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唐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迫使唐高祖将自己立为太子。同年八月，唐高祖退位，传位于李世民。李世民就是唐太宗。第二年正月，唐太宗改年号为“贞观”。
唐太宗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虚心听取臣下意见，减轻赋税徭役和刑罚，使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政治较为清明，民族团结和睦，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人们称唐太宗在位时的清明统治为“贞观之治”。
为巩固国家统一，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权机构上，完善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三省的长官同为宰相，因此中央官制中的相权较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减少了中央政令的疏误。三省又互相牵制，避免了个别宰相专权。太宗重视官员的培养与选拔，大力发展与健全科举制；注重官员的质量，精简政府机构，并制定宽简的《唐律》，废除苛法酷刑，实行严格的死刑复核制度，严以执法，宽仁慎刑。《唐律》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对亚洲很多国家产生过影响。唐太宗又改革府兵制度，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
唐太宗特别重视人才和善于用人。为求贤纳才，他增设科举考试的科目，鼓励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还要求大臣们注意选拔人才，做到外不避仇、内不避亲。太宗深知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因此不拘关系的亲疏和资格深浅，广招贤才。他任用原东宫旧属魏征、韦挺等人，不记旧怨；又任用出身寒微的人，如提拔农民出身的士兵薛仁贵为将军。唐太宗用人能够舍短取长，知人善任。大臣房玄龄不善于理狱而长于谋略，杜如晦短于处理琐事而长于临机决断，太宗使他们各得其所，人称“房谋杜断”。贞观时期君臣的纳谏和直谏是历史上少见的良好政治风气。唐太宗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大臣们大多能直言极谏。魏征就以犯颜直谏而名垂青史。他向太宗进谏二百多件事情，常提醒太宗居安思危。太宗曾准备征发不满18岁的中男当兵，敕令已下，魏征就是不肯签署。太宗大怒，魏征毫不畏惧，据理力争，认为太宗不讲信用，不按制度规定的年龄征兵。太宗被说服，还赐他一个金瓮。魏征病逝后，太宗痛感失去了一面知得失的镜子。
唐太宗在中外外交上，也采取了比较积极和友好、开放的态度。随着国内民族和睦、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中国与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地区）等70多个亚非国家都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许多国家的使臣、商贾、学者、僧侣等，不断前来唐朝访问。京都长安从而成为了一座国际性大都会，成为当时世界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