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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与鲁迅本来是有机会见面的。从1929年到1935年，除了到辽宁和山东任教一年半，其他时间，王实味都住在上海。跟鲁迅同住一座城市，见面应非难事，但他却似乎从未拜访过鲁迅。个中原因，大概与他寄稿子给鲁迅有关。
1928年，23岁的王实味创作了技巧稚拙的短篇小说《陈老四的故事》。他写了一封信，连同小说稿，一并从南京寄给了住在上海的鲁迅。10月19日，鲁迅回信给他，并“寄还王实味小说稿”。可惜的是，这一来一往的两封信，皆已无存。王实味向鲁迅表达了怎样的意思，鲁迅对王实味的作品又有怎样的看法，我们都已无从得知。可以推测的是，鲁迅的退稿，对极度敏感自尊的王实味来讲，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可能正是这件事情，成了他与鲁迅会面的障碍。
但寄信和小说稿给鲁迅，说明王实味对鲁迅还是景仰和信任的。他心悦诚服地接受鲁迅的启蒙精神，心悦诚服地接受鲁迅的文学理念。在文学观念和杂文写作方面，鲁迅无疑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王实味的杂文写作，从体式到思想，都与鲁迅的经验资源，有着深刻而密切的关联，——可以说，没有鲁迅杂文的种子，就没有王实味杂文的花果。
王实味试图用鲁迅风格的杂文，来表达他对延安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1942年二三月间，王实味写出了《野百合花》。他用“野百合”这一意象，来表达对牺牲了的“李芬同志”的赞美，来象征自己杂文的性质和功效——“味虽略带苦涩”，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在这篇杂文作品里，他批评“我们的生活里”缺少爱和同情；鼓励青年人勇敢地批评生活：“青年的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的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程度”；他对那种面对问题，闭起眼睛来文过饰非的态度非常反感，尖锐地批评了那些把“黑暗”视为“必然性”与“小事情”的观点；他说自己并非“平均主义者”，但是，他认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过于严格和形式化的等级制，是不合理的，并为之“不安”。
其实，他所批评的现象，诸如穿衣方面的区别对待和伙食方面的等级差别，在中国别的地方，在以往别的时候，也都免不了会存在，实在无须大惊小怪的。中国正统文化的核心便是“礼教”，而“礼教”的本质就是等级秩序。至于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平等、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对中国人来讲，实在是一件很费解的事情：阿Q与赵太爷怎么可能是平等的呢？只有到了旧的生活出了乱子，老样子难以维持下去的时候，我们才会喊喊“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一旦天下平定，四海靖晏，那么，叔孙通这样的“知当世之要务”的人，就会应运而生，重新定礼乐，别贵贱，使天下之人，循规蹈矩，“无敢喧哗失礼者”。而“礼教”规约下的尊卑贵贱，即使在吃穿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也是不容含糊的，孔子批评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原因就是他越过了那个“礼”的界线，不够安分守己。也难怪孔夫子要如此怒不可遏地大光其火，因为，所谓“礼”者，既是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体系，也是激活社会能量和个人的奋斗激情的动力源，实在是马虎不得的。
然而，王实味却根据“消灭阶级差别”的最终革命目标，先在自己心中横了一个很高的标杆，以为延安的生活是应该而且必须更理想，更纯粹，更美好，应该取消不必要的等级制，在最基本的生活层面实现彻底的平等，——这就难免有点无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正像萧军批评王实味时所说的那样：“你根据了马克思所规定的，一个政党负责人，生活最高不能超过一般工人的标准，否则即剥削。从原则上讲是对的，但根据中国革命性质，实际情况，比较，需要等……是不能夸大这东西的。……根据所能取所值这原则，******他们也应该要生活得好些……”王实味频频点头，唯唯称是。他被声势浩大的“斗争”彻底整怕了，整服了。他愿意伐毛洗髓，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请求萧军给******写封信，“说明自己不正确”，而且，打算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写些“表示转变的杂文。”有意思的是，许多年后，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同样涉及到了“食分五等”的问题：在“******”造成的物资严重匮乏的形势下，“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老百姓恨极了，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观风俗以正得失，这样的“民谣”，与王实味当年的杂文，是不是表达着相同的心声和愿望？是不是包含着值得严肃对待的民情和民意？正常的“差序”与不正常的“特权”之间，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明晰而合理的界限？
回头反观，王实味杂文写作的全部问题，就在于他完全不懂得孔子的“可与言”和“不可与言”的分际。“谁为为之，孰令听之”，他有言说的冲动和勇气，却不知道在合适的时候谈论合适的话题，不知道以合适的方式面对合适的对象。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王实味像嵇康一样有着“直性狭中”、“暗于机宜”的性格。据与他有过短暂婚姻的薄平说，王实味“情感外露，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他的血好像比别人的都热。”在情形复杂、形格势禁的环境里，像他这样一个心地单纯、不知自保的“书呆子”，肯定是要触霉头、吃苦头的。不过，若无这样的性格，王实味也就不是王实味了，也就写不出不徇流俗的杂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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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扯远了，接着说他的作品。
从《野百合花》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见王实味对问题的敏感，——他的观点未必都是妥洽的，但态度却是率真的，热情的，充满善意的。他的一些看法，其实并不是突发奇想得来的，而是其来有自的。例如，在对“青年人”的态度上，王实味的心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关于“青年”敢说真话的观点，与鲁迅的“青年观”之间，就有着彰彰明甚的因缘关系。鲁迅的进化论思想，使他对青年一代充满热切的希望。在《无声的中国》中，鲁迅这样说道：“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在《灯下漫笔》中，鲁迅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和尖锐的批判，并对青年一代寄予厚望：“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宴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周文在《从鲁迅的杂文谈到王实味》中说：“实味的《野百合花》的形式，是完全模仿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的》。”此乃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论。事实上，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与鲁迅《无花的蔷薇》在形式上并不相侔：鲁迅的文体更短小，更简约，更像诗，而王实味的语言则更朴实，更散漫，更像散文。王实味对鲁迅的“模仿”，不在形式，而在思想和气质。他写的是精神意义上的“鲁迅杂文”。
如果说，《野百合花》只是局部地吸纳了鲁迅的“青年观”，那么，在《政治家·艺术家》里，王实味则对鲁迅关于“政治与文艺”的思想，做了深入而全面的引申和发挥。
1927年12月21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做了一次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便是由这个演讲记录稿整理而成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鲁迅深刻地分析了“政治”与“文艺”不同的社会功能，分析了“政治家”与“文艺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揭示了他们之间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在鲁迅看来，“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政治家要追求文治武功，喜欢造一个河清海晏的盛世景象，喜欢人家只看见莺歌燕舞的“光明面”，喜欢人家夸他天纵英才，无所不能。然而，文艺家却偏偏最不喜欢一味笑脸向人地说好听话，一味卑躬屈膝地唱赞歌；他们坚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和怀疑精神，更倾向于看见生活的残缺和“阴暗面”，更乐意发现和分析问题，总是表现出对社会和现实的不满和质疑，——正是通过发挥这种质疑性和批判性的功能，文艺带来了推动社会进步和生活完善的巨大力量。所以，鲁迅指出：“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
然而，政治家往往看不到或者常常不愿看到文艺家对社会进步的作用。他们要的是尧天舜日的安定局面，要的是当下的安稳与和合，这就和文艺家的似乎“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诉求发生了冲突——文艺家所要求的，是对“黑暗面”的根本扫除，是切切实实的变革和彻彻底底的进步，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如此一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剩下两种，那就是，要么是将文艺家赶走，要么是将他杀掉。所以鲁迅说：“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在座诸位的见解，我虽然不知道；据我推测，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在鲁迅之前，人们谈论过文人与文人之间彼此“相轻”的问题，但还没有一个人如此深刻地谈论过“官人”与“文人”之间形同水火的对立关系。他的洞烛幽微的话语，简直就是关于王实味命运的“谶语”：自1947年7月1日经“中央社会部”批准、被“晋绥公安总局”的工作人员用刀砍死，塞入废井，到1992年2月7日被“公安部”彻底平反昭雪，王实味“由鬼变成人”的过程所耗去的时间，刚好45年，——“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鲁迅的预言，准确得使人心酸，使人难过。
在《政治家·艺术家》里，王实味接着鲁迅的话往下说。如果说鲁迅的主旨，在揭示“政治”与“文艺”不可调和的冲突，以及“政治家”对“文艺家”残酷无情的迫害，那么，王实味的文章则倾向于从社会分工和功能角色的角度，说明“政治家”与“艺术家”的不同，揭示两者各自的优势和局限；由于看见了血的事实，由于曾经被可怕的杀戮“吓得目瞪口呆”，鲁迅的言说态度，是反讽的，犀利的，解构性的，而王实味的论说方式，则是“正言”的，温和的，建构性的；鲁迅的文章表述的，是经验性的内容，王实味的文章表述的，则是思辨性的内容；关于“政治”的诡谲和“政治家”的虐戾，王实味的认识，显然没有鲁迅深刻，所以，鲁迅说“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而王实味则不仅要“去说”，而且简直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