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文”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
——《论语·为政》
“译 文”
孔子说：“要了解一个人，考查他行为的动机，考查他行为的途径，考查他平时的所作所为。那么，这个人怎么能隐藏呢？这个人怎么能隐藏呢？”
先贤说：“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知人实是一件难事、一件大事，从辨别一个人的言行真伪，到察觉一个人的思想境界是否高尚，中间无不渗透着人的精力与智慧。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首先应该有一双识人的慧眼。用人是内功的体现，要知人、识人且善用。其次才是个人的学识、能力、水平。作为领导者，如何才能识人呢？
孔子识人有三个步骤：“视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么；“观其所由”——知道他的来源、动机；“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做人是安于什么，能不能安于现实。一个人做学问，如果平常无所安顿之处，就大有问题。有些人有工作时精神很好，没有工作时就心不能安，可见安其心之难。孔子的三种识人方法与诸葛亮考查识别人才的七条标准可以相互照用。
孔子认为，以“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三个要点来观察人，就没什么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个人为人处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样？再看他平常的涵养，他安于什么？有的安于逸乐，有的安于贫困，有的安于平淡。学问最难是平淡，安于平淡的人什么事业都可以做，因为他不会被事业所困扰。
“视其所以”，是指要了解一个人就要看他做事的目的和动机。动机决定手段。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苏秦为扬名于天下而“锥刺股”，易牙为篡权而杀子做汤取悦于齐桓公。我们要看他做什么，更要看为什么这样做。如果我们仅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我们对人的认识又有多少呢？齐桓公被易牙的所谓忠诚感动，结果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
“观其所由”，就是看他一贯的做法。比如说赚钱吧，君子也爱财，但君子和小人不同。小人可以偷、可以抢、可以夺，甚至杀人越货。君子却做不来，即使财富如同身旁的鲜花随意采撷，他也要考虑是不是符合道。有时候不在乎做什么、做多大、做多少，而要看他怎么做——官做得大，却是行贿得来的，钱赚得多，却是靠坑蒙拐骗得来，那也为人所不齿。
“察其所安”，就是说看他安于什么，也就是平常的涵养。比如浮躁，比如急功近利，比如眼红心跳，比如一有成绩就自视甚高、目中无人，比如一遇挫折就垂头丧气、怨天尤人，等等，都是没有涵养的。这样的人做事最易半途而废，交友极有可能背信弃义。只有踏实安静的人才能威临世界而不被身外之物所包裹。
想想吧，越王勾践如果没有静心怎么能卧薪尝胆？司马迁如果沉不下心，遭受宫刑的痛苦还不缠绕终生，哪还有心思写什么《史记》？韩信如果没有静心，早成为流氓的陪葬品，哪能帮助刘邦成就霸业？静心是在寂寞中的坚忍，在困苦中的达观，在迷离中的坚定，在失败中的自信，在成功中的沉稳。有如此品质的人，谁又能怀疑他呢？
勾践（约公元前520~前465），越国国君，曾败于吴，屈服求和。后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成强国。公元前473年灭吴有些历史名人，能够以孔子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识人三部曲为基础，发挥自身优势，研究讨论出最适合自己的识人知人的办法。
近代湘学创始人、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是一位知人、爱才的人，其门下培养出一大批文武人才。他曾经花费大量笔墨，论述人才层次、特征、考查方法等的，同时，还指出“知人”过程中常见的错误，诸如以己观人、只凭第一印象、只凭个人好恶、只凭志向、重早慧轻晚成、只凭地位财势等。如此透过现象观本质，不乏真知灼见。
中国人爱讲“察言观色”，对人的观察依靠综合直觉。不过，一个人的语言和伪装的神态会掩盖他的内心本质，特别是那些巧言令色者。因此，有人说，“闪闪发亮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然而，一个人的实际行动却不会为他的为人撒谎。这一识人术在任何时代都适用。一个人的心灵，未必从言谈与神态中显现，然而举止却难作伪。由迹观心，由事窥意，方可识人。
用“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识人三部曲去识人，又怎么不能够把人看明白呢？孔子连说了两遍，似在肯定，又似乎在提醒人们做到这点该是多么不容易！
人海茫茫，世事无常。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很难。在这里，孔子为我们知人识人提供的这个十分有效的识人“三部曲”，很值得企业经营管理者们借鉴。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首先应该有一双识人的慧眼。用人是内功的体现，要知人、识人且善用。其次才是个人的学识、能力、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