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荆南节度使的郑肃，既是郑亚的同乡，又是郑亚的本家前辈，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李德裕当权时都比较受重用，而在大中初年则都遭到打压。郑肃被罢黜相位，到荆南当了节度使，郑亚则贬逐得更远，到了蛮荒的桂海。前不久，郑亚赴桂林任职，途经江陵（古称南郡，今湖北江陵），曾受到郑肃热情接待。现在在桂林安顿好了，便想有所回报，再一想，不如展谱联宗，进一步认了叔侄关系，今后相互间岂不也多个照应。
李商隐携了郑亚的亲笔信，带了许多礼品和桂林土产，奉命出发。任务不重不难，时间宽裕不限，一路基本上是湘江水程，正好观光览景。
这是一次相当轻松的公务旅行。
在由桂林驶向江陵的官船中，李商隐暂时放下在幕府起草文稿的繁重事务，一身轻松地饱览两岸风光，苍翠的山色，浩茫的江景，为他一洗尘襟。
几天来，他想到自来桂林，郑亚对自己确实不错，心中充满感激。便写了一首五言诗，凑足三十韵，题为《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准备寄送郑亚，题目上的“尚书”，即指郑亚，节度使带“尚书”的虚衔，是当时的惯例。诗的开篇“下客依莲幕，明公念竹林”一句，就把自己的身份和此次赴江陵为郑亚、郑肃认建叔侄关系讲清楚了，如此简洁的叙事只有诗歌办得到，也才被允许。以下用许多典故称颂郑亚，表达感恩和效忠之情，就不一一细说了。
在船上的大部分时间，李商隐都用来做一件事：翻阅整理多年来的文稿。
李商隐和许多文人一样，有个习惯，就是爱把起草的文稿放在一个竹箧（或布囊）里，作为自己的收藏——誊清稿是要上交了派用场的。平时因为忙，没时间清理这些稿草，也不知究竟积蓄了多少篇。这次特意带在身边，本想随便翻翻，谁知一翻就放不下来，一篇篇看过去，这十多年来的生活便一幕幕展现在眼前，心中充满了感慨。
对这些文稿，李商隐是既爱又恨。爱嘛，好理解，爱它们是因为里面浸透了自己的心血，是因为它们为自己博得了上佳而响亮的文名。恨呢？为什么要恨它们？那是因为，他不愿仅仅做一个文人，把光阴和精力都耗费在为他人代草文章上。没错，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但要像李卫公那样，才真正是把文章和经邦治国结合起来了，光会耍笔杆子，耍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啊！
自己会不会真的将终生沉沦使府，到死都实现不了拯世济民、中兴大唐的宏愿呢？
这些该死的东西，消磨了我大好的人生！
以后再不写这种尽掉书袋的劳什子了。羲叟早就劝我多写古文，韩昌黎那样言必己出的古文，记载历史、传述人物或畅抒心志的古文——我又不是写不来。
干脆，一把火把它们烧掉算了。
商隐几乎要动手了，然而，真下不了手啊。
冷静下来，转念一想：何必迁怒？不是说“人间重晚晴”吗，我难道就没有时来运转的时候？许多前辈，做了大官，成就伟业，不也是从使府幕僚做起的吗？文章何罪？
想来想去，李商隐决定，索性把它们编成集子，不管怎么说，也算一个了结。
这就是《樊南甲集》的由来。
李商隐自编的《樊南甲集》，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从他的自序中，我们知道，它总共有四百三十三篇文章，都是骈体，即四六文，按文类分卷，得二十卷。
《樊南甲集》收录的都是骈文，但其自序却是一篇古文，纪事清晰，感情充沛，还有点自我嘲弄的冷幽默：
樊南生（商隐自称）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郓相国（令狐楚）、华太守（崔戎）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后又两为秘省房中官，恣展古籍，往往咽噱于任（昉）、范（云）、徐（陵）、庾（信）之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令狐楚）章檄，樊南穷冻，人或知之。仲弟圣仆（羲叟）特善古文，居会昌中进士为第一二，常表以今体规我，而未焉能休。
大中元年，被奏入岭当表记，所为亦多。冬如南郡，舟中忽复括其所藏，火燹墨污，半有坠落。因削笔衡山，洗砚湘江，以类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未足矜。
十月十二日夜月明序。
自序记述了学文的经过，记述了原善古文，后通今体，因从幕需要不能回归古文和致力古文创作的苦恼，最后记述了编集的缘起和集子的基本情况。
冷幽默是在“十年京师寒且饿”一段。这里首先是夸张，李商隐迁居樊南，至今尚不满十年，却凑了个整数；再说，他在京师虽然不得意，也还不到“寒且饿”的地步。正如当年的杜甫，虽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虽是过着“到处潜悲辛”的日子，却也不至于真的去吃人家的“残羹冷炙”。
关键的是下面几句：“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这都是在京师文坛大名鼎鼎的人和事，而与他们同样有名，或者说我李商隐为人所知的原因，竟是“樊南穷冻”！
不消说，这话儿当然是李商隐有意编排的。说自己没有别的事可骄傲，只有“穷冻”够资格去和韩文、杜诗、彭阳章檄并列，也就是说自己的出名乃是因为穷冻，而且穷冻到与韩文、杜诗、彭阳章檄那样众所公认、声震遐迩的程度。这当然是一种自嘲，也是一种含泪的冷幽默，而其中实际上深含着愤懑和不平：论文，我樊南比得上韩愈；论诗，我樊南差堪比肩杜甫；论章檄，我樊南是彭阳公的嫡传；凭什么我要挨饿受穷！俗话说，听话听音。这些才是他内心真正想说的话，真正骨鲠在喉的心声。
仅从这篇自序，也可看出李商隐是善写古文的。但《樊南甲集》以类相从，收的全部都是应用体的四六文，不知商隐把所写的古文怎么处置了。从现在留存下来的不多几篇古文来看，商隐的古文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他的论说文，《才论》《圣论》是看不到了，但从前面介绍过的《断非圣人事》《让非贤人事》，其雄辩和豪劲的文气已可略见一斑。他的纪事，特别是写人之文也很精彩，够得上史笔的标准。像《李贺小传》《齐鲁二生》（写程骧、刘叉二人）就都很简洁而传神。唐史上关于李贺和刘叉的记载，就是从李商隐文章来的。
《李贺小传》前面介绍过了，这里再看《程骧》一篇。该文的关键人物其实是程骧之母，对她的刻画已超越简单的作者第三人称直叙，而进入以动作和对话塑造形象的程度。
程父少良本是个从事掘墓的黑道人物，是程母帮他全身而退，得以善终：
少良致赀以万数，每旬时归，妻子辄置食饮劳其党。后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脔连骨，以牙齿稍脱落，不能食。其妻辄起请党中少年曰：“公子与此老父椎埋剽夺十数年，竟不计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况能在公子叔行耶？公子此去，必杀之草间，毋为铁门外老捕盗所狙快！”少良默惮之，出百馀万谢其党曰：“老妪真解事，敢以此为诸君别。”众许之，与盟曰：“事后败出，约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赀发举贸转，与邻伍重信义，恤死丧，断鱼肉葱薤，礼拜画佛，读佛书，不复出里闬，竟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恶者，十五年死。
文中描绘当少良年老，准备金盆洗手，程骧母亲果断安排。她对同党少年说话极有策略，口气森冷，简洁明了，跃然纸上，令人不寒而栗。“毋为铁门外老捕盗所狙快”，用了民间口语，尤为生动。后来为教育儿子，程母又故意刺激程骧：“此种不良，庸有好事耶？”诱使儿子追问，她乃把其父改恶从善的事和盘托出，促其惊醒并痛下决心读书向善，终于成为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地方名人。
如果李商隐听了弟弟的话，更多地从事古文创作，更多地写出《李贺小传》《齐鲁二生》这样的文章；又如果李商隐有机会进入史馆，得以充分发挥才能，他的文学成就将会是怎样的面貌？
可惜人生和历史都无法假设。
不想也罢，还是回到现实为是。
李商隐在江陵府拜见郑肃，交纳了郑亚的亲笔书信，申说了郑亚认宗拜叔的诚意，完成了使命，也受到了热情招待。公事顺利办完，郑肃派人陪他在附近游览了几处景点，李商隐便即辞去。看看快到年底，他想早点回桂林向郑亚复命，于是择日乘船离开江陵，沿江而下，打算仍由湘江返回。
从江陵南下要经过洞庭湖边的岳阳，李商隐已经不止一次路经这里，写过不止一首《岳阳楼》诗，也写过不止一首怀念屈原宋玉、咏叹楚国败亡的诗，如《楚宫》《宋玉》《梦泽》等。这次行色匆匆，一路行来还没有吟成过什么新作。谁知行到湘阴，意外地遇到一个多年不见的熟人，刘 ，却引发了他的诗兴。
刘 ，字去华，籍贯幽州昌平（今属北京）。他是个耿直的书生，曾因对策而出名，也因此而倒霉。他于宝历二年（826）中进士，比李商隐早得多，年龄也比李商隐为长。大和二年（828）他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考试，在对策中纵论朝廷积弊，极言宦官专权之害，考官虽然赞赏，却因怕宦官而不敢录取，同时中选的考生为他抱不平，为他呼吁请愿，几乎闹成风潮。刘 因此名扬天下，也被宦官恨之入骨。大宦官仇士良甚至当面质问刘 的座师、侍郎杨嗣复：“刘 是你的门生吧？你为什么把国家科第给这种疯汉！”弄得杨嗣复不知说什么好，很是狼狈，只结结巴巴地挤出一句：“我让他及第时，他，他还没有疯嘛。”
刘 成了宦官的眼中钉，幸好有几个地方大僚器重他，先是宣歙团练观察使王质聘其入幕，后来山南西道节度使令狐楚邀其为幕僚，都以师友之礼待之。
李商隐与刘 相识就是在令狐楚的兴元幕中。那是开成二年（837），李商隐从长安赶赴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看望病重的令狐楚，奉令狐楚之命代草《遗表》。商隐是久闻刘 大名，十分佩服刘 的政治识见，尤其佩服他在对策中痛切指陈时政、猛烈抨击宦官的勇敢无畏。当年刘
的那篇对策在士林中广为流传，李商隐也曾读过不止一遍，深深自愧不如。今日见到刘 本人，当然更少不了请教切磋。刘 也知道商隐是令狐楚的得意门生，曾不止一次听到令狐楚当着众人的面称赞商隐。这次又是令狐楚亲自派人把商隐从长安接来兴元，为的是帮他草写《遗表》，可见老人家对商隐的倚重，所以对商隐自也刮目相看。
不久令狐楚去世，他的幕府也就树倒人散。李商隐随着令狐兄弟扶柩北归，刘 则辗转去襄阳，投奔了山南东道节度使牛僧孺。
商隐与刘 在兴元分手，谁想这一别就是十年。其间李商隐只是听说，刘 在牛僧孺幕中时间不长。唐武宗登基，重用李德裕，牛党人物受到打压，牛僧孺自身难保，刘 也终于被痛恨他的宦官找到机会，横加罪名贬逐去了边远的柳州，当了个从八品下的司户参军。
刘 到了柳州，虽是司户小官，却像当年被贬于此的柳宗元一样，做了不少对民众有益的事，如劝农啦，兴学啦，很得当地百姓好感。然而，据说不多久，在一次巡行田亩时从马上跌下，不幸死去。百姓痛惜，就地为之立墓，春秋祭扫不辍。
如此说来，刘 是死于柳州、葬于柳州的了。
根据史书（如《新唐书·刘 传》）、地志（如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确有刘 葬在柳州的记载。接着，北宋皇祐年间，经由柳州知州的申奏，朝廷还批准为刘 立祠，并赐匾额。这样，柳州就有了纪念柳宗元的柳侯祠和纪念刘 的刘贤良祠，合称“唐二贤祠”，历代文人到此，往往写有缅怀咏叹的诗文，明清两代尤为繁盛。
然而，刘 倘若早已卒于柳州，李商隐怎么又会在大中元年于湘阴见到他？
原来，刘 之死本有几种说法，或曰死于使府，或曰死于柳州，或曰死于湓浦，或曰死于澧州，而以死于柳州、葬于柳州的说法根据最强，信者最多。但一篇出土唐代墓志却动摇了这个说法。那就是刘 次子刘珵的墓志。
《刘珵墓志》说到他的祖先和父亲：“曾祖晃，皇江陵府司录参军；祖俛，皇滑州胙城县丞；烈考讳 ，皇秘书郎贬官，累迁澧州员外司户。”“烈考”指父亲，由此可知刘珵之父为刘 。
可是，刘珵之父，是否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刘 呢？
再看墓志对刘 的具体叙述：“先人禀气劲挺，临文益振；平声奋笔殿廷，众锋咸挫。虽以直窒仕，而以名垂芳。”这里说得虽然简单，但显然挺符合刘 的情况。既然如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墓志所提供的有关信息。
根据这篇墓志，刘 最后的官职应该是“澧州员外司户”——一般墓志提到某人“累迁”某官，都是指最后的官职而言。照此说来，柳州司户似乎不是刘 的最后任职，他在柳州司户以后应该又做过澧州员外司户的官。
这是否可信呢？墓志的作者是刘珵的姨兄，如此至亲，按理不会搞错，我们自然应予采信。但“澧州员外司户”比起“柳州司户”，是从正职变成了“员外”，官职似乎愈卑，怎么能说是“累迁”呢？这倒是个疑问。不过唐朝官员的心理习惯是以离长安的远近为好坏的，澧州（今湖南澧县），比柳州离长安近，所以如果真是从柳州改澧州，也不妨视为是一种升迁吧。
《刘珵墓志》没有提供更多关于刘 的信息，我们暂时只能揣测：刘 有可能是离开了柳州的，关于他在柳州去世的说法，则还需另作考证。而刘 和李商隐的相遇，则是在大中元年（847）年末的湘阴。当时，李商隐是办完公事从江陵南下回桂林，刘 则是从柳州沿湘江北上前往澧州，这样，湘阴才是他俩都需经过的地方。[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