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木渎西部崇山峻岭之间，有一个叫藏书的地方，五十岁前的朱买臣就一直住在这穹窿山下，由于出身贫寒，“不治产业”，以樵柴为生。朱买臣酷爱读书，就连上山打柴或上集市卖柴也带着书，抽空便读。当时的书籍除少量用缣帛制作外，大多为竹简，一部书就是一大捆，分量不轻。朱买臣无论打柴卖柴总带着一大捆竹简，且“歌讴道中”，一边走一边摇头晃脑地诵读，常常引来路人围观，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妻子劝他别再不务正业了，免得让乡邻讥笑奚落。为了避免妻子的埋怨，外人的笑话，朱买臣索性把书简藏在了山中的巨石底下，不再把书带来带去。年复一年，朱买臣仍是一介樵夫，困顿不堪，但他依旧读书苦吟，乐此不疲。妻子不堪承受，心灰意冷之下，要求离婚。朱买臣劝妻子说：“我五十岁定当富贵，现在已经四十多了，等我做了官，一定会报答你的。”妻子再也不相信这个“书毒头”的“吹牛”了，逼他写下休书，离他而去。
此时的朱买臣家徒四壁，生活更加艰难，但他仍然苦读不辍，愈加发奋，五十岁时，即汉武帝元年（公元前140年），有一次去长安，适逢“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班固《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不仅有文才，还有武略，当时东越首领叛乱，朱买臣请命发兵讨伐，被武帝拜为会稽太守。因朱买臣平定叛乱，功劳卓著，汉武帝将他召回京都，擢升为管理列侯的主爵都尉（相当于京都卫戍司令），位列九卿，之后又任丞相长史。
朱买臣的生平事迹以其极富戏剧性的情节流传颇广，一再成为各类戏曲的题材。有出戏文叫《马前泼水》，讲朱买臣做官后衣锦还乡，前妻崔氏要求复婚，买臣马前泼水，要崔氏把泼出去的水再收回来，方能收留于她。崔氏自知覆水难收，竟投河自尽。这就是“覆水难收”成语的来历。事实上，史书记载并非如此。据班固《汉书·朱买臣传》记载：当年会稽郡听说新任太守将到任，征发百姓筑路。朱买臣车入吴界，见前妻和她的丈夫也在筑路，便把他们接到太守邸舍，安顿于后园。崔氏见朱买臣如此宽厚，羞愧难当，便投河自尽。
朱买臣负薪读书的故事，与李密牛角挂书、匡衡凿壁借光、车胤囊萤夜读的故事，历来被作为古代名贤勤奋攻读的经典例子。家乡的人们有感于朱买臣“贫贱不移志”的苦读精神，便在他当年藏书的地方建了一座“藏书庙”，以示纪念，激励后学。于是，这个地方也就以藏书为名，沿用至今。
范仲淹——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每年深秋时节，苏州人喜欢去木渎的天平山郊游，其中有两个原因。
一为欣赏红枫。天平山是中国四大观枫胜地之一，每逢深秋，天平红枫层层片片，灿若黄菊，绚似红霞，蔚为壮观，其历史、气势、色彩都较北京香山、南京栖霞山、长沙岳麓山为胜。天平赏枫从清代中叶开始成为吴中风俗，清顾莼《吴中风景诗》描述：“丹枫烂漫锦装成，要与春花斗眼明。虎阜横塘景萧瑟，游人多半在天平。”
二是去看一个人，看谁？范仲淹。
说起范仲淹，天下读书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教育家，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被朱熹称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的“第一流人物”。作为政治家，范仲淹积极主张采取革新措施，兴利除弊，泽被百姓，有著名的“庆历新政”，提出革新政治十项措施；在军事方面，范仲淹曾任陕西路经略安抚副使，防御西夏来犯，大有建树，具有很高威望，数年间，使西夏不敢辄犯其境，相互告诫：“小范老子胸中有百万雄兵，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也。”边民中流传着“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民谣。在文学方面，他的诗词和散文尽管数量不多，但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气象，不少作品堪称绝唱，足以奠定他的文学地位。特别是他的《岳阳楼记》波澜迭起，跌宕腾挪，把事、景、情、理安排得曲折有致，层层推进，阐述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志向，表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的思想境界，成为千古传诵的不朽之作。而在教育方面，范仲淹所作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宋代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地方官学，范仲淹起了关键的作用。宋朱长文《修学记》云：“自景佑中，范文正公作学于吴，又创于润……仁宗开天章阁，召辅臣八人，问以治要。文正公复以学校为对。于是诏天下皆立学。”《宋史·职官志》也记载：庆历四年范仲淹推行新政时，“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可以这么说，我国兴办公办学校即从宋代开始，所以，后世所有的读书人，都要感谢范仲淹。
说起办学，在范仲淹《年谱》中记着这样一件事：在苏州知州任上，范氏“得南园地，既卜筑而将居焉，阴阳家谓当踵生公师，公曰：‘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己焉。’遂即地建学”。这就是后来名冠东南的苏州府学，其遗址在今苏州高级中学，今大成殿、道山、碧霞池等遗迹尚存。
去过天平山的人都知道，山上有一片奇石林，一块块挺秀奇伟的峰石，直立向天，状如古代大臣上朝时所执的记事板———笏，民间称作“万笏朝天”。为什么这片山石呈现出与周边其他石头形态不一样的奇观呢？相传，天平山的岩石本来都是向下的，石尖横向刺出，势如万箭穿胸。风水先生说，这是一块“五虎扑羊”的绝地，如果谁家选作坟地，从此世世代代不会发迹。哪知范仲淹就偏偏选中此地，把高祖范隋的遗骨移葬于山麓。深受范仲淹德政之惠的吴中百姓闻知此事，个个心急如焚，纷纷祷告上天，祈求保佑。百姓虔诚的祈祷十分灵验，当范坟建成之际，天气突变，雷电大作，风雨骤起，一夜之间，满山顽石，集体起立，只见“一峰复一峰，峰峰作笏立”。百姓都说这是因为上天知道范仲淹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所以点化这块绝地变成宝地。
这个传说代表了老百姓对范文正公的真挚情意和美好愿望，但传说毕竟是传说，其实，范仲淹从四世祖范隋之后的祖坟一直在天平山，范仲淹两岁时父亲范墉去世，即归葬天平山。范仲淹知苏州，以祖墓在天平山，奏请将山上白云寺改为范氏功德院。宋仁宗赵祯不但准奏，还把天平山赐给范仲淹，所以，天平山又叫赐山，而民间习惯称范坟山。自此，范仲淹及其后裔与木渎天平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南宋以后，天平山及范公祠一直是天下士人心仪的朝圣之地，至清代，范仲淹更是受到隆重的礼遇，康熙、乾隆先后赐名“高义园”，赐匾“济时良相”、“学醇业广”。明代万历年间，范仲淹十七世孙范允临自福建弃官归来，在白云寺旧址修建别业，名为天平山庄，极具苏州园林特色。山庄旧有堂联“门前绿水飞奔下，屋里青山跳出来”，十分形象地点出了庄园设计天巧、借景入画的自然之趣。范允临还从福建带回380株枫香树苗，栽种在山前沃野，现存260余棵。四百年的风霜雨露，当年的幼树已长成参天古枫，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成为全国著名的赏枫胜地。而范公后裔遍布海内外，著名人物有原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全国********范敬宜（《人民日报》总编）、台湾范光陵博士（被称为“电脑之父”）、苏州市原副市长范育民等；在苏州本地也有许多范氏后代，木渎天平山前有一村庄叫范家场，村上大部分人姓范。
沈德潜——从木读走出去的乾隆文字之交
沈德潜并不是木渎人，但他早年学诗是在木渎，举人也是寓居在木渎期间考取的，可以这么说，沈德潜以古稀之年得乾隆赏识，后来成为乾隆诗坛“格调派”掌门人，被海内之士“奉为圭臬”，木渎是他的启程和转运之地。
沈德潜原住在苏州葑门外竹墩，但他和木渎有着不寻常的缘分。二十六岁时，沈德潜来到木渎东南郊的横山（七子山）二弃草堂，跟随七十二岁的老诗人叶燮学诗，曾以诗歌被诗坛前辈泰斗王渔洋称为“横山门下尚有诗人”。
但是，沈德潜有才少运，自从二十二岁考中秀才后，他的运气一直不佳，从青春年少一直考到鬓发花白，屡试屡败，究竟参加了多少次科考，自己也记不清了。科场连连失意的打击，使他萌生了搬离烦嚣的城市，去乡间觅居的念头，最后他选中了青山绿水、民风淳朴的木渎。雍正六年（1728%）春天，五十六岁的沈德潜在木渎鹭飞桥西买下一所住宅，独自搬来居住。新居门对香溪，背靠灵岩，沈德潜对这样的环境十分满意，他在园中栽了不少竹子，给寓所起名为“竹啸轩”，月夜看竹影，雨夜听竹啸，平添了不少文人雅趣。他在寓所门上自题门帖一副：“渔艇到门春涨满，书堂归路晚山晴”，抒发了他对木渎隐逸生活的惬意之情。沈德潜还在寓所开馆授徒，以此谋生。后来高中状元、官至陕甘总督的太仓人毕沅，沈德潜“格调派”主将、木渎诗人盛青嵝就出自他的门下。
也许是木渎的山水有灵，沈德潜山居木渎的第十年（乾隆三年，1738%），六十六岁的老秀才终于乡试中举了。第二年赴京会试连捷进士，钦点庶吉士，入词馆学习。之后，沈德潜一路春风，五年不到，就升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晋升之快令同僚惊异。
更让人惊异的是，沈德潜还经常被乾隆单独召见，谈论历代诗歌的源流和盛衰，甚至请沈德潜为自己的诗歌“校阅”，实为修改润色，艺术加工。经过沈德潜之手的诗作果然点石成金，生色不少，让乾隆非常满意，称他为“江南老名士”。七十七岁的沈德潜退休回苏，乾隆依依不舍，为他赐匾“诗坛耆宿”，后来每次南巡都要点名沈德潜作陪。直到第四次南巡，沈德潜九十三岁了，还让他扶杖去常州接驾，陪皇帝吟诗唱和。在乾隆朝，与皇帝以文字结交如此之深的仅有二人，一个是浙江钱理群，还有一位就是沈德潜。
过了四年，九十七岁的沈德潜在苏州去世，为后人留下了《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等历代精粹选本，成为后人学习和研究古典诗歌的重要选本。
又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沈德潜在木渎鹭飞桥西的住所里，住进了一位老者，他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启蒙思想家、襄助李鸿章办理洋务的道光榜眼冯桂芬。
冯桂芬——他写了一本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书
和沈德潜一样，冯桂芬也不能算土生土长的木渎人，巧合的是，在冯桂芬五十八岁时，也是从烦嚣的苏州城里，搬到了木渎鹭飞桥西，而且恰好落户在当年沈德潜的旧宅。经过一番修缮，冯桂芬给新居起名“显志堂”。从新居的堂名来看，冯桂芬还是想有一番作为的，以显示自己的志向和抱负，但他没有沈德潜那样幸运，也没沈德潜那样长寿，他在木渎住了八年就去世了，留下厚厚一沓书稿，以及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的绵绵遗恨。
这沓书稿就是凝聚他毕生心血的《校邠庐抗议》四十篇，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冯桂芬是林则徐的学生，二十岁时，他被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识拔，招入抚署学习，赏识有加，被称为“国士”、“一时无两”。鸦片战争爆发那年，亦即道光二十年（1840%），冯桂芬考中进士，一甲二名，人称榜眼，从此进身仕途。冯桂芬的仕宦生涯波澜不惊，最高只做到詹事府右春坊中允，一个没有实职的五品小官。五十岁时，心灰意冷的冯桂芬辞官回乡，才过了一年清静恬淡的生活，太平天国的战火烧到苏州，李秀成攻占苏城，冯桂芬在半年中辗转迁居六次，幼孙四人已失其二，不得已避居上海，隐身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为英法两界的界河所在）附近的一座破庙里。后来受聘入李鸿章幕，佐理军务，成为李的得力助手。
冯桂芬生活的时代，中外格局已经发生巨大变故，从天下无敌到城下之盟，从闭关锁国到被动开放，从大刀长矛到坚船利炮，是一个百弊丛生、呼唤变法的时代。纵观冯桂芬的一生，做过幕僚，当过教习，任过京官，办过团练，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种种社会积弊有切肤之痛，特别是他“出入夷场”的经历，“庚申之变”的奇耻大辱，让他萌生了向西方学习以实现自强的改革思想。他认为：“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强而无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由此他发出了“如耻之，莫如自强”的呼喊。在《校邠庐抗议》中，他从主张“制洋器”，进而主张“采西学”、“善驭夷”，最终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传统的伦常名教和用来资以富强之术的西学，是可以共同生存的，西人之学可以采用，也应当采用。这一论断后来成为洋务运动中处理中西方文化的基本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蓝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