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如同一台庞大而精密的机器高速运转。这时，大学空间显得如此刺眼——大学的悠闲和自由似乎与四周忙碌的气氛格格不入。政府的财政报告指出，支持这种悠闲和自由的高额成本已经成了一项令人头痛的开支。裁减势在必行。年复一年，悠闲、自由的大学只能低调运行。教学大楼的墙壁有了裂缝。学生公寓朽坏的地板下面爬出了白蚁。教师的医疗费用无法核销。实验室的器材不够。体育馆因为资金匮乏而迟迟不能竣工。新任的校长每日都要往皮包里搁上一叠新的拨款申请，匆匆驱车前往政府大楼。大学还能申请得到免费的午餐吗？
许多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们仅仅沉浸于自己思想的快乐之中，他们不在乎因为观察天上的星星而跌入路边的水坑。可是，大学必须意识到思想拥有的价值。知识分子能否将种种知识产品变卖出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价格？
风气变了。大学的管理理念必须重新论证。传道授业解惑的背后不仅是求知的快乐；知识有价，必须在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模式之中考察学术的意义。大学不能捧着金饭碗讨饭。某些富有实用价值的学科优先考虑，研究软件的开发肯定比研究一张古老的棋谱有意义。知识生产也是一种竞争，大学如同工厂的厂房。计件取酬，多劳多得；慢吞吞的乌龟不能掠夺兔子的荣誉。必须毫不客气地将隐藏在悠闲与自由背后的懒虫曝光，甚至逐出知识分子之列。
管理——一个多么时髦的概念。大学制定了一系列制度，颁布种种指标体系。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这些制度、指标的经纬线找到自己的坐标。当然，这个坐标肯定会及时地显现于大学财务科的终端屏幕上，成为工资发放的依据。
行政级别：校长，院长，系主任，处长，科长，辅导员；
学衔级别：院士，博士生导师，各种专家称号，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
课题级别：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教育委员会设立的课题，学校设立的课题，系设立的课题，青年课题；
奖励级别：国家级奖项，省部级奖项，学会奖项，学术刊物设立的奖项，初出茅庐奖；
刊物级别：权威刊物，核心刊物，SCI检索系统，SSCI检索系统，引用率，转载率；
学位点级别：博士点，硕士点，各种研究中心，学科基地；
学位级别：博士，硕士，学士，某些时候博士后也是一个头衔；
种种名目繁多的临时性评比，奖励，鉴定，表格填写，成果汇编……一切都开始量化。一切都可以进入计算机。机器统计的数据不会因为任何情面而徇私舞弊。
大学仿佛突然启动。所有的人都上足了发条。写作，发表，再写作，再发表，从豆腐块的文章到大部头著作——年终的统计叫学术秘书吓了一跳。求知的传统奄奄一息，经济利益才是激动知识分子的强心针。同时，权力重新开始在知识圈趾高气扬。主管教育厅的一个处长就能把大学校长训得点头哈腰。等级和藩篱不知不觉地恢复。名片上的头衔越来越多，一页不够就转下页。教授眼里的讲师如同货架上的便宜货。两个博士互相夸耀自己的来历。留学美国的博士发现对方不过是在比利时拿的学位，脸上的笑容就有了胜利的意味。传统的思想者不得不加入他们曾经鄙视的名利场，该摆谱就摆谱，该装孙子就装孙子，大丈夫能屈能伸。一些名目不清的宴席、礼品和谣言成了竞争的副产品；许多故事的结局令人联想到二桃杀三士的典故。
一个专治史学的退休教授特地搭乘公共汽车来到大学办公室，训斥主管副校长——这个副校长曾经是他的学生。老教授气咻咻地说，你们定了无数指标，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好作品。有的人只要两篇论文就可以当教授，有的人出版一百部著作仍然什么也不是。课题剥夺了想象的空间。数量放弃了深思熟虑。石破天惊之论在哪里？呕心沥血之作在哪里？必须明白，自由才是天才的土壤！老教授的拐杖把地板敲得嗵嗵响。
副校长毕恭毕敬地请安，让座，上茶，点头称是。的确，不该用任何规则约束天才。然而，不得不设立规则证明谁是天才。否则，第二天就会冒出五百人要求享受天才的待遇。如果没有定期的数量要求，一些人永远会信誓旦旦地许诺明天拿出本世纪的巨著——但是他们已经五年不动笔了。您老人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和建议？
这所大学之中，D教授的客厅曾经小有名气。一些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纵论天下。进入这个客厅，他们觉得自己更像知识分子了。这里不必和豆腐的质量、水电费涨价以及自行车停放地点这些琐事纠缠；民主、国民性、主体、启蒙、后现代才是这个客厅通行的基本词汇。个个出口成章，妙语连珠，甚至一声叹息也有格外的分量。尽管D教授的耳边不时拂过隐约的警告，他仍然勇气十足地打开寓所的大门。
现在，这个客厅为什么萧条了呢？含义暧昧的威胁并没有产生多少作用。舞会，麻将，电视肥皂剧竟然是瓦解D教授客厅的强大对手。当然，更多的知识分子回家正儿八经地钻故纸堆了。他们明白，客厅里的机智无法发表在学报上，成为申报职称的依据。
D教授只能在客厅里向他的研究生讲述知识分子的特征。研究生规规矩矩地双手叠在膝上，洗耳恭听。说到动情之处，D教授慷慨激昂。当然，D教授明智地回避了该不该因为真理而放弃生命。这个问题过于严峻，布鲁诺只有一个。D教授自己就做不到。
D教授觉得，一些重要的问题无法进入教学大楼的梯形教室。那些乳臭未干的大学生毫无兴趣。他们正在崇拜表情夸张的周星驰，所有的人都会背诵《大话西游》的经典片断。用知识分子问题和周星驰抢夺观众必败无疑。系里的办公室也不是谈论严肃主题的适宜场所。仿佛已经形成一个默契——教授们相逢的时候决不谈论学术。哪怕多说几个专业术语也会让人觉得在炫耀什么。正规的学术会议上不得不端足了架势，二十分钟的学术报告之后附带五分钟的学术讲评。这个时候有所表现就行。会议刚刚散场，教授们就迫不及待地扯掉领带，开始闲聊。哪一个有名的哲学家说过，这是一个闲聊的时代。可以聊一聊住房的面积，空气污染程度，下一任校长人选，哪个班的女学生漂亮，甲单位开出的讲座费是否比乙单位更高——就是不谈学术。
是不是D教授的声音太大了呢？里屋传出教授太太低沉的女中音——行了行了，别搞得跟真的一样。洗耳恭听的研究生们有些惊慌。他们不明白该不该表现出听到了教授太太的讥讽。D教授停了下来，手里摆弄着一支铅笔，陷入了沉思。如此频繁地遭受太太的嘲笑，D教授早就丧失了不悦之感。他只是被这句话拨动了：跟真的一样。
一本正经的宣讲令人觉得虚伪。D教授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现在，最不讨好的风格就是正经和严肃。仅仅因为表述吗？正经和严肃的主题必须适当地搭配幽默。俏皮，挖苦，千万别像中学语文教师那样热衷于抒情的排比句。还必须善于自嘲。据说幽默和自嘲都是更高智慧的表现。某些报纸副刊上——例如著名的《南方周末》——的豆腐块小文章何等地俏皮！做不到幽默和俏皮，至少还可以学一学电视里娱乐节目的主持人。一副快乐无比的表情，动作夸张地大喊大叫，偶尔做一个鬼脸，这也比正经和严肃提神。D教授突然明白，周星驰是对的。
D教授仍然有些不甘心：那么多人生活在剑拔弩张之中，幽默和自嘲怎么就突然变成主导时代的美学风格呢？笑一笑就太平无事了吗？深邃、愤慨、凝重、紧张、激情、温婉——这些风格都到哪儿去了呢？
我十分偶然地读到“著书癖”这个词。
知识分子就是著书立说的人。某一部分思想刻在竹简之上，印在纸张之上——书籍就诞生了。思想不再跟随身体死去、朽烂；思想脱离作者头颅遍地旅行，思想逃出了时间的巨掌而传诸后世。于是，知识分子名垂千古。
遥远的古代，只有那些伟大的思想者享有著书立说的资格。书写如此艰难，文字仅仅顾得上记录历史的重大事件。一言九鼎。没有人会在甲骨或者竹简之上刻写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所以，作者是崇高的，书写的工具是神圣的。全世界的人都在阅读有限的几部著作。
印刷技术的大面积推广终于解除了书的神秘性。如今，书籍生产已经完全失控。历史在什么时候悄悄地跨过一条门槛——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人毕生也无法读完世界上所有的书籍？现在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一个人毕生也读不完世界上任何一天出版的新著。
这个时代流行“著书癖”。大学体制放手怂恿教授们将写出来的文字印刷成册——职称晋升要有著作，申报研究课题要有著作，挤掉一名对手的简单手段就是出版的著作比他多。一些教授著书成瘾，时常乐呵呵地周旋于出版社和印刷厂之间。这引起了另一些教授的恐慌。他们不得不像挤牙膏似的每日写几行，加上剪剪贴贴，终于也憋出一部书。自费印刷，自费邮寄给学术界同仁。没有料到的是，所有的学术界同仁都忙于写作，根本没有时间阅读他们的作品。书籍开始泛滥成灾。一大堆新书堆积如山，人们的阅读欲望迅速消失了。谁写不了几本书呢？人们因为不再稀罕而读得愈来愈少。图书馆里面的新著日积月累，大多数作者等到的仅仅是灰尘。一个教授把百元大钞夹在图书馆刚刚上架的一部新著里。这是他半生的心血之作。两年之后，教授重新在图书馆里找到这部著作。书中的百元大钞依然如故——没有人读过这本书。书籍正在淹没这个世界，谁知道哪一部著作才是这个时代的经典呢？
另一些教授自告奋勇地站出来。他们宣称，他们的职业即是鉴定书籍的质量。可是，这些鉴定是否可靠？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这些文豪曾经被负责鉴定的教授们遗忘多时。如今，相似的遗忘仍然时时发生。这终于导致鉴定的鉴定。于是，鉴定的鉴定的鉴定成为书籍繁殖的另一个重大理由。这时，人们企图打捞的真理是不是越漂越远？
我们不惮于隐瞒自己。我们是知识圈内的剽窃者。我们过得很快乐，没有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夹上皮包，西装革履地踱出门来，别人仍然要叫我们知识分子。我们会明智地对大师们表示必要的敬意，然后向其他无名之辈仰起脸来——谁认得谁呀！
我们当然也修炼过，算得上半个学术内行——我们这一批人至少都曾经大学毕业。我们基本上看得懂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找到一批学术刊物或者几本学术著作，摘出这一篇的观点，挖出那一本书的材料，改一个开头，加几句结尾，然后将拼装出来的论文署上自己的名字寄到另一家刊物。我们照样成果丰硕。愿意熬夜的人熬夜去吧，愿意钻图书馆的人钻去吧，我们仅仅是一些田野里拾稻穗的人。我们从来不想装扮成一个空前绝后的天才，我们承认自己的平庸。对于我们这些庸人说来，大师们桌上撒下的面包屑就能够混圆肚皮了。这太好了。
一批迂腐之徒在那里鼓噪什么学术规范，企图把我们揪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不恨这些人，但是，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他们：省省事吧，早着呢。全世界的名牌商品派生出无数的假货，工商部门累死累活也抓不过来。那些大企业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把大把的钞票装进别人的口袋，抄几篇文章算什么——又不是印假钞。没听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这句话？我们只是小巫见大巫。为什么要和我们过不去？你们想充好汉就冲着那些窃国大盗耍威风好了，和我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百姓开练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不惮于隐瞒自己。一字不改地照搬——这种活我们也干过一些。如今的许多论文网站上就可以搜索到，下载到电脑里就算大功告成。这么做的确增添了暴露的概率。可是，诱人的利润让我们毅然决然地冒险。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人生哪得几回搏，该出手时就出手！我们也有一些独到的诀窍。通常，我们仅仅将这些论文发表于地区级小刊物或者师范专科学校的学报上。小刊物的编辑比较好哄，那些博士硕士一般不到这些角落查阅资料。对于我们说来，读者越少越安全。
当然，即使运气不好东窗事发，我们也不会束手待毙。编辑部必须承担剽窃事件的部分责任，因而编辑们通常愿意做和事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真正麻烦的是一些初出茅庐的研究生。他们少见多怪，查资料时偶尔发现了问题，就自以为揪住了惊天大案，不依不饶，非得告白于天下不可。这也难怪。如今成名不易，他们无非是逮住一个机会展览自己罢了。没有这些愣头青插手，事情多半可以私下了结。该破费就破费一些，这时我们决不会吝啬。
这并不是表明我们好欺侮。如果对方的要价离了谱，我们就会反戈一击。纠缠不清、混淆黑白、指鹿为马、先声夺人都是一些常规的伎俩。是不是剽窃哪里那么轻易辨认清楚。偶尔我们也会摇身一变，冒充学术警察扰乱他们的视线——古代的兵法称作掠阵或者劫营。这些知识分子要面子，时间紧张，也没有多少钱聘请律师；我们一摆出持久战的架势，他们就得撤退。根本用不着雇用什么黑社会打手，几个匿名的恐吓电话就会叫他们六神无主。大路通天，各走一边，他们已经活得不错，也不能不叫我们活。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急怒攻心容易中风，退一步海阔天空，该选择什么不必我们手把手地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