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有人说，人从来都不是一个孤岛。不知道这句话可不可以理解为处在社会中的我们虽然每个人都是一个岛，但我们都不是孤独的。或者我们是一个半岛，与他人或是家族，社会组织、机构相连，又或者我们是一个岛，但是是会移动的岛，漂浮碰撞在一个叫社会的汪洋大海中。也许我们的出生充满了不可选择性，我们的家庭背景并非我们所愿。但是我们的生长又或者要与哪块陆地相接，却是有我们的内在逻辑和选择的，即使初看上去是毫无章法，似乎全出自命运的偶然和上天的安排。但事实上，还是那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无需触角，就自发的站在了不会错属的那个群体和我们喜欢的那些人中间。所以，一个人是怎样的，他的亲朋最有发言权。因此，看看他的亲戚朋友吧。就像你读红楼梦，先得把那张累死人的家谱搞明白一样。虽然你硬着头皮也能读下去，时间久了也能“无谱自通”。但还是看看的好，早了解早发现嘛。
昔孟子少时，父早丧，母仉[zhang]氏守节。居住之所近于墓，孟子学为丧葬，躄[bì]，踊痛哭之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近于屠，孟子学为买卖屠杀之事。母又曰：“亦非所以居子也。”继而迁于学宫之旁。每月朔（shuò，夏历每月初一日）望，官员入文庙，行礼跪拜，揖[yī，拱手礼]让进退，孟子见了，一一习记。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也。”遂居于此。
上面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虽然大家能了解个大概，但是还是翻译一下的好。就是说，孟子小时候，父亲早早地去了，母亲守节没有改嫁。有一阵子，他们住在墓地旁边。孟子就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学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来。孟子的母亲见了，认为这里实在不妥，不是可以让小孩子居住和受教化的地方。于是孟子的母亲就带着儿子搬到市集旁边去住。正好他们住的地方临近屠户。因为这样的关系，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起了商人做生意的样子。鞠躬迎客、茶水侍奉、屠杀牲畜、讨价还价，尽得生意人真章。孟母看到儿子这样，又说：这里也不是可以教养孩子的地方。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每逢初一、十五，官员祭祀拜祭，礼让进退有礼。孟子看了之后，又开始学着做。这时，孟母才感慨的说，这里才是孩子该住的地方嘛！于是就长久的住下来了。
在以前的儿童发蒙读本《三字经》里也收录了这个故事。从第25个字开始，用了12个字的笔墨叙述了孟母三迁的故事：“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意思就是孟母为了使孟子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曾经三次搬家。孟子学习不努力，常常半途而废，孟母就气愤地割断正在织布的纱线，以此教育孟子坚持不懈地学习。
读了上面这个小故事，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是的，孟母是个烈女子、奇女子。不惟如此不能有孟子。除此之外，这个故事还告诉了我们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我们不妨把它称做教养。另外，这个故事还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环境的重要性。我们接触什么人，尤其是在小时候也就是幼儿阶段的经历将对我们以后的生命和性格具有重大的影响。还有什么呢？孟子家看来人丁单薄的样子，不常有亲戚走动啊。不然，怎么总是搬家，搬来搬去的。不说了，我们先就已提出的进行分析。
撇过教养不谈，我们先来谈一下环境的重要性。环境的重要性早有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做过研究，我们不妨拿来参照一下。首先我们先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对于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普通人来说，使他区别于其他众多的个体，存在的唯一性在哪里？这也许一直都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也许有很多人对此无知无觉，也许有很多人因为觉悟而深深、默默地痛苦。但不论怎样，有些东西可以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可参照的坐标，虽然要是追溯过去的话，同样有些虚无缥缈。
可提供这样坐标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的面貌、气质和性格。可以说，陌生人多是从这些东西上对我们进行定位和分析，而熟悉的人则更多的不会注意到我们的面貌，会深入的与我们的气质和性格打交道。如果大家曾读过《不存在的骑士》，那么大家就可以明白，何为一个人，又何谓气质、性格了。即使没读过，大家也尽可以就这个名字进行想象。我只说一句话，那就是这个骑士仅仅是一副白色盔甲（确切的说任意这样一副盔甲又并不是他），但是他可以讲话、做事。从某个层面上来说，盔甲像我们所有已知的表面，而盔甲里面那个空洞的无实体（也许有灵魂一类的东西），可能是真的使一个人为人的东西，却也是最容易消失和最难把握的东西。也许性格就是这个东西较为明确的表达形式。那么性格是怎么形成的呢？
性格的形成不能说与机体毫无关系，性格的发生和发展实在有生物学的根源，新生儿在活动水平上就各有差异。人的这种先天的气质差异会影响家庭环境，特别是对母亲，父亲或其他哺育者的行为反应。婴儿在这种相互作用的性质和方法不同的环境中生活，自然会对孩子的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此外，高级神经活动类型上的差异对儿童行为会产生更持久的影响。性格以个人的一定的素质为前提，没有素质这个生物学前提，性格就无从产生。
身高、体重、体型和外貌等生理上的特点，对性格的形成也有影响。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也曾提到过，像体型说、血液说。之所以会提到这点，是因为通常人们会根据我们一些显著的特点来预判我们，比如说心宽体胖，再比如说有泪痣的人一般多情且伤情等等。无疑这些评价会影响到一个人性格的形成。
生理成熟的早晚对性格的形成也有影响。一般研究表明，早熟者的特征是，爱社交，关心遵守社会常规和社会准则，给人以好的印象，社会化程度高。而晚熟者则不大遵守社会常规和社会准则，一意孤行。他们的言行容易给人一种与其关心社会公意，不如关心自己的态度和情感的感觉。人们也就会据此越发的认为他们还不成熟，社会化程度还远远不够。
接下来就要讲到家庭因素在性格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儿童最早接触的社会环境。家庭的各种因素，例如，家庭经济的收入水平，家长的职业，家庭结构的健全程度（是否有父母，或只有父或母，或由继父或继母哺养），家庭的气氛，父母的教养态度，家庭子女的多少，儿童在家庭中的作用等都会对儿童性格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就家庭环境气氛来说，如果家庭环境不顺利，父母的困难处境及其忧伤的言语与苦恼表情，就容易使生长在这样家庭中的孩子变得沉默寡言，消积悲观，甚至有点玩世不恭，或者被锻炼得比较坚强，懂事和早熟。
在家庭的诸因素中，父母的教养态度，对儿童性格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日本心理学家翟默武俊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了概括。这个概括表明如果双亲是采取保护的、非干涉性的、合理的、民主的、宽大的态度，儿童就容易显示出领导能力、积极性、态度友好、情绪安定等特性。如果双亲采取拒绝的、干涉的、溺爱的、支配的、独裁的、压迫的态度。儿童就容易表现出适应力差、胆怯、任性、执拗、情绪不安等特性。
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有以下几点：一是母亲所起的作用及双亲教养态度的一致性程度。母亲以她的亲密、温暖、柔和、密切及她的社会观点对儿童的社会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双亲教养态度的一致性程度不同，对儿童性格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二是亲子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儿童对双亲的教养意图是怎样理解的，儿童的行为又怎样反过来引起双亲的新行为。三是家庭其他因素如家庭气氛等对儿童性格的影响。
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对儿童性格的发展也是不同的。科瓦列夫对一对孪生的女大学生的四年的观察发现，她们在同一家庭、同一小学和大学的历史系中接受教育，但性格有明显差异；姐姐比妹妹好交际，善谈吐，也比较果断、勇敢和主动。在谈话和回答问题时总是姐姐先回答、妹妹只表示同意或作些补充、造成姐妹俩在性格上的差异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祖母从小把她们中的一个定为姐姐，另一个是妹妹，并责成姐姐照管妹妹，对她的行为负责，作她的榜样，首先执行长辈委派的任务，这样，姐姐就较早地形成了独立、主动、善交际、果断等特点；而妹妹则养成了追随姐姐，听从姐姐的习惯。一般来说，看一个人不明白的时候，就可以了解一下他的家庭，乃至他在这个家庭的排位。通常来说家里最大的孩子最有责任感，他常常掌管一切，把人照顾得很周到，也因此有着很强的控制欲。家中排行最小的孩子常常是最受宠爱也是最受“压迫”的那一个，所以常常活力无限，又喜欢反抗权威以表示自己的存在。排行居中的人常常被父母家人忽视，所以非常细腻敏感，需要他人的关心。
不仅如此，社会和文化因素也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人都是在某种文化、某种社会和某种特定的经济地位中被教养起来的。一般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经济地位都会对我们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和自然环境，都会影响人的实践活动，在他的性格上打下烙印，从而形成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典型性格。
必须指出，影响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即使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某种性格特征的形成，其影响因素也是很复杂的。例如，据马斯洛和米特尔曼（Maslow＆Mittelmann）对儿童自尊心的研究表明，下列因素都会损害一个儿童的自尊心：（1）文化的因素：专制的家庭结构，学校中的专制教育等；（2）早期童年时代的因素：父母的严密控制、过分保护，旁人的控制，同哥哥、姐姐们的对立，与父母所怨恨的人之间的比较，过分严厉的戒律和惩罚，缺乏表扬、尊重和重视，家庭中的偏袒，把自己比作柔弱的人，不能独立、过分的依赖，用恐吓作为惩罚等；（3）现实的情境因素：身体的低劣，成绩差、失败，和旁人不同的感觉，其他儿童的势利眼或拒斥，不能适应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要求，过高的理想要求所引起的罪恶感，被视作一个幼儿等。
因此，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实际上就是他的生活经历的一种反映，是他的生活历史的记录。一般来说，人的性格，到了中学时期也就是青年期就已初步稳定了。但是性格的形成并不限于儿童、少年和青年时期，在人的整个生活中，性格特征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虽然这种改变是比较困难的，但由于人们生活实践的变化以及主体的主观努力，在青年期以后，性格还可能发生某些大的变化。
双亲的态度、学校的教育以及一般的文化、社会因素对性格的形成虽然起重要作用，但它们并不直接决定一个人的性格。这些因素都必须通过个体的心理活动才发生作用。性格的形成还有其心理活动的内部根据，关于性格形成的心理原因，目前正在探索。有一种假说叫动机泛化论。这种假说认为，动机是构成性格的“建筑材料”，性格的形成是动机的泛化和定型化。人的性格是由动机和人所掌握的行为方式的融合物所组成。但构成性格基础的不是行为方式本身。而是调节着相应的行为方式的泛化动机。这种动机，开初只出现在一定的情境中，尔后由于类似的情境不断出现，人就以类似的行为方式进行重复的反应；这样，这种行为方式的动机就扩展到类似的情境中去，逐渐转化为个性心理特征，并在个体身上巩固下来。性格的形成，实际上是由与具体情境相结合的动机向稳定的普遍化的动机系统的过渡。
此外，也有人认为，性格是从个人的生活态度中形成的，当态度根深蒂固并具有普遍化性质时，它就成了性格特征。
总之，性格的成因是很复杂的，既有外部原因又有内部原因，是这些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它们的影响程度随性格特征或随个人而异。例如，生理因素可能对某些性格特征是重要的，而环境因素（文化、社会阶层、家庭等）可能对另一些性格特征较重要。同时性格形成或改变的心理原因也可能因入而异。就同一个性格特征而言，各成因的重要性也是因人而异的。
可以说我们自小生长的环境为我们的性格的形成和生长奠定了一个基调，它是为我们个人着色的调色板。而朋友和亲戚在其中作为一个远近不同的共同体，又为我们以怎样的角度看这个世界提供了属于他们的可能性。相信大家小时候偶尔会听到家里人念叨：谁家没有几门穷亲戚阔亲戚呢。是的，刘姥姥还能和贾府沾亲带故呢，更何况大家。生活在那儿，就免不了要时常串门儿。这种文化大概属于华人所共有，那就是关系。而因为彼此的关系和距离所衍生的另一样东西，就是面子。这两样可说是由中国特色的社会关系产物，而社会和心理学家也将它们列入了观察和研究的行列，我们也因而能有更多的机会得以厘清他们究竟是怎样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成长。
1.人情的起源。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家庭为经济主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中国人的社会秩序建立于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以人情和家族为主的伦理本位社会。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人情，人情是由传统农业社会中小农意识发展起来，与儒家思想有着天然的联系，并且在封闭保守民族心理影响下，形成独具特色的人际交往关系。直到今天，农民的相互关系上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相互之间以家庭为单位，基本利益不交叉（你家的田和我家的地，界线分明丝毫不相包含和混淆），相互交叉的更多的是感情。传统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所调整的关系，主要局限于“私德”的范围而非“公德”，主要涉及感情而甚少涉及利益调整。
2.人情的内含。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一个“仁”字，“仁”就是在“人”字旁边加个“二”，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界定什么叫“人”。传统儒家文化的本质其实就是人伦文化，处理人们相互关系的文化。中国的个人是由群体来定义的，中国人是由社会关系与角色来定义自己，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传统社会中“个人利益”在中国社会上是不合法的，因此明白追求个人利益更是不容存在的，而在西方每个人都可在已规定好的法律游戏规则下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在中国的文化下个人不能明目张胆地争取权利。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家族主义、人情取向、重变通性、模糊性、情境性、层级关系、权威性人格、循环性或同时性的时间思维法等。由于长期的农业社会，传统上中国人的社会秩序的组织原理基本上建立于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以关系、人情、面子、服从、从众、特殊主义和家族集体主义为主的伦理本位社会。儒家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发展出一整套完整的以人伦关系为核心的“人情关系学”，创立出一套家族伦理本位文化。这种文化压缩有个性、有自我人格的人，只重视和强调由家庭伦理生发出来的家族关系。儒家学说中“三纲”、“五伦”这些重要的概念，实际上都是家族伦理或它的延伸，“五伦”之外，是绝不可能出现“群群”关系（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一“伦”的。因此，中国文化压缩个人，注重家庭，将人际关系家庭化。正是这种文化原因，造成了中国的传统人际关系本质上就是一个家庭伦理问题。自周公、孔子以来的两三千年，中国建立起了一套极其稳固的，把人伦关系权力化、名分化的礼治秩序，并用这套秩序代替了宗教，代替了道德，代替了法律，代替了政治。依照这套秩序，作为个体的人的个性、主体性、创造性，通通不予承认、不准发展，人的群体性、社会性特征长久被压缩在忠、孝的道德要求之下，任何与这套礼治秩序无关或相抵触的社会活动、社会团体都不可能有生长的土壤。
3.人情对中国人行为的影响。
（1）从众心理与羊群行为。儒家学说强调“族群主义”的人生定位，强调“能群”即个人在群体中的生存本领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在群体中，“家长”具有绝对权力，众人的人格处于从属地位。族群主义要求每一个人都“忘己”（毫不利己）、消融于群体之中（族群是一个大熔炉），但却并不主张平等，而保持等级，结果是依等级、辈份形成普遍的“下对上”的人格从属关系、依赖关系。人格从属关系，产生族群主义的服从心理，并在牺牲个人权益的要求下，个人精神消融于群体中，只要权威发出指令，个人就将是心理群体一员，依照群体中其它人的行为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
（2）关系堆积与法情冲突。社会学家费孝通说过，中国人基本上就是活在一个人情网络里。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资源。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中国人最大的东西是“人情”，人情的核心就是面子。人们的一生，多少人都在为“名”而奋斗。“名”被人们大体理解成“面子”。有无“面子”，“面子”的大小，反映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形象。面子这东西一是浅，只重表面。二是大，无边无沿，上至的国家法律，下至道德规范，都可在面子的覆盖下荡然无存。面子既“大”又“重”，生活中不少人被面子所累，甚至压得喘不过气来。
因此，中国人很讲究人情，准确地说是很要面子。这面子不是自己给自己，而是向别人来讨要，即“面子”不是通过自我人格、尊严与荣誉等自我形象树立来，是个体要求别人对自己尊重与顺从而得来。在他人取向下，传统中国人对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意见特别敏感，老是要顾全“面子”，要有“脸”，希望在他人心目中保有良好的印象。“给个面子”、“赏脸”与“捧场”、“请您夸两句”具有相同的意思。
可以说，正是这样的关系网像涟漪一样扩散开去，使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其中。大家根据亲疏远近关系有一层层的关系圈。我们常常不自觉的把人分为圈内人和圈外人，别人也对我们如此划分。于是我们做事常常会想，这样大家会怎么看我？又或者说这件事大家哪里可以帮到我？前者就是面子，有时候它会有激励作用，使得我们因为要“脸上有光”的关系而竭尽全力把一件事做成。但有时，因为“怕丢面子”的缘故，我们又会瞻前顾后，做事不够爽快。会一直担心熟悉的人知道了会怎样看我们，做不好又会怎样一类的问题，从而错过了干一件事最好的时机。后者就是关系了。有关系的话，做很多事，我们会省去很多力气，节省很多机会成本。但是关系又是一个礼尚往来的东西。它的潜规则就是你要对我有用，不管是现在或者将来，最好是一直有用。如果你没有什么可用的地方，那这关系实在是没有维持的必要性。当然大家不会将关系作死，彼此心知肚明就好了，以后也有回旋的余地。这也可以解释何谓顾全面子，唯如此，才有日后可能在建立起来的关系。
讲了这么多，其实就是要说，如果你觉得一个人的行为或行事方式实在是难于理解，那么就去看他的家人吧。他习惯于饭前洗手，他对地上的头发有近乎偏执的憎恶，他对穿红色连衣裙的女人评价刻薄，他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真的不能读懂他何以是这样一个人吗？了解一下他的祖父母，他的父母亲，姊妹兄弟，还有他自小生长的地方以及从小他接触的人。如果你对这个图谱能有明确的了解了的话，相信很多他的习惯、他的行为方式、他的性格癖好你都能在不经意间找到它的历史本源。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那么不妨看看他自己选择的朋友，以及他是和朋友怎样相处的。毕竟这是他愿意自己呈现的样子和喜欢的氛围。这样，也许你会更了解他内心的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