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故事。常规状态下，每一篇小说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小说家每创作一部小说，就等于建设了一个纷繁的世界，这个纷繁的世界和现实世界一样，有乡村美丽的田野，也有都市热闹的街道，更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同的人物，小说家们遨游在自己建起的纷繁世界里，一定会乐在其中。小说家的目的当然不仅如此，他们要与读者分享那个自己建起的纷繁世界，否则他就无需使用文字，只在自己的脑海里天马行空不就行了吗？所以小说家们要将大门洞开，尽情展示自己建设的纷繁世界，大门通常像所有的住宅，坐北朝南，进出十分方便。这符合大众的阅读习惯，也是一种中规中矩的制作方法。
有些小说家不制造这样的大门，而是打开另外一扇窗户。
比如朱秀海，朱秀海的《出征夜》写战争。朱秀海的这篇写战争的小说却没有写打仗，没有写英勇的进攻或顽强的阻击，而是写挖坑。在作品的前面，朱秀海先写了一场大战之前热热闹闹的场面，然后写紧张的氛围，再然后写人的内心活动。“但是我的心里仍然轻松，痛苦和羞辱啃啮着我的心时它仍然充斥了一点轻松。我不能原谅这种轻松的感情生出，但它仍然轻松。”许多人奉命奔向了前线，去打一场攻坚战，那些曾经的上级或下级微笑着向小说的叙述人挥手告别，而叙述人自己却被留了下来。不能去前线完成光荣的任务了，从而也就没有了生命危险，所以他才痛苦而又轻松，内心充满了矛盾。后来叙述人得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和那个很有个性很能干的章干事一起，去为那些即将在攻坚战中牺牲的战士们挖墓坑：“敌情大家都知道。我们对面的敌人是一个营，按照步兵攻防作战伤亡的一般比例……从理论上讲，明天天亮之前你们必须挖出三千八百个墓坑……”
在一场大战打响之前，将要牺牲的人数已经被十分“理论”地预计了出来，这样的事情，以前还真没有听说过。这个数字可能是根据战争规模的大小、攻击阵地的地势、堡垒的坚固程度、双方参战人数而计算出来的。前方打起来了，有那么两个军人则正在带领着民工，为牺牲者准备尽可能“舒服”一些的墓坑，多么冷静而又周全的安排！描绘挖坑的过程，朱秀海用了不少笔墨，让章干事这个形象，在这个挖坑的过程中鲜活起来。写他如何巧施手段，让本来企图怠工的民工们积极卖力地干活儿；写他自己躺下去，试试墓坑的长短宽窄；还写他怎么和路过这里的军人们打招呼开玩笑……
小说的有些部分细细描绘，有些部分一笔带过，这是小说创作的惯用手法之一。重要的是，作者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了事物的另外一个侧面，所以作品给人的印象很深。朱秀海写了那些即将走向战场，并且有可能走向墓坑的人们，还写了这些迎接死亡的掘墓人。无论是即将走向死亡的年轻生命，还是迎接死亡的掘墓人，没有一个人做出惨惨烈烈的悲壮模样，而是表现出一种自然而又亲切的从容。我们从这冷静而又周全的安排，从这一排排紧急挖就的墓坑，再从这自然亲切而又从容的一张张面孔，看到了一种值得敬佩的视死如归，更看到了战争中人们经历死亡的习以为常，从而也就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朱秀海将炮火与鲜血隐藏在故事现场的后面，却让那个月光明亮的出征之夜，生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编一个不同的故事可能不太难，打开另一扇窗户则并非易事。打开另一扇窗户，其实也是寻找一种不同的思考路径。打开另一扇窗口，也是避免雷同的方法之一。
陈昌平的《汉奸》也写战争，写的是抗日战争这个大背景下的小故事。他也没有写打仗或抗日英雄的英勇不屈，而是用大量的笔墨，刻画了两个书法艺术的追求者。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那两个书法艺术的追求者，一个是侵略者——日本军官，一个是被侵略者——穷困的学者、书法家。书法家很正直，更有骨气。那个日本军官则是非常热爱中国的书法艺术，非常着迷，也具有非常执著的学习精神，为了学习书法，他“三顾茅庐”，用“文明”的手段，把那个很有骨气的书法艺术家“请”到了据点里：“望着神情木然的李徵，田中拽了拽自己的和服，然后摊开双手说：李先生，请你不要误解，我不是以军人的身份和你交往，我是以一位中国书法爱好者的身份，和一位中国书法家交往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们的很有骨气的书法艺术家没有能力反抗，又不愿意顺从他所痛恨的侵略者，只好做出自欺欺人的选择：“从今天，我讲书法——只是我有言在先，我不是你的老师，那你也不是我的学生，我们没有师生的名分。只不过是，我讲书法，你碰巧听到了……”在这个时期，书法家李徵的生活状态和许许多多中国老百姓一样，处于饥寒交迫之中。他先是自欺欺人地成了日本军官的书法老师，之后又自欺欺人地接受了日本军官田中赠送的包子。为此他遭受了乡亲街坊们冷冰冰的目光，却没有人知道，书法家并没有出卖良心，他接受了抗日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利用进入敌人据点教书法的便利，为游击队侦察了情报，让日本鬼子遭到了攻击：“顺着这个思路，他又留意起了院子里的马匹。李徵默记着牙缸数和马匹数……他觉得自己差不多完成任务了，而且如此神不知鬼不觉，他暗自狂喜……”
侦察敌情只是这篇小说的一个插曲，陈昌平继续完成与书法有关的故事。他写李徵讲授中国书法艺术的玄妙与高深，写田中面对老师和书法所表现出来的谦恭与执著。两位书法艺术的痴迷者被放置在那个残酷的年代，于是乎，仇恨与友谊，蔑视与敬佩，爱国气节与诚心诚意的“三顾茅庐”，尊严与饥饿都似乎顺理成章地交织在一起了。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体滚动着向前推进，直到日本投降后的那个晚上，这师生二人对酒而谈，度过了一个百感交集的漫漫长夜。在那个夜晚，有些东西融化了，显现出激情的火花。在那个夜晚，我们似乎也来到了那个据点中的故事现场，与这一对敌人，这一对师生，这一对朋友共同谴责战争，共同感叹历史的惊天巨变。田中带着对中国书法家的敬重回国了。而李徵却因为与田中的一段交往和一个偶然发现的所谓证据，被自己的同胞当成汉奸处决了。
李徵是一个冤魂。但是，作者并没有从一个“冤”字入手，就事论事地替蒙冤人宣泄心中的愤懑与委屈。田中是一个日本军官，也没有被刻画成一个残暴凶残的法西斯分子。重要的是，陈昌平让我们从一扇特殊的窗户里看到了一个特殊的故事，让我们品尝到了历史与人性别样而又复杂的滋味。常常是这样，人们从一个宏大的背景中不一定能够真正地看到历史的悲剧，从那些抽象的统计数字中也不容易受到值得流泪的感动，一场战争死了多少多少人，一场运动或者一次大动荡造成了多少冤案，对于一个没有历史经历的人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悲剧要落实到许许多多鲜活的个体，落实到一个又一个的真真切切生动感人的细节，才会让人们真正体验悲剧的力量，才会催人泪下、刻骨铭心。
如果能够巧妙地打开另外一扇窗户，你导演的悲剧或喜剧一定会更加引人注目。
还想再谈谈陈昌平的另一篇小说，题目叫《英雄》。《汉奸》中的汉奸不是真的汉奸，《英雄》中的英雄也不是真的英雄。
《英雄》叙述了一个顺理成章的谎言。说谎的人是退休工人老高。陈昌平的叙述包含着些许善意的微笑——谎言的开始只是源自一种人皆有之的表现欲或讲解的愿望：“你们说得不准确，解放军按照序列排列，是1949年初的事情。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两个兵团。中原野战军整编为第二野战军……”因为一个时期工作的方便，老高读了一些书，知道不少革命历史知识，他喜欢革命史，更喜欢讲述。他退休了，退休了没事干，在一个休闲广场和人聊天，聊点历史什么的，刚开始他只是在这个休闲广场拥有一些听众，由于他有知识，有口才，有激情，便越讲越生动，越讲越爱讲，越讲越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越讲听众越多，后来又不断地被各单位各学校请去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隐隐地，他感到自己在进行着一桩伟大的事情。直到有一天，《晨报》上登出了他的报道，题目是《霜叶红于二月花》……写了退伍战士老高如何利用节假日，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克服多种疾病，深入厂矿、学校等基层，进行爱国主义的传统教育。”这时候的老高已经不能停下来了，已经变得身不由己欲罢不能了：“老高至今不明白，怎么讲着讲着，就把自己也讲进去了，结果自己还成了英雄，还是个老英雄。他知道自己不是英雄，不仅不是英雄，连个英雄的毛儿都不是……老高觉得事情有点失控了……”
陈昌平打开了这样一扇窗户，恐怕并不是为了和读者一起嘲笑一个爱吹牛的老头儿。他并不在那个“吹牛”的现场，却不动声色地驱使这位朴实的退休工人慢慢地走向了谎言的深处，也走向一片虚无却闪动着特殊光彩的境地。后来老高的谎言被一位真正的革命者识破了，这位已经变成老首长的革命者识破了谎言，批评了老高，最后却又认同了老高：“像英雄一样说话，大声说话；像英雄一样讲述我们流血牺牲的故事，讲述我们伟大光荣的历史……”事实上，老首长与老高，还有老高的许许多多听众，都有着一种共同的情结，都清晰或朦胧地，怀念着某些渐渐远去的珍宝。老高讲述的故事是虚无的，但是那历史和历史的精神却是真实的，鲜活在故事现场的人物形象和人物的内心也是真实的。谎言生出了激情，虚荣演变成奉献，这就让作品有了特殊的力量与意味。
《汉奸》沉浸于令人哀伤的历史，《英雄》呼唤某种失去的精神。两篇作品的时代背景不同，却都刻画了痴迷的人物——李徵、田中痴迷于书法，老高痴迷于讲演。
下面提到的是《非常台词》。《非常台词》刻画顺子，顺子是工厂里的工人，顺子迷恋电影。在开头的部分，齐铁民先不忙说顺子，而是写其他人：织一手好毛衣的小魏，会做微型风筝的老万，熟知所有国家首府的卡拉，会烫画的傅某……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绝招，几乎所有人物都有特点。然后他才说顺子，顺子也有绝招，他“在背电影台词方面绝对是个天才，也曾因此闻名厂内外，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崇拜，堪称大师级人物。”那是一个文化生活非常匮乏的年代：“我们所能看到的电影只有八个样板戏，还有《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年轻人们无所事事，特别无聊，所以在那个年代不仅仅是顺子，“我们这些年轻人都痴迷于背电影台词。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当然顺子是与众不同的，光《列宁在十月》他就看了五十多遍，他的表演出神入化：“这些特殊的待遇皆是必要的铺垫，我们这些人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看他学列宁。每到这一刻，他便会笑着站起来，凝神想一会儿，随即进入状态——苏维埃政权是稳固的，工人和农民建立起来的这个政权是永久性的……对对对，你们要用武力就要消灭你们，这就是我给你的真理——我们真正的工人和农民的真理。就这么一段，我们让他表演了几十遍，我们从来没有厌烦过，每一次都会让我们热血沸腾。”年轻的热血找不到沸腾的场所，老电影里的几句台词就能让他们沸腾，一场新电影更能让他们沸腾。在那个故事的现场，终于因为一场新上映的《多瑙河之波》发生了骚乱：“走近俱乐部时，我大吃一惊，天哪，哪来的这么多人，把俱乐部大门围得水泄不通……”不幸的是，顺子在骚乱中蒙受冤屈，受了处分。从此，那个模仿列宁模仿得惟妙惟肖的身影，那个给大家带来无尽快乐的人消失了。
齐铁民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让我们回到一个非常的年代，这个非常年代的非常台词朗朗锵锵，震动了我们的心灵。
善于打开另一扇窗户的小说家往往也善于塑造某种事物的痴迷者，让这些人物引领着读者，走向一片异样的天地。比如在前面篇目中提到的《飞》，《飞》中的李来战痴迷摩托车；再比如《寻找黄金叶》中的温连起，温连起陷入了茫茫无望的寻找；还有《美丽嘉年华》，陈柳英迷恋口红；还有《旗》，旗下的坚守令人感动。
努力描绘痴迷执著的追求者，无论这位追求者陷入了误区还是走向了光明，都可能会给一篇作品增加独特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