经此两战，他的病势益发沉重起来，体况一路下坡，再也无法康复，不久就在军营中死去，也算是因公殉职了。
茂元去世前夕，商隐并不在他身边，但是正在洛阳。茂元一死，他虽在洛阳，也就跟着忙碌起来了。
首先是代草《遗表》。这是李商隐第三次代草遗表，前两次是代崔戎和令狐楚。
接下去是《为王侍御瓘谢宣吊并赙赠表》。王瓘是茂元长子，其时带侍御之衔随军侍于父侧。当朝廷派人到河阳宣吊致祭时，由他代表王茂元家答谢，但草写《谢表》的事，仍由商隐承担。
再接下去，是代王茂元两个出嫁了的侄女写《祭文》。这二位虽已是人家的人，但巴巴地求上门来，总不能回绝。好在商隐善体人意，腹笥又厚，此类代笔文章总能写得身份恰当、语气妥帖，而且声情并茂，相当感人。
最后便是他自己的《祭文》了。现存李商隐文集里，有祭王茂元的文章两篇。第一篇作于茂元刚去世不久，第二篇作于茂元灵柩送回洛阳崇让宅之后。第一篇是规范的祭文，全篇大部分篇幅是追叙王茂元的一生，其特点是叙述人事绝不用直白的语言表达，而纯用艺术化的比拟与典故指代，文章讲究句式整饬、音韵铿锵和诗赋化。全文太长，我们仅试看其中的一小段。此段叙述王茂元的出身，即其父王栖曜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起家的事迹：
繄彼家声，重婴世故。值冀寇之北至，属虏马之南渡（二句指安史之乱）。肇允成公（栖曜谥曰成），悲丁国步。悼犬马之恋主，怆枭狼之据路。投笔三叹，弯弧一怒（四句说栖曜忠君，早年投笔从戎）。毙断后之王双，缚难宽之吕布（二句用典，说栖曜战功）。鈇钺赐杀，圭符锡祚（二句用《礼记》《仪礼》语，说皇上褒奖，赐予栖曜节钺和封土）；实诞上公，载扬垂裕（上公指其子茂元，栖曜的功绩荣誉留给了后代）。[5]
小小一段，皆用对偶之句，四六交替，隔句押韵。说的是茂元先世的业绩，但仅可知其大概，而很不具体。接下去叙述转到茂元本人，用的是同样手法，典故成串，词华韵美，但所指事实只有作者和熟知茂元生平者明白。这在李商隐，当然是文才富赡的表现；而在读者若想读懂必大费周章，否则难免一头雾水。但这种运用含蓄隐晦手法的非直白叙事，是中国文学演变史上颇重要的一种现象，而且延续时间颇长、影响不小，李商隐又是一位成就特高的代表性人物，所以这里提一下。
李商隐给王茂元的第二篇祭文却是一篇变体之文。它不再以叙茂元之事为主——说实话，再叙也没啥好叙的了，商隐自己说得清楚：“公之世胄勋华，职官扬历，并已托于寄奠，备在前文”——这回是要以议论与抒情为主了。所谓议论，开门见山就涉及人之死生的辩证法，原于《庄子·至乐》阐发的思想（人由气而生，亦由气而灭，如四时之行）。所谓抒情，则是回忆自己与茂元的翁婿关系：
呜呼！往在泾川，始受殊遇，绸缪之迹，岂无他人。樽空花朝，灯尽夜室，忘名器于贵贱，去形迹于尊卑。语皇王致理之道，考圣哲行藏之旨，每有论次，必蒙褒称。及移秩农卿，分忧旧许，羁牵少暇，陪奉多违。迹疏意通，期赊道密。纻衣缟带，雅贶或比于侨、吴；荆钗布裙，高义每符于梁、孟。今则已矣，安可赎乎！呜乎哀哉！
这里的抒情也离不开叙事，但所叙更为空灵、概括、抽象，亦即诗化。从这里我们看不出什么具体的“事”，但能体会到他们翁婿关系颇佳：虽是前后辈、上下级关系，却实在像是朋友。这显然与商隐夫妻关系极为和谐有关。“纻衣缟带”一句，说的是翁婿关系如何知心与高雅；“荆钗布裙”一句则是说夫妻关系既和美又高尚，可与古代著名的模范夫妇梁鸿、孟光相比。而二者实乃互为因果的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如果说李商隐对崔戎、令狐楚是敬畏和感恩，那么，他对王茂元却是更为亲近和无拘无束，就因为在李商隐和王茂元中间，有着一个他们共同的亲人王雪娘。在《重祭外舅司徒公文》的最后，李商隐终于向王茂元，也向所有的读者明白地道出：
愚方遁迹丘园，游心坟素，前耕后饷，并食易衣。不忮不求，道诚有在；自媒自衒，病或未能。虽吕范以久贫，幸冶长之无罪。昔公爱女，今愚病妻。内动肝肺，外挥血泪。得仲尼三尺之喙，论意无穷；尽文通五色之毫，书情莫既。呜乎哀哉！公其鉴之。
李商隐说，恐怕自己在仕途上出息不大，难免要让妻子受苦受穷，他为此对王茂元感到抱歉，请求原谅，当然，言外之意是他更希望王茂元理解他们，保佑他们。这样的话，他不可能对崔戎和令狐楚说，只能、也只会对更亲近的王茂元说。
平泽潞之战打了几个月，朝廷方面决心很大，但军力方面却是捉襟见肘。在调动兵员的过程中，还引发了新的乱子。
会昌三年（843）年底，河东节度使李石奉命派兵支援前线，可他手头无兵可派，只得临时拼凑一千多人让都将杨弁率领前往。这支素质极差的队伍，路过太原，正是年关时节，在杨弁煽动下，借口赏赐太薄造起反来。
杨弁乱军在太原大肆抢掠，守城军士阻拦，两军竟打了起来，守军不敌，节度使李石吓得逃往汾州（今山西汾阳）。杨弁看事情闹大，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面进据军府，一面派人联络刘稹，欲图长久之计。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正受围攻的刘稹顿时缓过气来，一些本已向朝廷投诚的城镇关隘见势重又倒戈，降了刘稹，前一时期的讨刘效果眼看毁于一旦。
朝中主张姑息妥协的人趁势又是一番鼓噪：“（泽潞镇）养精兵十万，粮支十年，如何可取！”甚至连朝廷派往太原去观察虚实的中使（宦官），因得了贿赂，都替杨弁说话。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一场平藩战争面临半途而废的可能。
幸亏李德裕毫不动摇，唐武宗坚定支持，君臣二人力排众议，下令讨伐杨弁。河东监军吕义忠才动员太原兵擒捕杨弁，平定了这场兵变。
应该说，李德裕和朝廷的措置是得人心的，面对强梁不法的暴徒，只有坚决镇压。李商隐对此持完全拥护的态度。这既与他的切身感受和利益有关，也与他忠于唐王朝的信念和从大局、从国之长远打算有关。
远在黄州任刺史的杜牧，深研兵法，素有治国大志，也十分关心这场战争，此时亦有《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向李德裕提出许多具体可行的策略建议。那是用实际行动在支持平藩战争。[6]
这些都说明唐王朝此时还具有较强的凝聚力。民众，尤其是士子文人对唐王朝还存在着一股向心力，还希望并支持唐王朝战胜藩镇。到后来，这种向心力渐渐变成离心力，唐王朝的分崩离析就不远了。
平刘稹之役在艰难竭蹶和矛盾百出中进行，到会昌四年（844）八月，胜利总算有了一点眉目。
先是邢、洺、滋三州投降，泽潞彻底孤立。本来鼓动刘稹抗旨自立的昭义大将郭谊等人，为了自保，采取杀刘稹及其家族而向朝廷投诚的办法，但朝廷接受投诚，却并不赦免卖主求生的乱臣，还是把他们统统处死。从郭谊杀刘稹一族，到朝廷诛郭谊等人，一时间诛杀连连，祸延无辜，死人无数，满城血腥。
但平泽潞之战毕竟结束，朝廷下令：刘从谏为节度使以来所订的地方苛法、横敛重赋一律取消，所纠集的土团兵勇全部解散归田；并宣布昭义五州免除一年赋税，征讨所经的州县免除今年秋税。这些减轻负担的措施，朝廷是不得不做，但总算是有利于百姓的。
李商隐的迁墓之事，在如此的大背景下，也终于一一完成。虽有弟弟羲叟的协助，他也已感筋疲力尽。在这个过程中，因经常来往于郑、怀一线，难免被当地的长官抓差，代他们写了不少上宰相、谢上任的表启，甚至为人写过做黄箓斋和祭赛城隍的文章。偏偏李商隐是个认真的人，对文事格外重视，凡请他撰文者又总是因为倾慕他的文才，对他抱着极大的期望，所以他写每一篇，都得有些新东西，绝不肯炒冷饭，敷衍了事。旁人不知，以为李商隐做文章摇笔即来，可他自己明白，写作是很辛苦的，何况那些都是有着特殊要求的各体文章。所以，等到迁葬事毕，他很想找个偏远的地方略事休息，来度过为母守丧的最后时日。
他决定带着妻子到永乐县（今山西芮城）暂住，那里离京城和洛阳虽不远，但位置较偏，应该比较清静。
[1]此信原题《为濮阳公与刘稹书》，冯浩《樊南文集详注》依此题。《文苑英华》《全唐文》收此文改题《为濮阳公檄刘稹文》。由劝诫而申讨，事态发展之自然进程，本无绝对界限也。
[2]此诗题名《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昭义，指昭义军，由泽潞节度使统领，故泽潞节度使亦称昭义节度使。“充昭义攻讨”者，担任攻讨昭义之军职也。
[3]《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武宗会昌三年：“王茂元军万善，刘稹遣牙将张巨、刘公直等，会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围万善。乙酉，公直等潜师先过万善南五里，焚雍店。”
[4]《祭裴氏姊文》，《李商隐文编年校注》，814—816页。
[5]李商隐《祭外舅司徒公文》，《李商隐文编年校注》，856页。
[6]《新唐书·杜牧传》：“会刘稹拒命，诏诸镇兵讨之。牧复移书于德裕。……俄而泽潞平，略如牧策。”参《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杜牧《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见《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