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排斥“思想”，莫言的文学思想与小说作品的主题，往往具有浅薄与破碎的特点。莫言曾在《天堂蒜薹之歌》初版的卷首，杜撰了一段斯大林语录：“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他梦中听到的“斯大林”的这一通高论宏议，给人一种文理不通、莫名其妙的印象。“小说”做为一个客体的自在之物，怎么可能自己“逼近了政治”呢？为什么关心“人的命运”与关心“自己的命运”，竟然是一种对立关系而不是同一关系呢？在这里，莫言显然缺乏一种彻底而坦率的精神；他完全曲解了小说家的主体责任：应该有所为的是人，而不是物；伟大的小说家应该勇敢地关心人类的命运，而不是仅仅关心“自己”的利害得失。所以，这句话似乎应该这样说：“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政治却自己逼近了小说。小说家总是关心自己的命运，却忘了想关心人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这样来表达小说家的“悲剧”是不是会更准确一些呢？是不是显得更有“思想”一点呢？
一个作家固然应该对世界和生活抱着多元和包容的态度，应该给一切可能性的意义探索和价值的生成留下空间，但是，他不能是一个放弃原则和立场的相对主义者。他必须有自己对善恶、是非、真假的基本态度和鲜明立场，必须确立一种更可靠、更具有真理性的价值体系，否则，他的写作就将成为一种游戏化的写作，成为一种缺乏意义感和内在深度的写作。然而，莫言的写作似乎缺乏一种稳定的价值基础，缺乏博大而深刻的意义世界。在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泛滥的语境里，他无力建构一个批判性的叙事世界和积极的价值体系。他接受相对主义，认为面对吊诡的历史，“很难分出谁是谁非”，而文学叙事面对“历史现实”，也必然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把小说中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进行比较的批评，是类似于唐吉诃德对着风车作战的行为，批评者自以为神圣无比，旁观者却在一边窃笑”（《高密东北乡散记——<；丰乳肥臀>；日文版后记》）事实上，小说作为一种还原真相和建构意义的行为，本身就是对所谓“真实历史”的“比较的批评”，是对它的严肃的矫正和唐吉诃德式的“作战”。由于陷入一种严重的相对主义迷幻状态，所以，莫言无力创造和表现那种清晰、有力量的价值图景，也无法清晰地区别美丑、雅俗、高下，缺乏一种创造性的审美平衡能力，——他常常单向度地渲染一种情调和行为，这种渲染虽然能给人留下尖锐而深刻的印象，但也显得苍白、空洞甚至无聊。例如，他在《丰乳肥臀》中对恋乳癖的渲染、《红高粱》和《檀香刑》中对暴力的渲染，就给人一种缺乏价值指向和意义深度的感觉。他说：“我发现了人类灵魂中丑陋的东西，但我也发现了丑陋中包含着的美好情愫。对乳房的眷恋到了痴迷的地步，这是一种病态，但变态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往往也是美的极致。”（《高密东北乡散记——<；丰乳肥臀>；日文版后记》）在“丑陋”中发现“美好情愫”，这似乎并不容易，就像在冰中发现火一样难。尽管某些批评家通过一种不靠谱的“过度诠释”，肯定了的《丰乳肥臀》等作品的“意义”，但是，就莫言小说作品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好情愫”却非常稀薄。
总之，莫言的创作并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创造的最高点。他的作品缺乏伟大的伦理精神，缺乏足以照亮人心的思想光芒，缺乏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所说的“理想倾向”。他的写作固然也表达了他对生活的不满甚至恨意，但是，在这种常常显得极端的情绪性反应的背后，你看不到多少升华性的力量，反而看到了对性、暴力、恋乳癖等消极心理和行为的渲染。在他的作品的内里，总是漫卷乖戾情绪的乌云，总是呼啸着诡异心理的狂风。他的作品也许不缺乏令人震惊的奇异效果，但是，缺乏丰富而美好的道德诗意，缺乏崇高而伟大的伦理精神，缺乏普遍而健全的人性内容。他的获奖，很大程度上，是“诺奖”评委根据“象征性文本”误读的结果，——他们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更让人担忧的是，由于获得“诺奖”造成的光晕效应（glittering generality）和光环效应(Halo effect)的影响，莫言的恋乳癖和恋污癖的趣味倾向，他的渲染酷虐事象的“嗜血主义”的价值取向，他的极度任性和主观的写作模式，有可能给正在成长的青年读者和正在学习写作的青年作家带来消极的影响，会把他们引到一条很不宽阔平正的文学路途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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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以来处于现代文化建构的滞后状态，处于现代文明创造和传播上的劣势，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极度敏感、极度自卑的文化心理，所以，我们特别渴望被世界认可和奖赏。这种对“他者认同”的过度看重，使我们很难准确地进行自我认知。对文学上的“国际大奖”的态度，也反映着我们的文化自卑心理。莫言的意外获奖，来得正是时候，正好有助于缓解我们的不被关注和认同的焦虑心理。但同时却也使一些人兴奋得有些过头，甚至使他们产生了一些错觉，似乎一个作家拿到了这个奖，便意味着整个中国文学在一夜之间修成正果了：不只是莫言一个人成了“世界级”的作家，而且中国当代文学也一下子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进而，终于可以跟其他文学大国平起平坐了。这实在是一种可笑、可悲的心理。只有那些极度自卑和缺乏自信心的民族，才需要依赖他者的认定来建立自己的信心，来确立自己的价值感。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有的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他们的文学成就并不低，例如，汪曾祺作品的文学价值，就一点不比库切低，而史铁生的作品的价值，也绝不在帕慕克之下，至于我们的现代作家鲁迅、钱钟书、萧红和张爱玲的才华，放在世界现代作家中间来看，也是第一流的。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的态度就是：说大人，则藐之；说诺奖，则藐之，——“藐”也者，当然不是一种傲慢自大的态度，不是目空一切的心理，而是说我们要有自信心和自尊心，就是别仰着脖子看花了眼，把很轻的东西看得很重，把很小的东西看得很大，把很丑的东西看得很美。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我们需要的，就是鲁迅的那种不卑不亢的高贵态度和谦光自抑的自知之明。
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中国，对鲁迅的文学成就有了较多的了解。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便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便通过鲁迅好友台静农探询鲁迅的意见。9月25日，鲁迅在写给台静农的信中这样说道：“诺贝尔奖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然而，不知何故，瑞典现在终于“理我们”了，终于把“诺奖”给我们了。很大程度上，正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这是因为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结果。是啊，倘若还像“反右”、“******”和“****”那样瞎折腾，那样把知识分子整得灰头土脸，那样把作家斗得死去活来，那样把老百姓饿得面有菜色，那样把国家弄得鸡犬不宁，外国人——包括厚道而公正的“诺奖”评委们——当然连白眼都懒得给你一个的，遑论把“诺奖”这样的大礼送给过来。如此说来，莫言真的很幸运，生活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拿作家当宠儿的“和谐社会”，生活在一个中国的“GDP”和经济实力让外国人不敢小觑的“黄金时代”，——这样的时代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了文学与国家的关系，改变了文学的尴尬境遇和悲摧命运：过去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现在是“国家幸运诗家幸，富强赢得诺奖来”。
二十多年前，关于诺贝尔文学奖，龙应台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视大奖·必藐之——与马悦然谈诺贝尔文学奖》。她说：“由于语言是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文化的鸿沟极难跨越，由于艺术价值观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于政治经济的势力导引一切，一个具实质意义的‘世界文学奖’是不存在、不能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十八个学有素养的瑞典人，在他们的有限能力之内，所能决定的一个文学奖。世界上大部分的优秀作家没有得这个奖——或因为僧多粥少，或因为这十八个人视野不及。而得到这个奖的作家之中，有些会受到长久历史的肯定，许多，也受到历史的淘汰。把这个奖当作一个世界文学奖，而对它的评审委员作种种求全的要求，对这十八个人完全不公平，也是对这个奖的严重误解。”她进而指出：“当代中国作家，如果缺少基本的自持自尊，把西方汉学家当作评鉴人，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中国民族文学努力的大目标、大远景，这样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呢？这样的民族又是什么样的民族呢？”
古人云：“得之不休，不获不吝。”然而，最近几天，一些中国人却因为“诺奖”之“得”而大“休”特“休”——兴奋得简直到了失去“自持自尊”的程度了。他们不仅把十几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当做中国文学的“评鉴人”，而且，似乎还陷入了业已实现“大目标、大远景”的幻觉里。
其实，我们不应该沾沾自喜，不应该“鄙吝之气”顿生，而应该“心惕惕焉”。我们要克服自己的“虚荣心”。我们应该明白，从整体上看，我们时代的文学并不成熟，作家们的人文修养水平和文化自觉程度都不很高。我们要知道，用严格的尺度来衡量，我们其实仍然是“不配”获奖的。与“别国大作家”比起来，我们时代的作家，其实仍然差得很远。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那结果，就会像鲁迅所警告的那样：“将很坏”。
文学评奖其实就是一个游戏，就是一次充满娱乐性的博弈，它能刺激我们的好奇心，也能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从根本上讲，不宜拿它太当回事。我们需要冷静地保持鲁迅所说的“还欠努力”的心态，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沦入被“文学奖”搞晕的消极状态，才有可能最终将我们的文学提升到理想的高度，才有可能领享到读者恒久的信任和尊敬。
我们的文学正处于一个文化转型和价值混乱的艰难时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考验。我们的作家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社会问题和历史苦难的发现和揭示上，应该致力于“新国民性”的重建，为提高中国人的文化修养和人格发展，提供切实的帮助和积极的支援。
自尊的有理想的中国作家们，勉乎哉！勉乎哉！
2012年12月20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