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谈自己在《创业史》塑造“当代英雄”的原则时说：“我在组织主要矛盾冲突和我对主人公性格特征进行细节描写时，就必须有意识地排除某些同志所特别欣赏的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盲目性，而把这些东西放到次要人物身上和次要情节里头。……他（梁生宝）的行动第一要受客观历史具体条件的限制；第二要合乎革命发展的需要；第三要反映出时代所代表的阶级的本性，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员的性格特征。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的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具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如此一来，他就势必要将英雄人物理念化和理想化，就要取消他身上属于人的本能冲动和自然属性，取消他对家庭生活的正常愿望和正常需求，进而将他写成一个无个性的人，一个无趣味的人，一个凌空蹈虚的人。严家炎就曾委婉地质疑过这梁生宝形象塑造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毋庸置疑，作家在塑造梁生宝形象时，曾力图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把人物写得高大。只要对农村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土改后互助合作事业的初期，实际生活中梁生宝式的新人还只是萌芽，而像他这样成熟的尤其少。”严家炎还分析了柳青塑造“英雄人物”的一个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问题，即通过不切实际的理念化和理想化，把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强加给人物：“为了显示人物的高大、成熟、有理想，作品大量写了他这样的理念活动：从原则出发，由理念指导一切。但如果仔细推敲，这些理念活动又很难说都是当时条件下人物性格的必然表现。”这样的批评，应该说切中肯綮的，也是很难得的。
然而，柳青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也拒绝接受批评家的观点。他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反驳严家炎。他说：“小说选择的是以******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一次成功的革命，而不是以任何错误思想指导的一次失败的革命。……梁生宝只不过是一个由于新旧社会的不同的切身感受而感到党的无比伟大，服服帖帖想听党的话，努力琢磨党的教导，处处想按党的指示办事的朴实农民出身的年轻党员。在这方面，他有时不是达到天真的程度吗？……小说的字里行间徘徊着一个巨大的形象——党，批评者为什么始终没有看见它？”应该说，柳青对严家炎的批评，已经不是文学性质的了，而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了，——他戴在严家炎头上的帽子，应该说，是很大、也很重的。但是，到了1977年，柳青就冷静多了。他对从北京来看望他的文学界人士说：“不要给《创业史》估价。它还要经受考验；就是合作化运动，也还要受历史的考验。一部作品，评价很高，但不在群众中间考验，再过五十年就没人点头。”经历过“****”浩劫的柳青，终于开始清醒了。
确实，就思想和性格而言，梁生宝并不够成熟。他有激情，敢冒险，能吃苦，但缺乏历练和经验。他属于典型的“跟跟派”，没有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随时准备不加思考地服从领导的指示。他喜欢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有党，咱怕啥？”柳青自己分析梁生宝性格的时候说，“小时候听父母的话，长大了听党的话。这是梁生宝……从内心得出的结论——党无比伟大、无比正确”，而他的四个性格特征“是以听党的话为核心的”。他把对最高领导人的“个人迷信”式的感恩和赞美变成一种习惯。他在入党仪式上别出心裁的宣誓，说明他不仅思想不够成熟，而且还有一些糊涂的认识：“毛主席！我是讨吃娃出身！十冬腊月，我跟俺妈到这蛤蟆滩落脚。我是光着屁股来的。我长大了，为私有财产拼过命，也没算啥！我这时要加人你这光荣党了，我啥也不谋。穷庄稼人都有办法，我就有办法！我决不辱没党的名誉……”在这个表白中，他把做为个人的领袖置于党之上，把人数庞大的复数形式的群体的政党，说成单数形式的归属于个体的“你这光荣的党”。这说明，让一个没有受过充分的现代启蒙的农民，成长为一个具备现代意识和独立人格的公民，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也说明，“教育农民”的确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虽然柳青试图把梁生宝写成一个新时代的“完人”，但是，比较起来，在许多方面，梁生宝远不如郭振山那样成熟。如果说梁生宝是跟着“观念”行动的人，那么，郭振山就是紧紧地贴着生活行动的人。从政治上讲，郭振山也是个很有机心、让人害怕的厉害角色，他逼着姚士杰交“余粮”的表现，就很能见出他的“残火”性格。但是，一旦进入日常生活领域，郭振山就是一个稳步前行的现实主义者。他曾劝梁生宝要稳当：“站稳了一步，再跨一步。”虽然他的话中带了点刺，但却是一个过来人的经验之谈。然而，听了这些话，刚才还被郭振山说得“服服帖帖”的梁生宝，一下子就“怒火冲天”了，情绪几乎失控：“生宝咬着牙，抿着嘴，两鼻孔喷火，肚里发呕，想不起来再和这位前辈庄稼人说什么话。”他马上就“顶着红日头”，去乡政府找卢支书告郭振山的状。在去乡政府的路上，不小心在汤河上绊了一跤，他在内心竟然发了这样一通莫名其妙的议论：“嘿！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什么时候毁了自己，什么时候拉倒！一切都豁出来了。拼到底；失败啦，给旁的同志做吸取经验的材料！中国革命牺牲了多少生命哩？……”梁生宝此处所表现出的心理活动是幼稚的，显示出他性格中好勇斗狠的一面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倾向。从这样的细节描写，也可以看出作者在塑造英雄人物的时候，还缺乏朴素的“平常心”，还没有摆脱“战争思维”习惯和“战斗英雄”模式的窠臼：要知道，动辄将“豁出来”、“拼到底”、“失败”、“牺牲”挂在嘴上，绝不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更不是真英雄的做派。
最可怕的是，在梁生宝的生活中，除了抽象的“理想”，几乎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他胸中燃烧着熊熊的烈火——不是恋爱的热火，而是理想的热火。年轻的庄稼人！一旦燃起了这种内心的热火，他们就成为不顾一切的入迷人物。除了他们的理想，他们觉得人类其他的生活简直没有趣味。为了理想，他们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活本身也不是那么值得吝惜的了。”这样的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不仅令人费解，而且简直使人害怕。一个人到此境地，便有可能成为一个无情的人，便有可能失去感受爱和表达爱的能力。
然而，为了把梁生宝塑造成“英雄”，柳青就是要把他身上的自然的情感，尤其是对异性的冲动和爱情，全都消除干净，因为，一个无产阶级的“英雄”，必须熬得过“美人关”，甚至必须是一个“厌女症”患者。只有像姚士杰这样的“剥削阶级”，才有强烈的“力比多”冲动，才对女性有贪婪的占有欲，不仅与“骚女人”李翠娥有染，而且还“欺负”了可怜的素芳。
在初版的《创业史》里，柳青曾这样写梁生宝跟改霞单独会面时的心理活动和生理反应：
她的两只长眼毛的大眼睛一闭，做出一种公然挑逗的样子。然后，她把身子靠得离生宝更近些，……
生宝的心，这时已被爱情的热火融化成水了。生宝浑身上下热烘烘的，好像改霞身体里有一种什么东西，通过他的热情的言词、聪明的表情和那只秀气的手，传到了生宝身体里来了。他感觉到陶醉、浑身舒坦和有生气，在黄堡镇桥头上曾经讨厌过改霞暖天擦雪花膏，那时他以为改霞变浮华了；现在他才明白，这是为他喜欢才擦的。
女人呀！女人呀！即使不识字的闺女，在爱情生活上都是细心的；而男人们，一般都比较粗心。
生宝在这一霎时，心动了几动。他真想伸开强有力的臂膀，把这个对自己倾心相爱的闺女搂在怀中，亲她的嘴。但他没有这样做。第一次亲吻一个女人，这对任何一个正直的的人，都是一种人生重大的事情啊！
共产党员的理智，显然在生宝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他一想：一搂抱、一亲吻，定使两人的关系急趋直转，搞得火热。今生还没真正过过两性生活的生宝，准定一有空子，就渴望着和改霞在一块。要是在冬闲天，夜又很长，甜蜜的两性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共产党员也是人嘛！但现在眨眼就是夏收和插秧的忙季。他必须拿崇高的精神来控制人类的初级本能和初级感情。知更鸟在每一家草棚院的庭树上，花言巧语地敬告：“小伙子小伙子贪睡觉！田禾黄了你知道？”而生宝呢？又不是一般的小伙子。他领导着一个断不了纠纷的常年互助组，白占魁也入组了。考虑到对事业的责任心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不能使私人生活影响事业。他没有权利任性！他是一个企图改造蛤蟆滩社会的人！
“共产党员也是人嘛！”在这里，梁生宝的身上，多少还有一些“自然人”的气息。可是，到了1977年的修订版里，生宝就非常“纯粹”、非常“高尚”了：
她的两只长眼毛的大眼睛一闭，做出一种娇嗔的样子。
好像改霞身体里有一种什么东西，通过她的热情的言词、聪明的表情和那只秀气的手，传到了生宝身体里去了。生宝在这一霎时，似乎想伸开强有力的臂磅，把表示对自己倾心的闺女搂在怀中。改霞等待着，但他没有这样做。
共产党员的理智，显然在生宝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生宝的这个性格，是改霞在土改的时候就熟悉的。现在眨眼就是夏收和插秧的忙季。知更鸟在每一家草棚院的庭树上，花言巧语地敬告：“小伙子小伙子贪睡觉！田禾黄了你知道？”而改霞面对的生宝呢？又不是一般的小伙子。他领导着一个断不了纠纷的常年互助组，白占魁也入组了。他没有权利任性！他是一个企图改造蛤蟆滩社会的人！
梁生宝真实的心理活动，没有了；真实的生理冲动，没有了；人物的合情合理的自我说服的话语，没有了；作者的不乏哲理意味的议论，没有了。总之，初版的还有点人情味的描写，统统都被删除了。作者的叙事和描写，就像被砍掉了枝叶的树，光秃秃的，不成个样子。殊不知，如此煞费苦心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并不是真实而可爱的活的人，只不过是一个僵硬的躯壳而已。
3
在那种直接服务现实需要的“现实主义”叙事模式里，“英雄人物”是需要“陪衬人”的，为此，就需要确立一种阶级意义上的等级秩序，需要建立一个从道德上将人严格等级化的差序格局。“英雄人物”占据这个格局的最高等级，屈居他们下面以衬托他们的“正确”和“伟大”的，是普通群众和一些“动摇分子”，处于最底层的，则是那些“落后分子”和“反动分子”，——在《创业史》里，“动摇分子”是郭振山，“落后分子”的代表是郭世富和王二直杠，“反动分子”的代表则是姚士杰。哈耶克说：“人们赞同一个消极的纲领，即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嫉妒，比赞同一项积极的任务要容易些，这看来几乎是人性的一个法则。若要用一个信条将某个集团牢牢地团结在一起以便共同行动的话，那么，将‘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即向一个集团以外的人进行共同的斗争，则似乎是这个信条中重要的部分。因此，那些不仅想要获得对一个政策的支持，而且要获得广大群众的无保留的忠诚的人，都总是运用它来为自己服务。”对文学来讲，利用“消极的纲领”来支持叙事，或许有助于组织冲突，但是，也必然不利于作家在开阔的视野里，真实而完整地揭示丰富的人性内容。
在《创业史》里，郭振山一开始就是一个被误解和矮化的人。事实上，最能代表普通农民阶层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诉求的人，恰恰是郭振山而不是梁生宝。由于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劳动经验，郭振山只承认劳动的价值，本能地排斥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做法。他对高增福说：“人们都该打自个儿过光景的主意了。兄弟！……不能年年土改嘛！要从发展生产上，解决老根子的问题嘛！”这些话里所包含的经验和智慧，像泥土一样朴实，像常识一样正确，几乎就是“****”结束之后农村“包产到户”政策的先声。在他看来，在中国的土地上劳动，最有效的组织方式，就是个体化和家庭化的。他相信，无论描绘出来的生活蓝图有多么美丽，最终都只有通过艰苦的劳动，才能实现。柳青先后在第四章和第十四章，两次写郭振山劳动的情景：
春雨以后，太阳一晒，空气里散发着一种令人胸闷的气味。好像地球内部烧着火似的，平原上冒着热气。你抓起一把关中平原的黑胶土，粘糕一样，一捏一个很结实的窝窝头。温暖的初春的阳光啊！你从碧蓝的天空，无私地照着所有上身脱光的庄稼人打土坯。
郭振山街门外的土场上，一条大黄牛懒洋洋地站在拴它的木桩跟前。它有时向左边，有时向右边，弯曲着它的脖子，伸出长舌头，舐着身上闪着金光的茸毛。大群温柔的杂色母鸡，跟着一只傲慢的公鸡，在土场上一个很大的柴垛根底，认真地刨着，寻找着被遗漏的颗粒。这俨然已经接近大庄稼院门前的气象了。
郭振山和他兄弟郭振海，在土场南边的空地上打土坯。彪壮的郭振海脱成了赤臂膀，只穿着一件汗背心，在紧张地打土坯，他哥供模子。兄弟俩准备拆墙换炕，弄秧子粪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