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国小说与西方小说，无论修辞方式，还是伦理意味，都历然有别，迥然不同。由《史记》开其端绪的中国小说，有着个性鲜明的叙事风格。这些风格特点，从与读者的关系的看，是使人近之如春的叙事态度，是对“列位看官”的亲切而可人的尊重与体贴；从与人物的关系看，是对人物的性格逻辑、话语方式和行为逻辑的尊重，是“一样人还他一样口吻”的逼肖，是对“千人一面”的脸谱化和“千部一腔”的类型化的警惕；从与作者的关系看，是蕴蓄着作者人生经验和人生感喟的抒情性，——尤其是含着眼泪的抒情传统，自司马迁以至于曹雪芹和刘鹗，一脉相承；从结构模式和美学效果上看，中国小说家努力通过巧妙、曲折的叙事，追求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叙事效果，通过明显或者暗示的“且听下回分解”的叙事中断，制造一种悬念感和审美期待，从而始终将读者牢牢吸引在欲罢不能的阅读状态里；从伦理目的的角度看，作者总是以坦率的方式将自己的主体人格和道德主张，灌注到作品中，试图通过积极的小说修辞，对世道人心产生积极的影响，按照司马迁《太史公自序》里的说法，就是“采善贬恶”，“非独刺讥而已也”。
然而，对照古人的叙事经验，人们会发现，虽然单就语言和白描等形式和技巧来看，某些现代小说和当代小说与中国古典叙事之间，固然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传承和联系（例如，《金锁记》与《红楼梦》在语言上的师承关系，汪曾祺小说与明清散文小品在诗性意境创造上的影响关系，《废都》与《金瓶梅》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上的模仿关系），但是，就其整体和主要方面来看，中国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的小说叙事，与中国的以《史记》为典范的叙事传统之间，很多时候是疏离的，有时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而与西方小说尤其是“现代主义”的写作经验，倒是有着甚为亲密的师承关系。一些流行的外来学说和外来观念（例如“心理分析”、“阶级斗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学说以及“魔幻”、“荒诞”、“拼贴”、“戏仿”、“力比多”、“阶级性”、“超现实”、“狂欢化”等理念），通常会主宰我们的文学想象和小说叙事，使我们将人物降低为演绎某种学说和理念的工具和符号。那些看似新奇的现代技巧（例如文不加点的意识流和错综复杂的结构主义），除了无谓地增加情节组织的复杂程度，加重读者的阅读负担，似乎也并没有多少积极的修辞效果。
郁达夫在《小说论》中说：“中国现代的小说，实际上是属于欧洲的文学传统的。”这个判断，即令合乎中国现代文学发轫期的实情，也不应成为此后一成不变的模式，因为，中国小说之所以有价值，之所以是“中国”的，究其原因，盖在于它是用独特的中国文字和中国形式，来表达中国人的心情和经验，而不仅仅只是“欧洲的文学传统”的派生物。模仿是必要的过程，但不是最终的目的。如果没有对模仿的超越，进而将借鉴转化为创造的能力，那么，模仿的过程，就是丧失自我个性的过程，就是否定自我价值的过程。
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在日本作家中，也有一种模仿外国文学的风气。三岛由纪夫曾尖锐批评过这种风气，认为它给日本文学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对“诺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亦步亦趋地效法“存在主义”，他更是极表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德国为师的风气退烧，转而追求英美的文化，再加上法国文学翻译的显著增加，法国的各种观念自由穿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这种多国汇集造成的混乱，使得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情感都充满了过多的概念。小说以及其他的文类中也看得到这种混乱，这种混乱已经逐渐普遍到人们很难区别什么是翻译腔、什么才是正规日文了。举最近的例子来说，如果拿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告诉别人说，这是萨特作品的翻译，大概谁都不会怀疑。萨特和大江的文章在构思上自然有差别，两位作者的资质也不一样，但大江健三郎十分刻意要让自己的遣词造句接近萨特所用的词汇概念，这样的文章在战前是‘翻译腔’，而如今翻译腔的文章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种“混乱”和模仿，也存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尤以“后五十年”的情形，最为堪忧——八十年代之前，我们以“苏联文学”为师，模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按照僵硬的写作模式，为了短浅的功利目的，而塑造“政治正确”、“面孔模糊”、“情感苍白”的“典型人物”；八十年代之后，我们的“新潮作家”，则以西方“现代小说”为样板，模仿乔伊斯，模仿劳伦斯，模仿福克纳，模仿海明威，模仿博尔赫斯，模仿马尔克斯，模仿罗伯–格里耶，模仿米洛拉德·帕维奇。我们的为数甚夥的“著名作家”和“先锋作家”，简直就是用中文来写“外国小说”。张承志的《金牧场》就是模仿失败的典型个案：“我这个相当讨厌模仿外国文学的人，那次深深受了结构主义文学的骗，莫名其妙地追求了一个失败的结构。”遗憾的是，很多“受骗”的人，至今依然执迷不悟。
虽然东西方的小说也有相似性，但其基本理念差异很大。我们有必要调整自己的观念和路向，回到《史记》这个源头，回到中国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伟大传统，重新认识中国小说的价值，重新建构中国小说的经验模式。
那么，对现在的中国作家来讲，司马迁的写作中，包含着什么样的人格力量和精神资源呢？对今天的中国小说叙事来讲，《史记》又蕴蓄着哪些很可宝贵的写作经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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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作品是再现他者生活的事象文本，也是表现作者精神世界的心象文本。作者的精神气质决定了小说写作的样态和性质。他的人格心象深蕴于小说的事象体系，是小说的肉中之肉与骨中之骨。就此而言，小说实在就是作者的匿名化的精神自传。
司马迁对当代小说写作的深刻启示和经验支持，首先见之于主体精神方面。在司马迁的作品里，始终张扬着坚强不屈的生命意志与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始终显示出充满同情心和包容态度的人文情怀，始终表现出对现实的清醒的批判态度、对权力的高贵的反讽精神。这股磅礴有力的阳刚之气，沛然莫之能御，充塞乎天地之间。这种雄深雅健、瑰丽奇伟的主体精神，不仅非常明显地见之于《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见之于《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而且，还弥漫于整个《史记》的字里行间。
司马迁的遭遇是非常悲惨的。他因为劝谏暴君刘彻，而遭受酷虐的伤害。对他来讲，这是无所比数的奇耻大辱。在《报任安书》里，他向朋友倾诉了自己的无以复加的痛苦：“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种“生，还是死”的“哈姆雷特之问”，时时刻刻煎迫着他。
但是，他没有自杀，因为死是容易的，而活下来，且有所作为，则是极为艰难的，需要极为坚强的精神支撑和远大的精神寄托。他说：“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此处所表达的，不是“隐忍苟活”的卑贱，而是充满阳刚之气的不可摧折的生存意志，是一种足以使顽廉懦立的大丈夫气概。这种愈挫愈锐的坚韧精神，既为司马迁的写作，提供了“发愤著书”的强大动力，也赋予《史记》以“精悍峭厉”的文体风格、崇高的美学气质和刚正的伦理风貌。
历史叙事既是对事实的呈现，也是对作者自我精神的表现。在“太史公曰”这一独特的修辞形式里，他直抒胸臆，直陈己见，始终表现出很强的介入性修辞态度，始终显示出一种沉雄有力的言说精神。他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一切充满残缺的对象，尤其指向残暴的施虐者和不可一世的权力人物。在自己的叙事世界里，他是真理和正义的捍卫者，是凛然不可侵犯的高贵的主人，绝不会向任何压迫性的力量妥协和低头。他不仅敢于像无畏的英雄那样，向世俗世界的最高权威挑战，而且，还敢向“从来高难问”的神秘“天命”挑战，例如，他在《伯夷列传》中对“天道”所发出的大胆质疑，对“世道”所进行的尖锐批评，就具有掀天揭地的力量，属于在中国文学叙事中很少听到的振聋发聩的声音：“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事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是就连孔子也未曾有的思想，是连孟子也未曾有的气概。司马迁的对抗最高权力的人格精神，质疑神圣“天道”的英雄气概，实可谓超迈古今，卓然独秀。
阳刚之气是司马迁人格上的突出特点，也是《史记》所塑造的许多英雄人物人格上的重要特征。他对那些充满阳刚之气和英雄气概的人物，则充满敬意。他认同刺客和游侠身上的不畏强暴、勇于任事的精神，在叙写他们的勇敢壮举的时候，则浓墨重彩，酣畅淋漓，就像吴见思所说：“刺客是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刺客传是《史记》中第一种激烈文字。故至今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在诸子中，孟子是最有青春激情的人，是最少忌讳敢说真话的人，是对最高统治者也敢冒犯的人，所以，也就是司马迁最心仪的人。李景星说：“其于诸子之中独推孟荀，则如百川并流，而江、河最显。其于孟、荀之中又归重孟子，则如晨登泰山日观峰，遥望万叠云霞，捧出一轮红日。”对像自己一样陷入绝境，而又能万死不辞、屡踣屡起的男子汉精神，司马迁从来就不吝赞词。季布之勇，栾布之忠，所体现的，正是司马迁所赞赏的英雄气概，所以，他在叙事中，亹亹不置地详述他们的事迹，在“太史公曰”中，则直抒胸臆，情见乎词，高度评价他们勇敢无畏的道德精神：“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司马迁花了很多笔墨和很大篇幅，赞美那些敢于担当的英雄人物。例如，蔺相如怒斥秦王，威信敌国，不辱使命，完璧归赵，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凡此种种，所体现的，就是一种不畏强暴、地载海涵的阳刚之气，所以，司马迁才在《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太史公曰”中高度评价他 ：“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钱钟书在论及《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时候，高度评价司马迁在描写人物上“增饰渲染”的能力，说他“写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是何意态雄且杰！后世小说刻画精能处无以过之”。其实，司马迁的过人之处，不仅在“刻画”的技巧能力，还在于那一股足以令人血脉贲张的浩然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