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易木论
有生命的文学既不是按昨天的钟点，也不是按今天的钟点，而是按照明天的时间而存在。
——扎米亚京：《论文学，革命和熵》
这是今天头等重要的、刻不容缓的工作。急迫的工作。应当号召人们，年长的和年轻的，勇敢地反思过去，只有那时未来的道路才会变得清晰。
——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捍卫记忆》
一 余易木者，何许人也？
你去问十个读者，可能有九个人都不知道他；甚至，很有可能，这十个人全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然而，你可以不了解他这个人，但不能不读他的作品。他的公开出版的文字并不多，四个中短篇小说——《春雪》、《初恋的回声》、《也在悬崖上》、《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再加上一部长篇小说《荒谬的故事》，几乎就是他发表和出版的全部作品了。
这个叫徐福堂的人，1937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富商家庭。他用“余易木”做了自己的笔名。他用这三个字纪念苦难境遇中的友谊。他有两个“****”好友：一个是毕业于厦门大学电机系的杨逊，一个是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专业的林****。这两位高材生也是被划为****后遣送到青海的。他们三人惺惺相惜，患难中互帮互助，情同手足。“余易木”是三人姓氏中右半部分偏旁的组合。
余易木天资过人，勤奋好学，懂好几种语言，精通法语、德语、英语、俄语，属于当代作家中少见的渊雅博学之士。在思想和人格上，他至少早熟二十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当许多作家还糊里糊涂地跟风趋时的时候，他就从那个时代的谵妄和狂热中清醒了过来，就写出了与严格的规约模式格格不入的小说；二十年后，寒冬过后，劫波度尽，他的文学之花终于在难得一遇的文化暖春绽放了，终于在八十年代最好的文学期刊《十月》杂志上结出了果实。他像茫茫雪原上寻找归途的跋涉者，冷静而耐心地辨识前行的方向。在高远的天幕上，他看见了星星的眼泪；在布满仇恨的荆棘丛中，他摘回了爱的花果；在人被降低为“工具”的迷狂里，他发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
做为一个作家，余易木敏锐、深刻，在思想禁锢最严的时代，写出了超越了时代限制的作品；做为一个人，他渴望寻常意义上的幸福生活，渴望爱而且被爱，渴望被社会接受和尊敬，渴望被人们公正地对待。他本来可以生活得很幸福，但却在痛苦中度过了一生；本来有条件受到人们的尊敬，但却受尽了欺凌和侮辱；本来能够活着回到故乡，但却凄凉地死在了异乡。他个性鲜明而外向，有着很强的进取心和旺盛的创造激情，但却不幸生活在一个只接受集体人格和服从人格的时代。
关于余易木的被无辜定罪，关于他的悲惨而屈辱的生活，编辑家张守仁的介绍最为详细：“1957年徐福堂因对留苏学生派送办法有所微词而被打成****。那年他才20岁，就被发配到青海劳动。他在人烟稀少的边陲之地开过荒，挖过野菜，打过机井，拉过板车，用稀糊糊和烂土豆填过肚子。苦役、饥饿、郁悒，过早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初，余易木所在的青海省物资机械修造厂造反派，对他拳打脚踢，强制着给他剃了阴阳头，把他拉至大街上游行示众。那天他回到家里，见室内一片狼藉：衣箱被翻倒，他心爱的中外文书籍被焚烧，小房间里弥漫着烟火。他想不通，自己为何沦落到如此地步！当人的尊严受到极大侮辱之后，他对这个世界已不再留恋，决定离开它。他扑灭了烧书的火焰，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躺到床上。……渐渐地，他失去意识，昏过去了。半夜，他突然呕吐起来，吐药片碎末，吐苦水和血水。他感到脚渐渐冰凉，冷上去，冷上去，冷过了膝盖，冷过了胸部，他失去了知觉，又昏了过去。昏迷了24小时，他又醒了。他咬咬自己的嘴唇，有点痛。带血的狂呕使他从死亡边缘又回到了人间……”
1998年8月18日，余易木在青海去世，年仅61岁。后来，他的一位好友将他的骨灰从西宁迁回上海，安放在上海市郊嘉定长安公墓祥24B第11排第6号墓穴。“魂兮归来，哀江南！”这个被愚昧放逐的智者，这个被“阳谋”戕害的天才，终于在被放逐异乡的四十年后，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上海，回到了早已物是人非的故乡。
《小说界》的主编魏心宏先生，也是见过余易木且对他了解较多的人。他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这样回忆他所认识的余易木：
有一天我从海风家回到我所住的西宁宾馆的时候，在宾馆的大门口看到一个类似乞丐的人半躺在宾馆的门口，宾馆的服务员告诉我说那人是找我的。我很惊讶我并不认识他，可他开口就说：我叫余易木。他说这几个词的时候，并且是用上海话说的，这让我大感意外。我就是这样认识余易木的。
……余易木到了青海之后，几乎什么苦差使都干过，最后好像是在一家农业机具修理厂工作。余易木一直没有结婚，独身一人，生活以混为主，吃饭也是有了上顿没下顿，人的样子，丝毫也不夸张地说，就如同鬼一般可怕。头发很长，很瘦，很高，但说话声音洪亮，动作夸张，喜欢表现自己，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很不善于伪装自己，当了几十年的‘****’还是没有改造过来。也正因为如此，青海当地的很多人似乎还是都有点怕他似的，他的生活就更加显得与人格格不入。
看到我是上海来的，尤其是我们之间可以用上海话来交谈，让余易木一下子就对我解除了戒心。我问他吃饭了没有，他说没有。我立即带他到了餐厅，要了很多饭菜，余易木一见饭菜，顿时胃口大开，他告诉我他已经好久没吃饭了。他也根本顾不上和我客套了，就立即开始狼吞虎咽起来。一会工夫，一桌饭菜被他狼吞虎咽下去，我看着他那酒饱饭足的样子，想象他平时的生活，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简直就太无法理解甚至想象了。
……过了几天，余易木跑来找我，非要我到他家去吃一次饭。我说不用了，但是他非坚持。我只好去了。我没有想到他住的房子会是那样惨，低矮不说，还非常残破，屋子里光线昏暗，他睡觉的床上床单几乎就和在煤灰里滚过一样脏。除了床之外，唯一就是还有一张很小的桌子。我们就在那张小桌子上吃饭。所谓吃饭，其实就是他烧的一只鸡，所有的锅碗以及油盐都是向邻居借的，一个大锅子里，一只鸡。那顿饭，让我吃着心里也难过。和我同去的青海作家协会的几个朋友都说，你怎么这样生活呢？余易木两手一摊，这么生活，怎么了？似乎还有点嫌人家大惊小怪的意思。
就在我们吃了饭之后一会，那所房子就塌了。作协的同志都说，好险啊！
……余易木告诉我说，在上海他已经没什么亲人了，所以现在也不想回去了，既然一辈子都在青海，那就青海吧。这话让我听了很难过。
再过了很多年，我听青海的朋友说，余易木去世了。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
一个难得的文学天才，就这样在“反右”运动中给毁掉了。这是余易木的灾难和不幸，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和耻辱。“打砸抢”造成的物质形态的损失，固然可惜，但可以弥补，而“斗批改”造成的精神损失和文化损失，却永远无法弥补。
余易木的作品，语言规范而雅洁，情节曲折而自然，笔下常带春意，纸上每见温情，抒悲欢之情，而无恨世之心，叙离合之事，而无颓丧之态。深刻的现实主义叙事，使他的作品至今读来，令人犹有悲摧、窒息之感，而洋溢在他的叙事世界的浪漫主义精神，则让人们看到了无情世界的情感，看到了野蛮时代的教养，看到了坚韧而美好的生活态度。正像张守仁先生在《文坛英才》一文中所评价的那样：“即使在思想异常禁锢的时期，当绝大多数被划为****的知识分子们夹紧了尾巴，用苦役改造自己的时候，易木兄还能在逆境中挺直脊梁，坚持自己的艺术观，酣畅淋漓地描写苦难、悲戚的爱情小说，哀叹真、善、美的毁灭。其稀罕程度，犹如在冰天雪地、朔风凛冽之中的枯枝上，尚有一只黄莺儿鸣唱起了凄美、多情的歌。真可谓********！因此，《春雪》和《初恋的回声》的重要性，难道不是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文学中爱伦堡的《解冻》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作品具有相同的价值和意义吗？我认为，余易木在阶级斗争剑拔弩张的岁月，蔑视权贵、呕心沥血写出的这两部作品，由于其艺术质量峰值之高，不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国中无人能与之比肩，就是放在新时期繁荣以来众多获奖的中、短篇小说中也毫不逊色，且仍能显示出它们卓异的光彩。”
我一直期待有人来细致而深入地评析余易木的小说，期待有人给余易木的文学成就以应有的评价，然而，迄今为止，却只看到很少几篇研究余易木的文章。细细想来，也不奇怪：“新****”不会喜欢他，因为，他的作品里，没有民粹主义的狂热，没有崇拜平庸偶像的愚昧，相反，倒是充满启蒙性和对“极左”政治的反讽与批判；那些将“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挂在嘴上的时髦学者，也不会喜欢他，因为，他的作品里，只有特殊的“中国化”叙事和“非殖民主义”问题；心无挂碍的“八零后”，大概也很难喜欢他，因为，他的作品所讲述的，颇类九斤老太的唠叨，——什么阴谋、“阳谋”，什么“****”、“****”，什么“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简直使人昏昏欲睡；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纯文学”研究者，则肯定不会喜欢他，因为他的作品里充满古典主义的情调和十九********的余响，没有任何“先锋性”和形式上的“陌生化”效果可谈。
我曾问一些喜爱文学朋友，是否读过余易木的作品，孰料他们却来反问：余易木是谁？是网络作家吗？听到他们的回答，我一点也不惊讶。是啊，这个余易木，既没获过备受关注的文学奖，也没写过洛阳纸贵的畅销书；既没有引起国外汉学家的注意，也没有赢得学院派权威的青睐；既不曾自己脱帽露顶，撸起袖子来写“自传”，也没有人五体投地，天花乱坠地为他写“大传”，职是之故，生前憔悴，死后寂寞，不亦宜乎，曷足怪哉？
二 幸福与信任：被“极左”政治毁灭的美好事物
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力量，就在于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引人入胜的叙事，写出人物的内心感受，写出他们的痛苦和忧伤，以及绝望和希望。也就是说，文学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人身上，必须集中在人的内心世界上，集中在人对痛苦和欢乐的精微的感受上。深刻的文学叙事，总是与疼痛和伤痕有关，总是含着哀伤的意绪和苦难的意味。
1976年“****”结束之后的“伤痕文学”，就是揭示“极左”政治造成的人道灾难的文学，就是表达人们的哀伤情绪和痛苦经历的文学。然而，“伤痕文学”的命名，却大大地晚于“伤痕文学”的创作；就余易木的写作情况而言，这一命名，至少晚了十五年。令人费解的是，在许多研究“伤痕文学”的文章和著作中，余易木写作的超前性以及他的小说作品的启蒙性，却很少被提及。
叙写“反右”和“****”带给人们的伤害，留给人们的伤痕，无疑是余易木小说写作具有核心意义的叙事内容，也是1976年10月之后许多小说家都曾经着力叙写过的题材和主题。不同的是，余易木的叙事角度无疑更为独特，主题也更为深刻。他无意从外部还原“运动”的过程，也无意组织外部的冲突，塑造一些反面的作恶者和正面的受害者。由于有着切肤之痛，所以，他更感兴趣的，便是这样一些问题：“极左”的政治运动，到底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和不幸？到底给那些无辜的人们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和痛苦？
追求幸福是人类的本能。人类的一切积极意义上的努力，都是为了最大可能地满足人们对幸福的渴望，或者，消极地讲，都是为了最大可能地降低人们的痛苦和不幸。为此，就要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就要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就要让每一个人都有安全感。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健全，判断一个政策是否合理，其根据和尺度，就看它是否具有不歧视任何人的普遍之爱与平等意识，是否致力于保护所有人的尊严和权利。然而，在余易木的小说世界里，人是被不平等地对待的，尤其是那些热爱真理、敢讲真话的知识分子，更是受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陷入了令人绝望的不幸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