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样，我不太愿意将我仔细读过的书籍借给他人——这就像不愿意随便在陌生人面前敞开自己一样。
阅读的确是十分个人化的一种活动。我甚至不太愿意回答他人的提问：最近读些什么书？如果我正在阅读的书目没有得到提问者的响应，我会暗暗地高兴。一个人有理由为自己独特的阅读趣味而自豪。
由于礼尚往来，也由于读书人之间的习俗，我同样得将自己刚刚出版的著作赠送他人。这时，我的心中经常掠过一些不安。我不愿意这样的赠送成为一种无形的阅读干涉——这会不会强制他人阅读我的著作？
陆
我站立在时间之轴的某一点上。历史上已经存有许许多多的书籍，未来还将出现许许多多的书籍。我在这两批书籍之间左顾右盼，就像寓言之中那一只面对着两堆稻草而不知所措的驴子。
有时候，我把远古想象得十分辉煌。那一部伟大的典范之作就在那个时候诞生。世界因为这本书而获得了基本的秩序。现今的所有书籍不过是这部典范之作的阐发、解释、复制、回响。尽管许多作家并没有读过这部典范之作，但他们都曲折辗转地从中得到启示，接受训诫。否则，我就难以解释，为什么现在的作家能够信心十足地写出那么多的著作——他们的依据在哪里？
有时候，我又把未来想象得十分壮丽。当下的世界尚未就绪；人们难以满足的是，那一本终极性的典范之作仍然缺席。许多人已经将眼光投向了不远的未来，积极地断言这部典范之作将在何时何地冉冉地浮现。所以，现今的每一个作家都在孜孜不倦地写作，他们梦想着这一部典范之作经由自己手中创造出来。这构成了一个时代最为宏大的写作动机。
我不知道哪一种想象更为合理一些。我站在时间之轴的某一点上，我的阅读面对哪一个方向——过去，抑或未来？
柒
一个经常读书的人生了重病，住院治疗。病愈出院之后，他对旁人说：饱读诗书，百无一用。一本书无论如何也挡不住疼痛和发烧。我总算明白了，面对坚硬的现实，书籍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东西。
另一个并不经常读书的人生了重病，住院治疗。病愈出院之后，他对旁人说：幸亏有了那几本书，否则，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熬过病床上的时光。我总算明白了，面对坚硬的现实，书籍是一种抚慰人心的东西。
我不想判断哪一种经验更为正确，我只是记起了德里达的一则轶事。
德里达是法国最为著名的现代哲学家之一，解构主义的鼻祖。德里达的一系列著作强调符号之间的差异关系，否认符号本身具有确定的意义。因此，许多解构主义式的解读常常抹消了一个文本的固有含义；解构主义看来，文本的固有含义时时都在自我消解，文本不过是符号本身的自由嬉戏。解构主义的兴起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变，人们声称解构主义动摇乃至颠覆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于是，德里达也从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逐渐成为一代宗师。1992年3月，德里达和另外一些著名哲学家应邀赴牛津大学讲演。讲演结束之后，一位报纸评论员在评论之余顺便通知读者，除了德里达，所有的讲演者均已将讲演所得的报酬捐献给主办机构。这一则失实的报告让德里达大为光火。他措辞激烈地致函报纸，声称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尽管这位评论员连忙惊慌地道歉，德里达意犹未尽。然而，这一场笔墨官司却引起另一些旁观者的窃笑。这些人看来，德里达为什么不洒脱地以他自己所倡导的游戏精神解构那一则失实的报告；同时，如果他人同样以德里达式的解构解读他给报纸的声明，那又会有什么样的戏剧性效果？
这一则轶事显示了哲学在日常的事务之中所遭受的挫折。可是，哲学存在的一个基本设定是不是就在于，人类不仅仅生存于日常的事务之中？
返回日常事务与挣脱日常事务，书籍的意义是迥然相异的——即使德里达这样的人也不例外。
捌
经典的尴尬。
事实证明，许多经典并非一问世就能得到出版商和读者的青睐。经典的先锋性质常常迫使它不得不经历一段痛苦的沉默。出版商的拒绝或者读者的冷淡无疑是这种沉默的首要原因。
当然，没有理由断定，出版商必然会背弃经典之作。如同名牌商品一样，经典同样是商人的宠儿。一旦确认为经典，即使像《尤利西斯》这样的晦涩之作也可能成为竞相出版的对象。可是，一部经典的确认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些社会学家的统计资料表明，至少要横穿二十年的阅读检验而未曾沉没，这样的书籍才有可能被尊为经典。这是一个严酷的“时间差”。
多数出版商没有必要为经典的问世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考虑到资金的周转速度和难以预测的风险，他们不想贸然为可能的未来经典投资。另一方面，严酷的“时间差”又秘密地剥夺了经典作者的利益。的确，历经漫长的销售，一部经典赢得的利润可能超过许多畅销书籍。然而，这些利润已经和经典作者绝缘。今天的人们仍然津津有味地阅读《红楼梦》，可是“举家食粥”的曹雪芹又能得到什么？凡·高的名画正在以天文数字的价格出售，而这种价格又怎么能拯救凡·高于穷困潦倒之中？这个意义上，经典产生的利润和经典的创造者中断了联系。经典书籍与经济利益之间的良性循环并未使应该受益的人受益。如果只有未来的出版商充当坐享其成的最后赢家，那么，当今还有多少人会为经典的产生竭尽全力呢？
玖
七十年代末，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他那本著名的《后现代状况》之中写下了一段话：“到目前为止，学术知识已经转换成电脑语言，教师的传统角色将被电脑储存库替代，教师的授业内容也将转让于‘传统记忆库’（如图书馆等）和电脑记忆库的器械，学生可以坐在终端机前随时调用。”的确，时间的推移已经让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电脑已经全面介入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成为一种超级的控制系统。电脑为这个世界制造了许多令人惊讶奇迹，它甚至改变了知识这个概念的根本含义，改变了传统知识机构之中种种既定的配置。
这理所当然地改变了书籍的位置。
在电脑出示的检索系统面前，昔日的类书又算什么？在一张光盘的储存量面前，图书馆的形态是否还能依然如故？在终端屏幕的立体图像面前，文字还有那样的魅力吗？在电脑网络面前，许多出版物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一个兴趣“不明飞行物”的小团体曾经创办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刊物。这个小团体通过这份刊物交流种种感想。然而，这个小团体的成员分别拥有了个人电脑之后，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出现了。某一天下午，这个小团体的一个成员电话通知其他人：他们可以打开自己家里的电脑，通过网络阅读他刚刚写就的一篇论文——从此，这个小团体的刊物寿终正寝。这件事情象征了什么呢？
仓促地预言书籍时代已经进入尾声，这可能操之过急；然而，预言电脑将在诸多方面掠夺书籍的传统领域，这绝非危言耸听。或许目前还很难判断电脑可能产生的全部后果，但是，人们已经看到了一场革命的种种征兆。在这场革命的惊涛骇浪之中，书籍可能赢得什么样的地位？这是所有迷恋书籍的人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