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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实味的声势浩大的讨伐，实为后来的没完没了的“大批判”运动的“序曲”和“揭幕战”。无限上纲，深文周纳；恶意诽谤，恶语相加；群起而攻，毫不宽假；置之死地，乌拉乌拉——“反右”和“****”的斗争逻辑和行为模式，早在整治王实味的时候，就已形成。曾子对即将到孟孙氏那里做典狱官的阳肤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然而，在一场接一场的轰轰烈烈的“大批判”运动中，人们的心灵却变得越来越坚硬，越来越冰冷，对别人的“哀矜”之心越来越少，而加害于人的恣睢与暴戾，却越来越多，更有好斗成性者，三天不整人，便惶惶不可终日，一旦有了整人的活计，便血脉贲张，斗志昂扬，心花怒放，乐不可支。噫！此何人哉！此何人哉！
王实味的精神资源来自于鲁迅。批判者无疑看见了王实味与鲁迅之间的显而易见的精神纽带，看见了王实味对鲁迅杂文的“模仿”。于是，对照鲁迅来否定王实味，将王实味与鲁迅剥离，便成了1942年那场大批判运动最常用的一个策略。
陈道在《艺术家的<；野百合花>；》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杂文，却认为王实味“由于立场的偏颇，他就不可能接受鲁迅先生的精神；因此表面的揣摩维肖，对革命的损害也愈烈，为了保卫鲁迅先生，我们必须使损害革命利益的杂文绝迹。……先生也未及料到身后会有一个拙劣的模仿者。”周文则在《从鲁迅的杂文到实味》一文中，批评王实味的立场与鲁迅的立场之间，“毫无相似之点”。周文称王实味为“‘灵魂’的扒手”，认为鲁迅如果活着，“他将首先发现实味这样‘有不少肮脏和黑暗’的所谓‘战侣’。他将把这一个‘肮脏和黑暗’从光明和黑暗中化出来，给人们的目前又勾勒下一副新的嘴脸。还好，鲁迅先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镜子，使我们一拿起来就能够照出实味的原形。”为了彻底否定王实味，几天后，周文又写了一篇题为《鲁迅先生的党性》的文章，认为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把托派打击得体无完肤，狗形毕现，以保卫党，保卫无产阶级，保卫统一战线”，——“而这也就是鲁迅先生的党性”。杨维哲则更加痛快斩截，干脆连鲁迅也一起否定，认为“文艺必须服从于战争，要从革命的现实主义出发，要站在阶级的观点上来创作。”她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杂文时代还没有过去，但‘鲁迅的杂文时代’却早该结束了。在今天，是须要读一读对革命有利的杂文”。
当然，也有更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直接对王实味定性和判罪。例如，艾青的批判文章《现实不容歪曲》，一上来就摐金伐鼓，万箭齐发，一连给王实味戴了几顶大帽子：“王实味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他的工作，是从思想上、政治上来破坏我们的队伍，有利于法西斯强盗侵略中国的工作。”为了针锋相对地反驳王实味，艾青无节制地美化现实：“这个根据地，没有失学者，没有贼，没有游民，没有乞丐，人民的生活每日在改善中，人民的文化教育每日在提高中。”为了彻底否定王实味杂文的“真实性”，艾青甚至说了一些经不住推敲的话：“延安的生活，是理想的平等化了的。在延安生活得最好的是工人。现在还经常能进出菜馆的是工人。今天延安普通的，也就是最坏的生活，也要比大后方一般的人民的生活要好些。”艾青完全不顾及这样的事实：首先，延安并无大规模的企业，“工人”的数量，也极其有限，其中的一些“工人”，其实不过是“干部”而已；其次，延安之外的“后方”无比广大，既有相对落后的农村，也有比延安经济状况发达的都市，不知道艾青根据什么说延安“最坏的生活”，也比“后方”要更好些。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指出：“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艾青挞伐王实味时的表现，给法国人的这个判断，提供了有效的支持和鲜活的证据。斗争王实味的“集体”运动，把恐惧植入了“个体”知识分子的内心，从而导致了知识分子人格的普遍扭曲和才智的严重削弱，自此后，知识分子不仅丧失了鲁迅所提倡的“敢想，敢说”的青春朝气，丧失了介入生活的热情，丧失了敢开风气的首创精神，而且还学会了明哲保身、首鼠两端的人生哲学，养成了观颜察色、见风使舵的庸人习气，——现代启蒙精神由此发生转向，中国当代文学从此陷入了一种缺乏个性和活力的消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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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的杂文是鲁迅的杂文的余响。他们的杂文，有着内在的相似性和一致性：犀利，坦率，热情，敢于直面问题和残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王实味是替鲁迅挨了整。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整肃王实味的过程，就是沮抑“鲁迅杂文精神”的过程，就是挫掉鲁迅“学生”们的精神锋芒的过程。
批判王实味之初，萧军还站出来仗义执言，批评诬王实味为“托派”乃是“‘立三路线’的一种恶毒的斗争方法”。然而，后来的气氛和形势，使他气沮色挠，自顾不暇，完全失去了继续替王实味辩护的勇气。据萧军日记记载，1942年12月15日早饭后，“王实味突然来了，他说要和我谈谈，我叫他去找此地党支部书记，免得一些无谓的麻烦。他和支部书记谈了很久，他转来了，支书郑汶也来，我让他旁听，他不肯，走了。于是王实味开始讲他的话。他激动的流泪，我叫他安静，我是静静地听着。他的神智已经不那样混乱了”。无论王实味如何忏悔，如何想弥补过失，他都无法逃脱严厉的惩罚。据吕璜回忆：“1943年，西北公学已经抓了1000多人。……记得8月的一天，学校通知我们开会，这是一场坦白大会……从后沟里押出200多名犯人，走在最前面的是王实味，紧跟其后的是吴奚如、于炳然，他们都带着脚镣手铐。这些人每过一个，会场的人就高呼‘坦白从宽’之类的口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搞批判斗争的基本模式：动员群众，声势浩大，残酷打击，彻底整垮。
在批判王实味的运动中，丁玲则磕头如捣蒜，一面大骂王实味，说他“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一面检讨自己发表王实味的文章，是“最大的耻辱和罪孽”，痛责自己的杂文《“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据丁玲自己讲，在1942年四月初由******亲自主持的高级干部学习会上，她的《“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本来是放在一起批的。后来，是因为******的保护，她才躲过一劫。丁玲说：“最后，毛主席作总结，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然而，十六年后，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刊出了《再批判》特辑，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还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一起被推上了政治的审判台。她的作品成了值得大家“奇文共欣赏”的“反面教员”。1958年1月19日******在修改《文艺报》的“编者按”时写道：“这些文章是****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这篇“按语”的最后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1941年10月，丁玲在《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中说：“鲁迅先生死了，我们大家纪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们却缺乏学习他的不怕麻烦的勇气。今天我们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然而，整肃了王实味之后，没有人敢说“不怕一切”的话了。恐惧被深深地植入了人们的内心。随着王实味的被整和被杀，杂文便渐趋式微。那些试图以鲁迅为榜样的杂文作家，从此噤声如寒蝉，恂恂如辕下驹，再也写不出“鲁迅风格”的杂文了。
鲁迅的杂文，终于还是“死了”。
2012年5月22日，于北京平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