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说的特点”，茹志鹃如是说：“它只是需要你摆事实，不需你讲道理的。就是要你把事实都摆出来，然后让读者从你摆出的事实中去领悟出你所想告诉读者的那个道理来，让读者自己去领会，你千万不能告诉读者。这一点、这一要求是检验我们这篇小说的形象、人物、细节够不够，我觉得是一个标准。”事实上，《红楼梦》就是这样写的。直接“摆事实”，也是《红楼梦》在艺术上的重要特点和叙事经验。所谓“摆事实”就是用朴素、直接的方式描写人物的动作和话语，通过人物自己的行为，来显示他们性格和内心世界。尤其是人物之间的对话，做为一种人物心里活动的直观的“事实”，更是有助于小说家用来塑造人物。韦士指出：“小说的对话，在一个人物的性格和身分底描写技术方面，常常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此即所谓个性的直接描写，其给人的观感，是直觉的，一目了然的。《红楼梦》便是一部关于此种描写技术的代表作。……《红楼梦》以善于个性的描写而著称，而其所以能够把任何一个人物的个性极清晰地刻画出来者，大部分实不可不归功于它的对话。与其说曹雪芹善写人性，不宁说他善写人物的对话。对话的安排，在他的笔下是极有分寸的。”李辰冬先生甚至认为：《红楼梦》“描写的地方很少，一个人物的性格与行为，只要能给我们一种印象的，都是由他的言谈而来。所以我们与其说《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不如说它是一篇戏剧。因为小说注重结构，而戏剧注重冲突，小说注重描写而戏剧注重对话。”李辰冬先生无疑揭示了《红楼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但是，他对戏剧与小说的性质的理解，是不很准确的。小说是一种复合性最强的文学样式，散文、诗歌、戏剧的所有有效技巧，它都会挪来一用。一部小说是由描写和叙述构成的，尽管对话描写乃是小说艺术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但小说本质上仍然是叙事艺术，而《红楼梦》虽然注重也很善于对人物对话进行描写，但是，它也很会叙述和讲故事，很会描写景物和渲染氛围，所以，它本质上仍然是小说。
《百合花》就继承了《红楼梦》的叙述能力以及描写对话和细节的技巧。茅盾在1958年5月发表的题为《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的文章中，给予《百合花》以极高的评价，对作者在细节描写上的成功，大加赞赏：“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自然和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们的脑子里，成为人物形象的有机部分，不但描出了人物的风貌，也描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的确是这样。茹志鹃是一个会用文字画像的人，一个会用文字传递声音的人，她对新媳妇的描写，就给人一种绘画才有的生动、逼真的印象：
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一来，我倒有些尴尬了，下面的话怎么说呢！我看通讯员站在一边，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我，好像在看连长做示范动作似的。我只好硬了头皮，讪讪的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通讯员乘这机会，颇不服气地对我说道：“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
在这里，所有的描写都是朴素、平实的，充满了如其所是的事实感，没有哪一个物象是抽象的、模糊的，没有哪一个对人物的动作和表情的描写是似是而非的，而是，一切都宛然如在目前，我们就好像一个参与者和见证者，站在近旁，听得见屋子里的“响动”，看得见通讯员“颇不服气”的样子，窥见了新媳妇内心的“尽咬着嘴唇笑”的秘密。
《红楼梦》的通过“摆事实”以获得真实效果的白描经验，几乎影响了茹志鹃一生的写作。在茹志鹃那里，这种技巧甚至被发展成为一种类似于世界观的精神力量，给她的文学写作带来一种稳定的清真、自然的风格特点。
三 体情入物：《百合花》的象征描写
许多伟大的小说，都有一个象征的世界。象征既是一个外在的具象的世界，也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和观念的世界。或者准确地说，是一个旨在浑含而诗意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作者的情感态度的形象体系。
月亮是我们在《百合花》中看到的第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物象。月亮象征着深情的思念和无边的眷恋，象征着内心的清洁与沉静，象征着羽化登仙、遗世独立的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冲动。在中国古人的诗文里，也许很难找到哪个意象像月亮那样，被频繁地描写着、吟咏着。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把月亮拿掉，中国的许多诗篇，立即就会暗淡无光。
月亮无疑也是《红楼梦》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象征。在《红楼梦》中，月亮主要被用来渲染一种令人恐怖的神秘力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第七十五回和第七十六回里的描写了。正是在这两回里，我们听到了令人“悚然疑畏”的“异兆发悲音”，看见了林黛玉和史湘云在“凹晶馆”下“联诗悲寂寞”。有时，月亮也会被用来强化渲染悲剧的氛围，例如，第九十八回写林黛玉“魂归离恨天”之际，“惟有竹稍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淡”，作者只用了“月影移墙”四个字，就极富感染力地写出了黛玉死时的悲惨情景。
但是，《红楼梦》的伟大就在于，无论写人还是写事，它都能一时并写两面，能始终维持观察和描写生活的统一而完整的平衡感。所以，在《红楼梦》中，中秋节也是快乐的日子，月亮则是团聚和快乐的象征。这一天，贾府里“月明灯彩，人气香烟，晶艳氤氲，不可形状”，贾母则率众上山赏月，团圆取乐。凸碧山庄“明月清风，天空地净”，“真令人烦心顿解，万虑齐除”。他们击鼓传花，猜谜语，讲笑话，直至夜阑兴尽而散。
中秋是月亮最圆的一天，是人们团圆的日子。于是，在《百合花》里，就像《红楼梦》在“悚然疑畏”的夜晚同时写出人们的欢乐那样，茹志鹃也能在战斗的紧张氛围里，从容地将笔墨荡开，平静地描写这个战时的中秋，赋予它一种喜庆的色彩和思念的性质。作者首先把我们引领到了“我的故乡”，以充满祝福感和盎然诗意的描写，赞美了中秋的快乐和美好：
乡干部又来了，慰劳了我们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原来今天是中秋节了。
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烛，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地盼那炷香快些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月亮嬷嬷，照你照我，……”我想到这里，又想起我那个小同乡，那个拖毛竹的小伙，也许，几年以前，他还唱过这些歌吧！……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饼，想起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也许在团指挥所，或者是在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哩！……
作者通过跨越时空的想象，先是将我们带到了一个远离战争和死亡的生活场景，让我们感受到了和平生活的温馨与美好。随后，她又把读者拉回到即将展开战斗的战争场景，使人内心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感受，也表现了作者自己面对世界的家常而亲切的母性情怀。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充满人性温暖的爱意和体恤，在长期的战争状态下产生的大量的文学作品里，似乎并不多见。
接下来，就是对月亮的更富情感内容和象征意味的描写：“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在作者笔下，月亮像一双眼睛，它看见了一切；它的光芒使这里发生的战斗，显得更加惊心动魄，甚至给人带来一种淡淡的悲伤。最终，“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正是这种对月亮的简洁而充满诗意的描写，营造出了一种月光流照，万物生情的意境。月亮的光芒把一个静默无声的世界，变成了安详而美好的有情世界。
正像《红楼梦》通过对花草树木来彰显人物的性格，来暗示人物的境遇和命运一样，茹志鹃也通过对自然景观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美好的内心世界。在《百合花》里，茹志鹃描写了大量的自然物象：有雨后的秋庄稼，有通讯员步枪筒里稀疏地插着的几根树枝，有“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有包扎所房间周围的“许多野草”，直到最后我与通讯员分别的时候：“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作者用这些物象，象征性地表现了大自然与人的亲近而美好的关系，表现了小说中的人物对自然和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热爱。
当然，在茹志鹃的这篇金子一样的短篇小说中，最具核心意义的象征意象还是百合花。
用《百合花》来对小说进行命名，这本身就显示着作者对“百合花”的象征意义的强调。而在接下来的叙述中，“百合花”一共出现了三次，这种反复的强调，有效地深化了人们对这一象征的印象：
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
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