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读范文正公的诗文，尤其是这篇气象万千、意蕴深邃的《岳阳楼记》，每读其文，再“想见其为人”，立刻会被文章立意的超俗高迈所吸引，更会被文正公的高洁人格和精神境界所感召。范仲淹的一生有过多方面的贡献，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在这十四个字里，人们可以看到舍己为人的公心和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也可以发现伟大的抱负和痛切的忧国忧民意识。而这一切，恰恰是范仲淹为官做人品格修养的结晶体现。
“先天下之忧而忧”，就是要“有忧天下之心”，并把天下的安危治乱放在首位。而在君主****的社会中，能够为天下带来恩泽的职务，惟有宰相。很早的时候，范仲淹读书学道的第一个志愿，就是“要为宰辅，得时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三十七岁时，范仲淹写有一篇《奏上时务书》，称“佞人未去，此国家之可忧也”，而当时所谓“佞人”，即当朝宰相。两年以后的居丧期间，他又冒哀写了《上执政书》，通篇洋溢着忧国忧天下之情，条分缕析地揭露各种时弊，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为他后来政治改革的最初纲领。范仲淹将忧国与忧民视为一体，他在《邓州谢上表》中说：“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流露出他在做地方官时的种种忧虑。他在《渔家傲》中写道：“羌笛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与其说是他在冰天雪地刀光剑影之中对兵士、边民的同情，毋宁说是他对当时国情民情的深切体察而产生的自觉的忧患意识。
“智”者多忧，这个“智”指的是人们的政治嗅觉，这样的“智”者能在一片歌舞升平声中看到国家潜在的危机，忧心如焚，放胆直谏。范仲淹五十五岁时，针对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局面，积极实施变法改革，提出了以整顿腐败的官僚制度，澄清吏治为主要内容的十点意见，这就是著名的“庆历新政”。因保守派的阻挠，新政推行一年便被废除，范仲淹被撤去军政要职，外调做邠州知州。范仲淹虽遭贬抑，仍然志高气满，决不退缨，“处江湖之远”，却常挂念国事，在遭贬官罢相的第二年，写下了不朽的名篇《岳阳楼记》，借“记”重申夙志，为国分忧。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中国儒家文化尊崇的境界。范仲淹一生因直谏而屡致贬谪，但他依然积极地出仕参政，从不消极怨尤，用他的话说，就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由此我想到，世上不乏这样的“智”者，同样有着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同样能从浮华之中看出“忧”来，但他们选择的往往是从“忧”的困扰中逃遁出去，避世归田。所谓“独善其身”，实则“明哲保身”；所谓“退而思过”，不过是为自己的消极逃避寻点借口罢了。纵观古今，这样的“识时务者”实在比比皆是，正因为比比皆是，大家便心照不宣，还美其名曰：“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皆大欢喜，呵呵。
早在战国中期，儒家大师孟轲提出，统治者要“与民同乐”。与其相比，范仲淹倡导的“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境界更加博大，是对儒家传统思想的修正和深化。为了天下人之乐，范仲淹一向视苦如甘饴，廉洁奉公，风清气正。天下不乐，他又何尝乐得起来？北宋士风，企慕富贵和耽于独乐是一种普遍现象，官僚们乐于买园置宅，颐养天年，忙于构建自己的安乐窝。在士绅们宅园遍地的情况下，只有范仲淹例外。据考，范仲淹从未为自己置过房产，一生都在衙署中度过，纵观古今吏者，此举应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为了至少在一定范围内实现民庶同乐的理想，他却在苏州创置了义庄、义田，直至晚年财尽，《遗表》仍只字“不干私泽”。
这是怎样的一种品格和境界啊！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官场之中，范仲淹无疑是一位飘然掠过的冰清玉洁的风采人物。王安石尊他为“一世之师”，苏东坡赞他为“人杰”，黄庭坚称他“当代第一人”。我说，堪为万世作则者，非范公莫属也！在我的家乡木渎，父亲讲述的那个“清官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故事虽说有些神话色彩，但我想，一位封建时代的官吏，竟能赢得后人如此爱戴，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他能舞文弄墨，写了一篇《岳阳楼记》的缘故吧。
范坟山论雄伟远不如泰山，论绮丽比不过匡庐，但在我的心目中比任何名山大川都要来得重要。我喜欢在蒙蒙烟雨中独游范坟山，流连在荒冢野草之间，伫立于残碑断碣之前，静思默想，任细雨****我的额发，任思绪在历史长河中遨游。每次读山，都会生出一些新的感受，新的发现。想起范仲淹主张的新政十议，想起戍卫西北边防的那位“小范老子”，又想起前些时候放映的《任长霞》，无数观众为之动容为之落泪，内中似乎存在着某些相似；想起清官故事，想起范公“先忧后乐”的名言，又想起那些为了满足贪欲私情而不惜动用国家社保基金、“先天下之乐而乐”的人，不觉又有点讽刺意味了。
看山归来，总觉得范坟山是一篇回味无尽的文章，是一股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又觉得范坟山是一位睿智的哲人，娓娓地向后人述说着一个亘古的真理……
观枫随感
深秋，天平山枫叶红了，寂寞的山林，升腾起一朵朵红色的云霓。
天平山是我国四大观枫胜地之一，论规模气势远胜北京香山、南京栖霞山、长沙岳麓山，而我也偏爱天平。
这种偏爱，源自一份浓浓的乡情和美好的童年回忆。我是在天平山附近长大的农家孩子，那时候，当然没有碰碰车，也没有电子游戏机，常玩的娱乐项目是伙伴们一起去天平山采摘枫叶，比谁采得多、颜色好。上学了，那殷红的枫叶便成了一枚枚特殊的书签；数年之后，那色泽红艳如初，且脉络更加清晰，似乎有生命的血液在脉管里奔腾，让人爱不释手。
而那篇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则使我的这种偏爱升华为一种敬意，那枫叶醉人的红色，也平添了几许凝重。从老师的介绍之中，我得知《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正是我们家乡人，幼年曾在天平山“断齑划粥”，专心苦读。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他的建义庄、办学校、修水利、立新政的显赫功绩，为世人传诵。山上原有古枫500株，便是范仲淹后裔从福建带回，现尚存380余株。在我看来，这一株株古枫，便是一束束火把，辉映着圣哲的业绩，更警示着后人，让人思索，给人启迪，催人奋进。
深秋赏天平红枫，如今已是苏州人秋游的传统节目了，但他们足迹往往只限于十景塘和御碑亭周围，而东侧山坞很少有人涉足。殊不知，曲径通幽，这里正是著名的“万笏朝天”和“范氏古墓群”所在。“万笏朝天”的故事，充满了后人对这位范文正公的敬仰之情，虽说有些神话色彩，但我想，一位封建时代的官吏，能赢得后人如此爱戴，这也许不仅仅因为他能舞文弄墨，写了一篇《岳阳楼记》的缘故吧。范氏古茔前，有九株高大古枫，饱经风霜，盘根错节，俗称“九枝红”，每年重霜之后，这里的枫叶格外红艳，如珊瑚灼海，一片殷红。古人称它“非花斗妆，不争春色，”内中涵意倒似乎有些范公“先忧后乐”的意味了。
今年十月，天平山举行红枫艺术节，我也去轧闹猛。在拥挤的人群中，时常听人嘀咕：“这枫叶并没有红么。”忙抬头去看，果然枫叶青青，哪有秋的影踪。其实，天平山枫叶之魅，正在于她独有的色彩的渐变过程。入秋以后，枫叶并不一下转红，而是随气候变化逐渐由青变黄转橙呈红至紫，青、黄、橙、红、紫五色并存，缤纷斑斓，所以人称“五彩枫”。
由枫叶想及人生，岁月如风，生命如枫，人生经历的一次次磨炼，便是枫叶的一次次换色；枫叶经霜而红，而人生也只有接受了岁月之风的洗礼之后，生命之枫才会绽现出最为绚丽的色彩，实现人生的飞跃，精神的升华。纵使飘落枝头，也为那曾经有过的灿烂，而无愧，而不悔。
看枫归来，摘回一枚枫叶，愿这岁月的书签，伴我穿越人生的四季。
总想为你唱支歌
天平山的半山腰间有一清泉，注出如线，人称白云泉。又因其经一竹管流入钵盂，因此，又有称其为钵盂泉的。
因家住附近，幼年时便常与村上伙伴爬山嬉戏。那时候，天平山只能算是一座野山，没什么游人。高义园牌楼南侧没有现在那道深沟，游人可以自由进出，不买门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熟识这山上的每一块岩石，每一株古树。乐天楼附近原有许多古碑的，其中不乏一些大家的墨宝，我们几个爱好书法的用宣纸拓印了许多，可惜成年后几经搬迁，这些拓片也不知散佚在何处了。
天平山在幼年记忆里印象最深的不外乎枫、石、泉，乡人称为“天平三绝”。泉即白云泉，与前两绝相比，这一线清泉似乎逊色许多：论气势，远不如嶙峋奇兀的满山怪石；论色彩，更不及红艳动人的深秋红枫。因此，游天平山能记住这白云泉的似乎不多，记住的也多半是因了泉边临崖而建的白云茶楼。这茶楼在我幼时就有，喝茶人不少，特别是枫叶红了的季节，格外热闹。一是白云泉水质好，唐代茶圣陆羽品定此泉为“吴中第一泉”，用这钵盂里的泉水煮沸后沏茶，清甜甘洌，沁人心脾；再者茶楼建在半山，毗邻“一线天”，上山或下山者途经此地正好小憩，凭栏品茗，赏玩山景，自是神清气爽，身心怡然。茶楼本是清静所在，不过也时有吵架斗殴发生，大多是因争夺临窗的最佳位置而起。一场风波，便扰了游者的雅兴。只有孩子们不受干扰，问大人要了几枚硬币，倚在泉边向钵盂里扔角子玩。说也奇怪，那泉水流入盂内冒出盆沿许多，却不溢出来；那硬币在水面上漂浮，也不沉下去，小孩子们看了很是有趣，久玩不厌，总要大人拽了才不情愿地离去。长大后读了书才知道，那泉水一定是含有许多矿物质的，比重大，所以才会出现上述现象。现代科学认为：矿物质中含有微量元素，对人体有益的。无怪乎山中老僧多长寿，多半是常喝山泉的缘故了。不过，现代人崇尚喝矿泉水，与茶圣陆羽相比，那可是晚了千年了。
从我记事起，白云泉似乎从没枯竭过。因为每次游山，我总要去看望它，就像看望一位儿时的朋友，听它琤的心语，看它洁白的容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山里人也不甘寂寞，他们意识到无形资产的价值：“白云泉”三个字就是无价之宝。他们把千年前的白居易请到岩壁上，那首古诗二十八个字全用红漆描过，让游人老远就能看见。白云泉名声大噪，很是吸引了远近的不少游客。他们喝着用自来水煮过泡就的绿茶，想象着白乐天以茶当酒微醺后的吟哦：“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那份悠闲，那份洒脱，真是绝妙感觉，味道好极了。尔后，踩着轻快的步子，乐哉悠哉地下山而去。
在茶楼北侧，白云泉依然不紧不慢默默地流着。没人怀疑杯中之物的真假，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感觉。其实这本不是最主要的，山里人收获钱财，游人收获的则是快乐和满足，各有所得，岂不快哉，而那默默流淌着的白云山泉，也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千载重复之中，实现着自己对生命的超越。
偏有一位自命不凡的作家出言不逊：“面对着这么多的桂冠，这股小小的山泉或许会觉得受之有愧吧？它实在是太纤弱、太渺小了，全仗着诗人墨客的多情，它才得以名传四方。”是的，白云泉只不过是一线涓涓细流，它根本没有资格与浩瀚江河相比，也不配与气势磅礴的山中瀑布相提并论，可它是一个生命，是大山不息的精魂，尽管弱小，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追求。它不慕红尘的繁华，只留恋山间的清风和明月。它默默无闻地从远古流到今天流向未来，只那么细细的一线，却千年不竭。这份执着，这份自信，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苦苦追寻的一种生命境界吗？
白云泉，愿你不息的生命与大山一样永恒。
毕沅三写梅花诗
毕沅是清代太仓州镇洋县人，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已去世，母子两人相依为命。毕沅的母亲张藻是娄东著名女诗人，为“西泠十子”之一，才华横溢，学识渊纯。毕沅六岁时，张夫人就教他《诗经》、《离骚》；到十岁时，毕沅已经通晓音韵，能诗善文，被人们称为“神童”。
看到沾沾自喜的毕沅，张夫人心中有些担忧，怕他听惯了赞扬声，从此不思进取，成为当代仲永。于是，她咬咬牙，把年仅十余岁的小毕沅只身送到百里之外的木渎镇，拜在了著名诗人沈德潜的门下。沈德潜的学馆之中有不少富家子弟，他们大都在木渎镇上构筑别业，饮食起居有家眷僮儿相伴，衣食无忧，生活舒适。而毕沅家贫，不要说购地起屋，就连高档一些的客栈都住不起，只能孤身租住在镇郊灵岩山麓的一农户家中，条件十分艰苦。因此，也常遭那些富家公子的讥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