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弱小个人与强大社会的对立之中来理解《伤逝》的悲剧意义，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精辟相当深刻的分析。但是，如果完全从这个角度出发，也还不能说明这篇小说，至少有一点比较明显，在《伤逝》中，鲁迅所着力渲染的并不是社会如何一步一步地耗尽涓生、子君的感情，而是涓生、子君之间的内部感情变化的必然过程。社会环境在小说中始终处于背景状态，它对涓生、子君的内在影响也是触发式的，而不是决定式的。《伤逝》的这一艺术角度启发我们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来理解其悲剧意义：这是新时代难以避免的两性悲剧。也正是从这个更深的意义出发，《伤逝》涵盖了一种更为广阔的现代世界的悲哀。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的任何实质性问题，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显露出来。所以，人类两性危机的社会心理反映，首先体现于18世纪浪漫主义诗人们对婚姻的苦恼上；婚姻是两性关系的社会化的表现。从雪莱对这种“强制”的法律的诅咒开始，到著作《理智之年》的萨特，危机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成了“现代意识”观照下人性不可沟通的有力佐证！世界在哀叹，现代人类在哀叹，作为人类之本的男女两性尚不能和睦相待，看来，世界的末日果真到了！基于对这一局面的恐惧不安，弗洛姆高谈起“爱的艺术”，莫罗阿也要精心修补“组成纤维的基本细胞”……
世界文学史上，对两性危机的关注和表现大致有三个过程，一是萌芽中的女性独立意识与传统男性的尖锐的外部矛盾，如易卜生《娜拉》；二是具有一定独立地位的女性与男性或男性世界的矛盾冲突，包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甚至20世纪的大量作品。这个过程中创作重心已向着人的内部世界、心理世界发展；三是在此基础上提升为一种人类永恒悲剧的思考，如萨特《理智之年》，这一层次已与现代派文学密切相关。
西方文学基本都是按此过程推进的，因为西方社会及从中产生的两性危机都是这样有序地显露和发展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情况则比较复杂了。首先，从社会状况看，能够在自由婚姻中与异性产生矛盾隔膜的本身已经是有一定独立意识的男女，在这些觉醒的男女之中，往往是男性反倒多一些现代两性关系的理想，而女性在真正现代理想的方面较男性有较大的差距（这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其次，“五四”思想启蒙中，涌入中国的文学思潮十分复杂，既有我们反对封建所急用的启蒙主义、浪漫主义，也有我们虽一时不那么急需，但为每一个站在世界高度的文学家所必然关心的现代主义，这一复杂的思想局面带来了作家作为创造主体的一系列复杂的思想、感情因素。如李何林先生所说：“人家以二三百年的时间发展了的这些思想流派，我们缩短到了‘二十年’来反映它，所以各种‘主义’或‘流派’的发生与存在的先后和久暂，不像欧洲各种文艺思潮的界限较为鲜明和久长；或同时存在，或昙华一现的消灭。”
所以，两性危机到了《伤逝》之中，就并不像西方小说那样“单纯”了：它以第一个过程为背景，以第二个过程为主要立足点；同时，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对人的深刻洞悉，《伤逝》又具有第三个过程的某些特征。
毫无疑问，子君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否则，作为一个封建家庭的女子，且处于在封建传统势力十二万分强大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上，她便不可能毅然与封建家庭决裂，便不可能不畏世人讥笑蔑视，断然与涓生实现新的结合。”但是，作为一个复杂性格组合体的子君，这只是一个侧面、一个性格的表层。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鲁迅那微妙的遣词用字吧。
子君是在一大段沉闷压抑的环境描写之后登场的。首先是声音，“在久待的焦躁中”，听到了“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这“清响”在灰暗沉重的气氛中抖落出一条光亮来，给人一股清新的振奋的气息，这自然不是一个旧人，而是给涓生，也是给鲁迅带来亮色的新人。接下去，子君亮相了：
……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这分明是一个多么柔弱的新女性啊！请注意这几个词：“苍白”、“瘦”、“半枯”、“新叶”、“紫白”，让人既感到了初春，又想到了寒秋；既想起了生命的新绿，又体味了力量的弱小。鲁迅十分微妙细腻的描写，勾画了一个如此复杂的女性，这就是子君，她属于新的知识分子，却更是一个中国女性！她自有现代的追求，但同时又不能不背上沉重的传统精神包袱。
这种包袱并不是伦理道德层的。作为一个接受过新教育的知识分子，时代精神已足以摧毁她理性层次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她才敢于大胆出入涓生的会馆，在涂着厚厚雪花膏的“那小东西”的冷眼之下，“目不邪视地骄傲地走”。在个人自由婚姻的选择上，更如此果断：“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以至于涓生也叹服：“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澈，坚强得多。”可见，在道德观上，子君是新的、现代的，她已经开始了从纵向的家庭非自主人格转为横向的社会自主人格的追求。这就决定了子君的悲剧与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等女性悲剧的本质区别。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在外来的新思想、新观念的冲击下，人格的几个层次所发生的变化是很不一样的。表层的伦理道德易动而深层的无意识状态的思维意向却比较稳定。可以说，子君沉重的精神包袱就是主要来自这个层次：其沉重在于它的影响是无意识的，如“先天”般难以自我觉察；其沉重在于负载者往往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观念；其沉重在于它还可以反过来侵袭刚刚形成的新的伦理道德观，使之动摇或萎缩。子君的悲剧是现代中国知识女性的共同悲剧。
子君人格深层的传统积淀在与涓生的恋爱初期还处于相对隐蔽的状态。这是因为两人还各自处于一个独立的生活轨道上。而两性悲剧最公开的表现却是在各自轨道相交的那一刻。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仍能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他们最后分离的最早信息：
我的心宁帖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我们已经感到，这是一种“一边倒”的交谈。“我”是那样的自信洒脱、侃侃而谈，而子君是那样的稚气和充满由下而上的仰视的崇敬。这与其说是一对恋人的热烈交心，还无宁说是热情的老师在对好学的弟子“指点迷津”。这并不是说不同层次的人之间不可能有爱情，只是从客观上看，这个难以一时消除的“距离差”已为子君、涓生的现代爱情设下了“先天”的障碍。如果说，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已经决定了涓生一类知识分子并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观念，那么，与涓生本来就有差距的子君就更是如此了。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个关于雪莱半身像的细节：
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
于是，涓生想到，“这些地方，子君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这话道破了这个细节描写的实质意义，当两性的生活轨道相交，这就意味着两性将面对漫漫人生的同一个生存目标。这时，两性之间那张神秘美丽的薄纱消失了，两性深层的各种质素就会逐渐地显露出来。“共同生活的困难常使配偶感到极度的惊异。主要原因是两性之间在思想上在生活方式上天然是冲突的”。
较之西方，中国封建传统对女性的禁锢更强：中国从未有过奥林匹斯山上群神醉舞的光辉的文明史，“现实性”很强的伦理说教之内化能力并非中世纪虚幻的宗教道德所能比拟。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主要还不是“性压抑”，“性压抑”是“对一个完全成长了的个人造成的结果”。中国主要是封建传统带来的“性弱化”，这更令人悲哀。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了女性自我人格的空前失落和人性的空前自我压抑。鲁迅早就发现了传统女性与男性平等对话之不可能的悲哀：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中国传统女性自小便与传统社会所要求的角色认同：像母亲一样关怀照顾家人，像女儿一样孝顺公婆、丈夫，所有的思想和兴趣都只是对家庭生活而言。我们可以较容易地找出中国封建社会中性与道德的某种冲突，但却很难找出女性不把获得丈夫宠爱、家庭内务和顺作为自己终生理想的例子。
在子君的深层意向中，又何尝不是以爱自己的丈夫、为家庭生活的和乐而努力为自己的根本追求呢！
当新婚的热烈已过，涓生已经感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时，子君却已经相当满足，她对丈夫是百依百顺：“我们在会馆里时，还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连这一点也没有了”；她只需要“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于是，“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她也曾因为与小官太太的“油鸡事件”而“包藏着不快活的颜色”，但如果是涓生偶有对她发出的关怀没有接受的时候，她的神色竟“有点凄然”，这不禁让人想起一句偏激的话：“女人只要不爱了或不被爱了时便烦闷。”这时我们才感到，子君将那条爱狗唤名“阿随”，并与之感情笃深是有深意的。随者，依顺也。这时我们也才理解了，当涓生正式提出分手时，子君那奇特的目光：
……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
是的，子君已经越来越深地陷入了自己“天性”的事业中，用她的全部身心、全部感情。这时，使她“变得很怯弱”的是家庭生活的困厄，使涓生婚后最后一次“似乎”感到她的“坚忍崛强的精神”的时候，也只是家庭生活有了一线希望。同时，过于繁复单调的生活也使子君失去了先前的活力，在某些时候也出现了传统中国妇女的感情麻木状态：“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
这种情感麻木深深地冻结了作为新青年所必然具有的一些现代情感。这时候，她不仅只把爱丈夫作为自己的惟一生活理想，而且对丈夫的“爱”也逐渐走向了一个单一的方面——对丈夫饮食的操劳。借用孙隆基关于中国人“身”“心”分裂的说法，这就是在“二人”关系中以照顾丈夫的身体（尤其是饮食）为主要任务，而对感情思想却几乎不予过问。所以新婚时涓生还能从子君“温习”旧日情感中获得一种温暖，后来逐渐便对这种永无休止的“吃”而烦腻了。涓生对子君的感觉最后只剩下了“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于是，在感情上，甚至“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这话是真的。
自我压缩的人格也进一步麻木了子君的情感。她把生活中的一切忧虑不快，都默默地压在自己的心中，每当涓生发现她脸色不对时，她总是说：“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自我的压缩必然带来对自我原有生活状态的固着，对情感敏锐感觉的磨蚀，加之对丈夫的无条件依赖顺从，她实质上已不可能真正思考丈夫对于改变生活的提醒：
我拣了一个机会，将这些道理暗示她；她领会似的点头。然而看她后来的情形，她是没有懂，或者是并不相信的。没有向外发展的自我意识，把自己所有的价值都附托在别人身上，使子君从来没有想到在“冷冰冰的家庭”中如娜拉般出走。传统的“从一而终”的伦理观念最终控制着她，她也不可能接受这种新的道德观：
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么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
如果我们把目光仅仅停留在作为子君性格表层的温柔体贴、勤劳善良等“中国妇女美德”这一层，而不是透过这个表层发现更深处的各种潜在心理，便不能理解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归根结底，子君“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甚至她初恋时的果敢，也“是因为爱”。涓生的这些认识是清醒的。
如果涓生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那么他对子君这个尽心尽力的家庭主妇当是相当满意的。可惜他不是，他有的是作为一个现代男性的生活理想。最使他快乐的不是子君的百依百顺和无微不至的体贴，而是昔日破屋里愉快的人生艺术交谈，是昔日“冲突以后的和解”，他的生活理想是如此，他希望这种现代的开放的生活方式能够充溢他们的小家庭。所以，当“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时，他只能是失望中的痛苦，痛苦中的失望。综合全篇，涓生对子君的情感线索是：带有幻想的初恋-，婚后的感情停滞→由隐而显的失望→遗弃。
说涓生在与子君的初恋中带有较多的幻想（理想化）成分，这对于理解涓生复杂的内心世界和这场悲剧的必然性都有帮助。
（1）涓生是在压抑沉闷的生活环境中爱上子君的。小说交代会馆的环境是偏僻的破屋、寂静的空虚、破窗、半枯的槐树和老藤、败壁，生活于其中的涓生是太需要有一个感情的补偿了！同样的，当涓生与子君离异后又不得不重新陷入这种生活时，那种真诚的忏悔，一方面是出于他作为新知识分子的人道精神，另一方面也很可能包含一种同样存在的感情补偿心理。
（2）涓生爱的主要是一个单纯、天真的子君，——每当涓生一想起子君，出现在他眼前的形象便是这样，既纯洁无瑕又柔弱可爱。联系第一条生活环境，他当时在感性上更是需要一个温柔体贴的妻子，这样，他在对子君内在世界的分析上，就难免存在理性的修饰和“幻象”。
婚姻使“幻象”消失，涓生的失望是相当大的。于是他感叹道：“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呵！”
涓生同样是一个刚刚从传统中挣扎而出的知识分子，他伦理道德层次上的封建意识相对铲除得比较干净，但是，同样是作为无意识的部分又怎么样呢？我们认为，由于男性一贯处于比较开阔的社会联系之中，在容纳新的信息改变旧有结构方面，就某种意义而言很可能优于女性。但是，谁又能说现代世界的男性在无意识领域中没有将自己置于女性之上，将自己置于主动扩张地位而置女性于被动压缩的地位呢？今日的西方社会不是仍然存在种种的性别歧视吗？对于涓生，这种心理则表现为他总是不自觉地自上而下地看待子君——理性上，他要求子君与自己有共同的生活情趣，怨子君“什么书也不看”，而在无意识中，又不能将自己与子君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从而做到心与心的交流、沟通；对于子君的怯弱，他不能从心理上进行充分的体谅，而是站在一个男性的台阶上近似嘲笑地说，人真是可笑的动物，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无意识的不平等观使涓生缩短与子君的距离成为不可能，而理性上的距离便越来越大，以致最终关系破裂。
从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对少数孤立的觉醒者的沉重压力这个方面来理解《伤逝》，自然也是不错的。试想，如果没有这种封建意识浓厚的社会迫使他们进行既定的角色认同，子君、涓生不就可以自由发展个性，进行人的自然的性爱生活了吗？但是，若是仅限于此，就还略嫌有些笼统、片面，也如本文第一段所述，与作品重心及鲁迅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微妙情绪有些抵触，比如涓生就已经分明地说过：“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
也有以“个人解放离不开经济独立”来解释《伤逝》，并且引用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关于妇女解放》等文加以证明。其实，这也是比较片面地去理解鲁迅先生关于妇女解放的论述。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鲁迅的论述过程是这样的：
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鲁迅先生意思很明白，经济权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实现社会地位平等的手段。而我们已经知道，社会地位的平等是实现心理平衡、个性解放的关键。从外在因素而言，子君、涓生的心理差正是由于其长期的社会地位不一样。也基于劳动是达到社会地位手段的认识，恩格斯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我们认为，也只有把分析深入到人性的复杂内核，才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伤逝》的悲剧深度和与之相关的艺术特征。如果说，某些社会环境的压力还可以由外部条件的变化而有所缓解的话，人性自身的沉重的积淀却很难清除了。最沉重的悲哀莫过于人性自身的悲哀。
我的老师王富仁曾说过：“鲁迅小说则不但有性格小说的特质，而且更多心理小说的因素，呈现着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小说过渡期的很多特征。”的确，若从对人自身的悲剧这一角度思考，《伤逝》呈现的现代主义色彩和心理小说特征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此外，从人性结构方面来理解《伤逝》和其他鲁迅小说也便于更精确更有效地把握鲁迅先生的创作心态。因为作家的主体创造心态总是渗透在各个复杂的立体的人物精神领域之中的，这一问题至今鲜有人涉足，而且言说多还不能令人十分满意。
最后要说明的是，《伤逝》对这一现代世界的不可避免的悲哀的揭示并不与《呐喊》、《彷徨》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总体意义相矛盾。恰恰相反，这是在一个更为深远、更为广阔的角度剖析了中国传统意识对个人的沉重负载。沉重得一人一世、几人几世都难以挣脱！
（原载《名作欣赏》198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