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最好的旅伴。每次出远门，我总要带几本耐读的古书，诸如《诗经》、《楚辞》、《四书集注》、《史记》、《文心雕龙》、《呻吟语》、《古诗源》、《杜诗镜诠》和《读杜心解》，都很适合在旅途中悠闲自在地读。倘若时间仓促，来不及从容地束装就道，那么，我往行囊中随手一塞的书，通常不是《史记》和《文心雕龙》，便是明人吕坤的《呻吟语》。
表面上看，《呻吟语》似乎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大多为大言炎炎的道德说教。不错，它的确是一部讲道理的书，但却能娓娓道来，不惹人生厌，不使人觉得隔膜。作者将自己摆放进去，切切实实地说着自己的真心话，表达着自己的疼痛和“呻吟”，所以，便使人看得见他的苦楚和心路，体味得到他的一片苦心和一腔善念，就像他所说的那样：“语曰：三折肱成良医。予乃九折臂矣！沉痼数经，呻吟犹昨。嗟嗟！多病无完身，久病无完气。奄奄视息而人也哉！”对于像我这样的从小便接受“斗争哲学”和“仇恨哲学”荼毒的人，读《呻吟语》，颇有如坐春风之感，正所谓“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吕坤（1536－1618），河南宁陵人，字顺叔，又字叔简，别号新吾、心吾、独抱居士。天资过人，喜读书，孜孜不倦。生性耿介，刚直不阿，正己率属，不受馈遗，爱士民如子弟，视贪官如仇雠，政绩斐然，官声颇佳，被誉为“盛德君子”。由于久在其中，他真切地看到了官场的真相，那就是，腐败的官吏阶层总是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万事以徇私利己为要：“事有便于官吏之私者，百世常行，天下通行，或日盛月新，至弥漫而不可救。若不便于己私，虽天下国家以为极，便屡加申饬，每不能行，即暂行亦不能久。负国负民，吾党之罪大矣。”（《外篇·书集·治道》）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评价他：“每遇国家大议，先生持正，不为首鼠，是以小人不悦。”他对自己的评价，大体也是这样：“君性峭直，不委婉，严毅，少温燠。居官持法而情凉，居家义盛而恩薄。自奉常约，当事过激，硁硁如也，寥寥如也。涵养功疏，多错多悔。若强以不义之事，出一亏心语，有死弗能。奉先君‘天理’两字于膺堂，毕此生不敢失坠，则君所自信者也。”（《去伪斋文集·自撰墓志铭》）他还在一篇回信里，对自己做过这样的评价：“独念薄命拙人，短于谋身而长于忧世。故半生仕路，无一可人。意所不平，每至忘己。”（《去伪斋文集·答通学诸友论优免书》）晚年致仕还乡，“家居二十年，自奉俭约，门无长衣，不置生人产，不改造门第，阿堵玩好，一切屏绝；山人术士，一切不到。惟日与远近子弟，讲论身心性命之旨，以体认为工夫，以修齐为事业，以继往开来为己任。千里负笈来学，咸称沙随夫子”（《宁陵县志·人物志》）
《呻吟语》始作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刊行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辛苦经营，凡三十年。吕坤在自序中说：“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司农大夫刘景泽，摄心缮性，平生无所呻吟，予甚爱之。顷共事雁门，各谈所苦。予出《呻吟语》视景泽，景泽曰：‘吾亦有所呻吟，而未之志也。吾人之病，大都相同。子既志之矣，盍以公人？盖三益焉：医病者见子呻吟，起将死病；同病者见子呻吟，医各有病；未病者见子呻吟，谨未然病。是子以一身示惩于天下，而所寿者众也。即子不愈，能以愈人，不既多乎？’”
吕坤有着成熟的文学主张和自觉的写作经验。在他看来，读书作文，都要有一个“我”字作根柢，要与自己痛痒相关，而不能将目光只落在别人身上：“学者读书只替前人解说，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譬之小郎替人负货，努尽筋力，觅得几文钱，更不知此中是何细软珍重。”而文章和文学的价值，则首先决定于“真”：“诗词要如哭笑，发乎情之不容已，则真切而有味。果真矣，不必较工拙。后世只要学诗词，然工而失真，非诗词之本意矣。故诗词以情真切、语自然者为第一。”他也强调“道”对于文章的意义。如果没有“道”，没有信念和主张，仅仅在形式上刻意雕琢，终属文章之末流：“工其词语，涣其波澜，炼其字句，怪其机轴，深其意指，而道则破碎支离，晦盲否塞矣，是道之贼也。而无识者犹以文章崇尚之，哀哉！”（《外篇·数集·词章》）
《呻吟语》就是一部“真切而有味”的趣书，记录了不少令人解颐的趣事。例如，“一人多避忌，家有庆贺，一切尚红而恶素。客有乘白马者，不令入厩。有少年面白者，善谐谑，以朱涂面入，主人惊问，生曰：‘知翁之恶素也，不敢以白面取罪。’满座大笑，主人愧而改之。”（《外篇·书集·广喻》）像这样的逸事，倘若阑入《世说新语》，似乎也并不十分唐突。又如，“余少时曾泄当密之语，先君责之，对曰：‘已戒闻者，使勿泄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与戒我孰难？小子慎之！’”（《内篇·射集·应务》）这种含着人生经验和人性洞察的隽语，非深知人性人心者不能道出，也特别耐人咀嚼回味。
然而，吕坤此作，“发乎情之不容已”，本质上是一部有所感而发的“思痛录”。他的呻吟固然为自己的心灵疼痛而发，但主要是为自己时代的精神病痛而发。他对自己时代的世风时俗，颇致不满：“卑卑世态，袅袅人情，在下者工不以道之悦，在上者悦不以道之工，奔走揖拜之日多而公务填委，简书酬酢之文盛而民事罔闻。时光只有此时光，精神只有此精神，所专在此，则所疏在彼。朝廷设官，本劳己以安民，今也扰民以相奉矣。”（《外篇·书集·治道》）这无疑是一个从上到下都开始败坏和腐烂的社会，有权者毫无德性，彼此之间，互相欺蒙，对底层百姓，就更无仁心，肆无忌惮，虐民以逞。面对如此世态和人情，吕坤大有荡污化秽，澄清天下之志。他汪洋恣肆，纵论古今，然察其命意，却在救世道，挽人心，所谓“要补必须补个完，要拆必须拆个净”（《内篇·礼集·存心》）。在他看来，世风之良窳，端赖天下士人阶层之自觉与努力。他要为自己的时代的士君子，确立稳定而可靠的道德标准，要帮助他们克服对权力的恐惧，要点燃他们“卫道”的勇气和热情，要为他们提供“以理抗势”的基于天理的合法性。
“理”与“道”，“天命”与“天则”，作为可以互换的近义词，是吕坤重建道德秩序的伦理基础和最高原则。只有凭借这样的神圣而庄严的道德规范，人们才能有效地督责“人心”，节制“人欲”：“人心是个猖狂自在之物，陨身败家之贼，如何纵容得他？”而要使人心这个“猖狂自在之物”成个体统，要使之上升到良知的高度，就必须使它服从“天命”：“良知何处来？生于良心；良心何处来？生于天命”（《内篇·礼集·存心》）。“天理”和“天则”也是追求真知的学术活动必须服从的最高原则：“学术以不愧于心、无恶于志为第一，也要检点这心志是天理、是人欲。便是天理，也要检点是边见、是天则。”（《内篇·礼集·存心》）在吕坤的理解中，作为具有普遍性与永恒性的真理，“道”乃天下公器，包括“圣人”在内，谁也不能垄断它、独占它；它向一切人开放，呼唤具有探索精神的“明者”，而排斥循规蹈矩的“拘儒”：“道者，天下古今共公之理，人人都有分的。道不自私，圣人不自私，而儒者每私之曰圣人之道。言必循经，事必稽古，曰卫道。嗟夫！此千古之大防也，谁敢决之？然道无津涯，非圣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时势，非圣人之制所能尽。后世苟有明者出，发圣人所未发，而默契圣人欲言之心；为圣人所未为，而吻合圣人必为之事，此固圣人之深幸而拘儒所大骇也。呜呼！此可与通者道，汉唐以来鲜若人矣。”（《内篇·礼集·谈道》）他致力于对“道”的真谛的探求，致力于对“理”的意义的申说，简直到了亹亹不置、喋喋不休的程度。当然，他也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有着实践的诚意和行动的勇气：“斯道这个担子，海内必有人负荷。有能慨然自任者，愿以绵弱筋骨助一肩之力，虽走僵死不恨。”（《内篇·礼集·存心》）
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中最有怀疑精神和批评能力的人。他们继承并创造一个民族的文化财富，守护一个社会的精神家园和意义世界。他们有守常不变的“恒心”，有坚定不移的独立人格，当自己的时代在精神生活方面陷入混乱和危机的时候，他们有勇气提供正直的道义支持，有能力提供清醒的理性判断。正因为这样，德国思想家费希特才说：学者是人类的教师，如果一个民族的学者堕落了，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对这样的观点，吕坤定然会心有戚戚焉，否则，他不会如此强调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和牺牲精神：“士君子要任天下国家事，先把本身除外。所以说策名委质，言自策名之后身已非我所有，况富贵乎？若营营于富贵身家，却是社稷苍生委质于我也，君之贼臣乎？天之戮民乎？”（《内篇·射集·应务》）一个优秀的士君子，要有好的品质和健全的人格，要行己有耻，正道直行，不投机，不钻营，不“自贱”：“世间至贵，莫如人品，与天地参，与古人友，帝王且为之屈，天下不易其守。而乃以声色、财货、富贵、利达，轻轻将个人品卖了，此之谓自贱。商贾得奇祸亦须待价，况士君子之身乎？”（《内篇·乐集·修身》）这就是说，做人要有骨气，有节操，不可将自己的一身肉附在他人的骨头上：“既做人在世间，便要劲爽爽、立铮铮的。若如春蚓秋蛇，风花雨絮，一生靠人作骨，恰似世上多了这个人”（《内篇·乐集·修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