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似乎，我不再了解这里的生活了，一阵巨大的不安阴影一般地掠过。这时，我正站在一幢大楼的嘈杂过道上。
大厅里是一个熙来攘往的电子产品商场，大约一两百个大大小小的摊位。有的摊位圈起不小的地皮，销售名牌的电脑或者手机，例如苹果，三星，索尼，或者联想。这里的员工是一些表情阳光的年轻人，穿着公司的马甲，牛仔裤，步履轻盈地哼着流行歌，偶尔有几下嬉闹推搡；多数摊位仅三四平方米，摊主沉默地支着下巴，在一个平板电脑上看肥皂剧。他们的柜台里款式各异的手机闪烁着金属的光泽，如同一批沉睡的大型甲虫。插上电源，那一块小小的屏幕亮起来之后，这些甲虫就会苏醒过来，爬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施展种种魔法。一个中年人从摊位上转过身来，殷勤地推介某种款式的手机。他笑容满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嘴里的牙龈和牙垢。
我清楚地意识到，这里是一片危险的丛林。沼泽，岔路，陷坑，沟壑与裂谷，密密匝匝的树林望不到边，迷途不返……只不过这一片丛林是由众多软件组成。一个黑色的键盘搁在桌上，软件工程师十指翻飞，一行行字母在噼里啪啦声中跳出电脑屏幕，另一个世界的曲折路径如同林中小道开始蜿蜒盘旋。另一个世界隐藏了各种财富、美女，大型化装舞会、丰盛的购物中心、凄艳的恋情、眼花缭乱的游戏和炽烈的战争层出不穷，然而，无法识读路标的人寸步难行。几个染过头发的年轻人犹如上帝派来的使者徘徊在柜台附近，他们慷慨地许诺说，下载几个软件即可获知“芝麻，开门”的咒语，一个妙不可言的电子天堂近在咫尺。我坚定地摇了摇头，表示不屑——其实，我并没有听懂他们嘴里的众多技术名词，我心中默念的是另一句话：兄弟，要骗到我并不容易。淘宝、网恋或者电子社群是年轻人的节目，我还是守住钱包里有限的几张钞票对付大楼外面那些尘土飞扬的日子吧。
如同他们这么年轻的时候，我所熟悉的电子设备是一台四四方方的收音机，里面播放雄壮的革命歌曲和各条战线形势大好的新闻；一个相对普遍的自动化装置是水龙头——拧开旋钮，水流就哗哗地喷出来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世界变得太快了。然而，我并未感到无知的羞愧。时尚又算什么？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远离那些光怪陆离的电子产品并不影响我的生活。现代社会的表征之一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设计每一个日子，没有必要将手机或者电脑视为发号施令的家长。我知道那些伟大的软件可以遥控天上的卫星，指挥大洋之中的潜艇发射导弹，但是，它们管不住一个个生命的奇特轨迹。一条狗踊跃地蹿过街头，一条金鱼慢条斯理地浮游在玻璃的鱼缸之中，哪一个软件工程师能够描述兔起鹘落的奇妙？我们又不是组装在一台机器之中的零件。
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刻，一个锐利的命题如同一支利箭击中了我：我们正在变成一台机器的零件——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生活必须由机器设计与核准，背叛机器将一事无成。如同我们曾经驾驭汽车或者游艇那样，电脑正在驾驭我们。现在，这个命题已经进入尾声，软件工程师编写的程序正在完成最后的合围。当一枚薄薄的芯片植入我们的后脑勺时，机器统治世界的日子将正式宣告来临。是这样吗？
一阵巨大的不安阴影一般地掠过。
贰
时至如今，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日子多半陷于庸常的琐事，只有一些惊雷一般的预言振聋发聩，迫使我们抬头仰望。我们等待这些预言犹如等待一束穿透历史表象的强光。
十九世纪的时候，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曾经显示了杰出的洞察力。高瞻远瞩的论述利刃般地剥除了浮嚣的世事，历史暴露了真实的面目：资产阶级正在破坏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社会关系，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和小市民的伤感无不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所有神圣的东西都遭到了亵渎。贫困人口持续地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决战的时刻即将来临。说出这些惊人的结论时，马克思还不到三十岁。
二十世纪的时候，生活之中的某些方面突然开始提速。人们逐渐察觉，技术正在重塑世界。当然，多数人并未受到惊扰，他们多半懒洋洋地享受技术。白天奔赴一个指定的行政方格上班，晚上伴随一台电视机度过，这种日子没有多少不妥之处。不过，马丁·海德格尔，一个目光如炬同时又饱受争议的哲学家注定会说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他指出了技术隐含的危险，分析了人类社会依赖的工具。海德格尔享年八十七岁，于七十年代中期去世。或许海德格尔还是没有料到，他去世之后的数十年间，电子技术的革命带动了这个领域的机器家族迅猛繁衍。现在，这些强大的机器家族正在吞噬人类。也许某一天，我们都将变成机器管辖的驯服子民。
大约十五年前，一本十八世纪的著作《人是机器》开始让我意识到一个危险：把人类改造为机器是由来已久的冲动。这本著作的作者拉·梅特里兴冲冲地将人的躯体形容为永动机。这种观点迫使我想象躯体内部各种电子集成电路、金属的轴承和齿轮，行走之际发出一片铿锵之声。当时还没有看过《终结者》、《变形金刚》这些电影，未曾料到电子集成电路与人类的脑细胞一样擅长输送嫉妒、仇恨、贪婪、杀戮和爱情信号。我的想象之中，机器奉为人类的偶像更像是理性策划的阴谋。当时，我曾经写下了这么几句幼稚的话：“理性始终不渝地和躯体的本能、亢奋、放纵和软弱搏斗；如果金属材料取代了血肉之躯，机器的精确、可靠、坚硬和一致也将成为人类躯体的品性——这如同理性的终极理想。”
现在看来，机器对于人类的改造范围远远超出了胳膊和大腿上的肌肉，譬如视觉。摄像机正在充当这个社会的视觉器官。每一家客厅里的电视屏幕与人类的眼睛相互衔接之后，一个伟大的视觉启蒙工程开始了。天空的星体，深海的鲸鱼，宫殿里的政治大人物，那些美人们正在卧室的窗帘后面干些什么……现今任何一个孩童的视觉内容都是古人的眼睛所无法企及的。无论是那些见多识广的商贾还是骑一匹毛驴漫游天下的诗人，哪一个家伙的视野能够与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竞争？然而，奇怪的是，我们的眼睛比古人迟钝了许多。“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或者“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都是古人的亲眼所见，相反，我们的眼睛不再有自己的发现。摄像机镜头覆盖的范围之外，许多人什么也看不见。
相当程度上，机器甚至开始安排人类的思想。拥挤的地铁车厢里，所有乘客的眼睛都盯住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贪婪地吞食屏幕上的知识或者游戏。许多人心目中，不进入屏幕的世界如同不存在。没有人阅读书籍，印刷文化及其携带的经典著作正在被大众抛弃。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机器提供的阅读形式。互联网传送到手机或者电脑的一切图像文字随即被安装于大众的意识，无数的大脑正在被发展为另一个血管与脑神经组织起来的生物终端。这时，设计机器阅读形式的工程师间接地决定了大众意识如何构成。当然，还有那些熟悉技术与市场的小编辑。总之，这些人的作用就是充当机器与大脑之间的媒人，二者的重合似乎是迟早的事情。
机器正在吞噬人类——或许，这仅仅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围堵。没有传统的刀光剑影，攻城略地或者肉体的消灭业已成为落伍的形式。无非是茶几上多出了几个遥控器和充电器，客厅或者厨房里增添了几样电器，一些小机器如同潮汐一般缓缓地漫过来，没有人大惊小怪。如何描述机器大获全胜的盛大结局？我一直缺乏足够的想象力，直至一部叫作《黑客帝国》的电影上映。黑暗的电影院里，亮晃晃的银幕提前预告了人类未来某一天的恐怖景象：一台巨大的电脑主机开始操纵世界的时候，许多人的日常状态仅仅是：昏睡在某种盛满营养液的器皿之中，躯体连接上各种插头。插头从电脑系统接收的各种信号不断地刺激感官，昏睡者的意识内部陆续浮现无数虚拟的生活幻象——从矗立的高楼、鲜花盛开的公园、穿过街头的一个女郎到一块可口的带血牛排。这就是机器配给的全部生活。
走出电影院的那一刻，我的脑子里只剩下一个问题：这一台电脑主机的软件程序按部就班地格式化一切之前，人类的意识能否聚集起最后的能量反戈一击，延续乃至阻止这种恐怖景象的来临？
叁
众多工程师对于这种历史预言嗤之以鼻。杞人忧天，危言耸听，这是许多人文知识分子的常见症状。每隔一段时间，他们的科学恐惧症就要周期性地发作。一会儿怀疑转基因，一会儿被电脑吓得发抖。我们需要一场关于科学的严肃辩论，工程师们义正辞严地说。不过，他们还是很快轻蔑地转开了脸：算了，最好别理这一帮神经质的家伙。
通常，大众的脾气相对温和。他们对于各种危险的结论将信将疑，甚至无动于衷。《黑客帝国》充满了悬念，打斗动作新颖别致——可是，一部电影而已，有必要当真吗？
当然，大众无法论证，为什么刚刚更换的电脑又被认为太慢，为什么每一个人的挎包里必须藏有一台iPad，或者，iPhone4、iPhone5、iPhone6之间的淘汰周期究竟依据什么。没有人弄得清这些机器的使用目的。周末打麻将的人数已经凑齐，自驾游的计划宣布搁浅，电视里的各路专家频频就马航的失联飞机和克里米亚局势发表精彩见解，更大规模的社交圈子或者拥有更多的资讯意义何在？多数时候，时髦的舆论成为添置这些机器的唯一理由。从笔记本电脑到手机，时髦的先锋人士纷纷使用整套的苹果电器，那些款式陈旧的诺基亚手机怎么能见人？没有微博圈子和粉丝，没有用4G手机武装到牙齿，这种人肯定没有资格生活在现代社会。“你out了”，移动通信公司的广告及时地扮出了一张鬼脸。
“市场”这个概念活跃多年之后，消费终于被视为生产的前提。多数人愿意相信，所有的技术发明无不来自市场的千呼万唤。无数人翘首以待的那个神圣时刻，一款电器不负众望地登上商场的柜台。商场门口再度出现了久违的景象：人们竟然彻夜排队购买手机。没有人在乎昂贵的价格是否物有所值。接过包装精致的纸盒，消费者内心洋溢着领取圣餐的感觉。人们心中的神早先是比尔·盖茨，后来改成了乔布斯。互联网，QQ，电子邮件与博客，从互联网上开设的大学课程到色情的****，这个世界丰富异常。人们的观念中，数学公式和分子式组装出了另一种历史；没有科学的启蒙和拯救，生活迄今还逗留在未开化的茹毛饮血阶段。所以，说出这种事实的罪过不啻于泄漏天机：这些机器的背后并没有真实的日常需求。各种如饥似渴的欲望仅仅是舆论植入内心的人工感觉。
与大米、水果、家具、煤炭这些日常用品不同，没有多少人事先估计到那些科学家的天才发明又有什么用，包括科学家本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人贝尔因为一个偶然的小事故——实验之中一个弹簧失灵，波动的电流沿着电线传到了邻室产生了声音——发明了电话。最初电话机的体积如同一个箱子，通话的人必须大喊大叫。这种玩意儿能干些什么？通话技术的完善以及电话市场的形成是发明很久以后的事情了。电视的诞生有些相似。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另一个英国人贝尔德终于将图像信号传入电视屏幕。当时，诱使他绞尽脑汁的并不是财源滚滚的电视王国，而是身边一个朋友的简单猜测：既然可以远距离地发射和接收无线电波，或许图像信号也做得到。许多科学家常常被突如其来的灵感烤灼得坐立不安，他们发明种种奇妙的产品如同一棵果树生长梨子或者桃子一样自然。这些产品的后续故事——譬如，使用、宣传、销售——多半是另一批人考虑的问题。
褒扬青山绿水、明月清风的时候，我们拥有一套熟悉的美学辞令，例如“田园诗”或者“诗意地栖居”。然而，赞颂机器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理想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桃花源”，农耕时代的哲学不清楚如何表扬这些金属和电子元件装配的古怪作品。或许，“科学”、“信息社会”或者“现代文明”组织的表述与科学家一本正经的理性表情遥相呼应，但是，这些标准化的大词缺乏激情。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机器的宣传风格逐渐转向了时尚乃至暧昧。遥望故乡，寄语电话，怀念父母的亲情展示通常是电话广告自我推销的话语策略；手机刚刚兴盛的时候，广告商竭力放大的节点是“私密性”。手机广告抛出的观念是，手机有助于订制私人生活。当然，最具吸引力的私人生活是爱情。众多手机广告的画面均为一男一女神情缠绵地通话；这仿佛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观念，再也没有什么比手机更适合充当爱情道具了。显而易见，这种宣传风格的功效逐渐显现。不止一个地方报道了这种故事：一些年轻的夫妇悄悄地卖掉了出生不久的婴儿，目的是换回一些钱购买新款手机。没有手机的人不敢走上街头，没有新款手机的人不敢出入社交场合。女人的项链、戒指和男人的手表、皮带曾经是富贵的象征，现在已经一律改为新款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