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所独有的审美范畴。所谓意象，“就是寄意于象，把情感化为可以感知的形象符号，为情感找到一个客观对应物，使情成体，便于玩味观照。”简而言之，意象就是创作者将个人的主观情感外化投射到事物之中去，使创作者的情感具有更丰富的底蕴。在中国当代电视剧中，大多编剧、导演比较喜欢选择一些具体的实物来寄托一定的情感，像月亮、太阳、镜子等类的景物意象。近年来，一些代表空间的事物，比如胡同、弄堂、酒吧、咖啡厅、唐人街等空间意象也陆续出现在荧屏上。本文试图从空间的角度来分析那些承载着剧作家丰富的情感内涵、代表都市文化精神的意象。
意象之一：四合院、胡同、弄堂
“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一定空间内进行的，因而研究人类文化发展时绝不能忽略地理环境及其作用。西方现代城市学认为：‘自然环境，天长日久确实可以给国民的素质以某种决定性的影响。居住环境与国民素质的关系，可以说是反射体的关系。’”
四合院和胡同是北京的一大文化特色，曾经有人就把古都文化称为“四合院文化”和“胡同文化”，这一点也不为过。“北京过去由千百万大大小小的四合院背靠背，面对面，平排并列有序地组成，为出入方便，每排院落间必要留出通道，这就是胡同”。胡同深处是无数温暖的家，由于民族传统的恋土守护意识，北京人对胡同有着不可言说的特殊感情。北京的胡同作为北京古老文化的载体，具有一种永恒的魅力。四合院是老北京典型的民宅模式，其建筑形式、结构和格局所形成的居住环境给人以安全和谐之感，是和平、安详、幸福生活的象征。由此，“胡同”、“四合院”这些京味十足的词语在北京人的生活辞典里已不仅仅是街巷的别称，它们早已超出了建筑符号本身的意义，是一种北京文化的象征、故都文化的承载。《百年德行》、《故都子民》、《北京爷》、《大马路小胡同》、《带后院的四合院》、《四世同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皇城根》、《京都纪事》、《风雨丽人》、《空镜子》等等，这些电视剧表现了京城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他们虽在京城，但无权无势，生活艰辛，心胸宽广。电视连续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镜头里充塞着胡同、大杂院、筒子楼的空间影像。主人公张大民在家里兄弟姐妹五人中排行老大。早在张大民刚懂事那年，他父亲就因公伤突然去世。寡母拉扯着孩子们挤在京城大杂院的两间小屋里勉强度日。毋庸讳言，作为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厂职工，张大民要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要帮助寡母支撑着这个家，其艰难可以想见。京味生活艺术有着较高的宽容度，“为了北平人的‘老三点儿’——吃一点儿、喝一点儿、乐一点儿，就无处不造成趣味，趣味里面就带有一种艺术性，北平之使人留恋就在这里。”在世俗生活中寻找趣味，升华出精神创造，是京味文化的独特之处。贫嘴张大民也富有这样的精神，底层小人物凭借自己可怜的资源现状，使出浑身解数在世俗生活中努力生活，“一口粥也要喝出滋味”。滋味是一种主观感受，未必真正存在，“咂摸出滋味”，是依靠一种努力，使一种通常被遮蔽的美好感受从日常生活中凸现出来。这里依稀可辨出一种生活艺术来，这与传统京味的生活艺术，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脉相通的。
解读城市与古老京城的感悟不同，十里洋场的上海作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最早接纳到国际资本，最先感受到异域文明，开阔的地理环境培养了上海人较为开敞的胸襟和情怀。作为展示城市历史文化内涵的空间意象，弄堂本身有着丰富的意义。在历史上，上海主要是由弄堂组成的，那里曾经集中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人口。弄堂的生活环境与花园洋房、公寓大楼截然不同，它作为上海普通市民主要的生存环境，明显地制约着上海人的日常生活起居。弄堂里的平淡日子不似都市钢铁大楼里的那般冷淡，反而更富有人情味，邻里之间互相扶持、互相沟通，虽也存在猜忌和非议，却无处不透着弄堂特有的温情。电视剧《结婚一年间》虽然再现的是上海最普通的石库门小弄堂一家三代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其着眼点却在刻画几代人之间的伦理观点和行为准则的冲突及其由这种冲突带来的令人欣喜的变化，在有限的空间里展示了丰富的社会内涵和文化意蕴。弄堂的女人们是踩着踏实的脚步走过来的，对于生存的体察，是细腻而务实的，在她们的日子里，没有什么风起云涌、惊涛骇浪，她们满足于实实在在、平平淡淡的寻常生活。根据王安忆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在平安里的凡俗生活，褪去了若干年前“上海小姐”的华丽底色，归为平淡，精心实惠地过小日子。王琦瑶到了平安里，认识了严家师母、毛毛娘舅、萨沙等人，这些人闲暇时光以打麻将为消遣，后来又发展为娱乐之后的吃喝。即使在自然灾害期间，生活也围绕着“吃”来进行。无论何种年代，他们暂时忘却人生的悲欢、世事烦扰，而细细雕琢打磨着生活细节，让人为这些精心打磨的细节而莫名感动。上海弄堂里的普通市民融智慧于世俗，集聪颖于琐屑，把生活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世俗的优胜者。大量的上海人生活在这样的房子中，她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都是故事，而这些故事也就在他们的石库门里弄住宅形象上显现出来了。
意象之二：酒吧、咖啡馆、霓虹灯
中国当代都市的发展是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的，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市民社会是都市社会的主体，它有着一整套与商品经济密切相关的经济自由、政治民主、文化多元的要求。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都市社会所固有的审美风尚，使城市社会具有更世俗化的消费主义审美风尚。在当代电视剧中，编剧、导演们毫不掩饰对于现代都市意象群的种种关注，于是“酒吧”、“咖啡馆”、“霓虹灯”等频频出现在荧屏上。他们通过酒吧这一心灵栖息之地，编织出当代小资们充满情调的精致生活以及青春一代的迷茫与追寻。
“酒吧”意象群充斥着小资情调，在酒吧氤氲的乐声中，在酒吧灯光的暗影中，在酒吧细致、富于个性化的装饰中，在来酒吧的消费人群中，小资情调轻轻蔓延出来。作为酒吧主要消费群体的所谓“小资”，一般拥有良好的修养、较高的素质，从事着高薪而体面的职业，具有属于他们那个阶层的人的品位。他们过着一种十分讲究和精致的生活，精致到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气息和动作。在当代电视剧中，观众可以看到都市小资们生活的精致以及他们所谓的品位与格调，可以看到在都市逐渐兴起发展的“小资文化”。他们随心所欲地消费，在高级社交、购物、娱乐场所应付自如，处处讲究品牌，衣食无忧、潇洒自如，看小资品牌杂志。在电视剧《白领公寓》中，来上海考现代舞团的任飞儿和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IT精英裔天，阴差阳错地住进了白领公寓同一套房间，开始了异性合租的生活。男女主人公出入高档公寓，他们或在高级酒吧里谈情说爱，或在豪华百货公司里潇洒购物，或在白领社交圈里顾盼自如。广州作家张欣笔下的城市人活动的场所带有一种小资情调。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浮华背后》再现了一种由香车、派对、舞台、桑拿浴等形成的感性、享受、迷醉、风雅的城市背景，在这种城市背景下，剧中人物的衣食住行，随处可见黑啤加生鸡蛋、高档别墅、卡迪拉克等品牌标志、精品屋、酒店、咖啡馆、名牌服饰和高档轿车及沙龙式的聚会、精心修饰的装束和有教养的谈吐……所有这些都市小资生活细节构成张欣剧本中重要的符码，支撑这些符码的就是金钱，在商品经济土壤的培育下，由这些小资情调的时尚符码构成的城市生活时尚不可避免地具有消费主义的特点。同样，电视剧《男才女貌》、《粉红女郎》、《真情告别》、《涩女郎》、《中国式离婚》、《堆积情感》、《美女也愁嫁》中弥漫着的是各具特色的咖啡馆、酒吧以及绚丽的霓虹灯，这里有着都市白领生活的真实再现，充满着浓郁的小资情调。
酒吧是心灵栖息的场所，弥漫着浓郁的小资情调，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活力。同样，酒吧还是个适宜于表达人类隐秘生活状态和情感的文化场景。在这里，个人可以自由释放出对欲望的追逐。那些自命不凡的叛逆的“另类”们在酒吧里纵饮狂欢，他们不时对现实进行颠覆，实际上也完全是充当着都市欲望的表演者、消费者和牺牲者。到酒吧里来的都市人各怀目的：女人幻想捕获个有钱有脸的体面男人，而男人则变着法子去寻找欲望的发泄目标，于是酒吧往往与黑夜、欲望联系在一起，成为当下都市文化中颓废空虚的符号。电视剧《浮华背后》中，W市海关关长的儿子彭卓童，就是在酒吧里邂逅演员莫亿亿，并与之一见钟情。莫亿亿也因有着那种对高质量生活的渴望而甘愿与男友剧虎分手，寻求那种分分秒秒的新奇与刺激。剧虎也终因看透了世俗对金钱的热望而放弃了兽医专家的职位去做收入相对丰厚的内衣模特，所有这些，物象也好，人物也好，成为一个个具体的能指符号，其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统一的能指——欲望。在当代青年一代的成长过程中，一些所谓的白领阶层掩抑不住地透出莫名的迷茫与感伤。青春、物质、金钱并非他们所缺乏的，但精神上的漂泊无依、迷茫忧郁却让他们苦苦寻求解脱。于是，他们选择了酒吧，选择了放纵欲望，选择了放荡的生活。电视连续剧《好想好想谈恋爱》的主角是四个生活在北京的女性，年龄均在三十岁以上，她们性情相异，各是一种类型的代表：谭艾琳是一个情感细腻、成熟妩媚的书吧老板；黎明朗是一个外形男性化、性情直爽、内心脆弱的电视台制作人；毛纳是一个开放、现代、性感迷人的形象设计师；陶春是一个单纯可爱的广告公司编辑。这些白领们在现代化大都市生活中的婚恋经历、情感故事以及与异性的所有接触被截取下来，作为一种横断面供观众欣赏。作为都市风景线中的红男绿女，故事的主人公们在都市欲望的黑夜中骚动，在她们的意识中，时间消失，留下的只是空间性的现在时，她们所表现的反叛姿态和抗争都是寄生在都市物质意义上的。而各种另类的、被压抑的情感，卑微的幻想和放纵的欲望，大多是在酒吧里得到肆意的滋生，并在肉体的碰撞、扭动、癫狂中得到尽情的释放和前所未有的表演。
意象之三：唐人街、美国、东京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每个人都应有他自己的归属。小则归属于一个家庭，大则归属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按照惯例，人类划分成不同的民族，民族之间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人种、风俗、法律制度上，更多地还是体现在这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文化上，当这种文化承载在一个具体的个体身上时便是一种潜在的民族意识。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当“出国潮”、“留学热”席卷中华大地时，一大批北京人去了大洋彼岸的纽约，不少上海人离开了难舍的热土到了隔岸相望的东京，还有南京人、天津人、广州人、武汉人等走向了世界许多地方。在那里，有的人读书，有的人打工，也有的人经商。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荧屏上陆续出现了一批再现华人移民奋斗史的力作，如《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新大陆》、《樱花梦》、《午夜有轨电车》、《绿卡族》等等。
当代中国电视剧中都市意象意义生成的全球层面主要包括：全球空间与本地空间之间的关系、全球性与地域性之间的关系、全球资本的逻辑与乡土社会的秩序之间的关系、不同文化秩序及其个体之间的关系等。国族层面包含的则是：国家认同与区域认同之间的关系、现代国家制度与传统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国家宏观政治规划管理与少数弱势群体日常利益之间的关系等。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的北京音乐家王起明和妻子郭燕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来到了神往已久的美国纽约。《上海人在东京》中的青年律师祝月才高气盛而屡受排斥，一气之下抛妻别子远渡东洋。王起明、郭燕以及祝月是中国荧屏上出现的第一批中国移民，对于这些迁徙者而言，“美国”、“东京”，既是地理意义上的目标，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归宿。“美国”、“东京”已成为一种成功的标志、一种心理的慰藉、一种情感的炫耀；甚至，“美国”、“东京”也是一种精神、一种气度、一种依托。确实，对于更好生活的选择是他们的神圣权力，也应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断进步的强大动力。既然这些移民能够跨越国界实现自己的生命追求，一个国家同样也应超越意识形态的藩篱去实现民族的强盛和人民的富裕。也就是说，尽管当前的全球化、现代化是在西方的主导下展开的，但现代化既然是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中国就应有勇气加入这一进程。这种流徙与融合而显现出的发展流程，不仅生动地展现出新移民文化迁徙和精神流散的曲折历程，而且也大体吻合了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发展的轨迹，从而使这类电视剧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迈向世界的一种形象折射，由此在宏阔的世界视阈中成为中国阶段性历史的鲜明影像。这种民族印记和历史意蕴的注入，既使当代电视剧中都市意象群落的创造具有某种内在的必然性，又使其意义构成接纳了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涵。
不过，在《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新大陆》等电视剧中，观众虽然能感受到中国国人融入世界的坚定步伐，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界的历史秩序里中国当时还是属于经济和文化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在全球化语境中，西方文化总是占有文化优势，全球化本身就是西方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向发展中国家渗透的历史过程。中国在努力融入全球化体系的同时又不得不忍受西方的文化霸权，甚至要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中牺牲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一开始就是再现王起明夫妇离开北京到美国的一些场景。虽然是清晨，但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门前却早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这个城市的场景中，排队的人都是憧憬“美国”城市生活的“中国人”，他们都是为了离开“中国北京”到“美国纽约”去。电视剧就这样将“背景”放在“被抛弃者”的位置上。王起明夫妇居然坐在飞机上还有点不相信是去纽约，反复向空中小姐打听：“我们是去美国吗？”“民族意识”就这样在不断的询问中丧失殆尽。接着，电视剧再现王起明夫妇踏进大都会纽约的情景。通过王起明的视角，观众看到了纽约的全景：既有高楼大厦、广告霓虹灯，又有流浪汉和贫民窟，而这些城市景观也让王启民“震惊”，他们就像《红楼梦》中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震惊于纽约的一切。尽管《北京人在纽约》中剧作家处处维护着中国和北京的形象，但是电视剧依然渗入一种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的危机意识。事实上，在潜意识中，王起明对自己的“中国身份”始终不满意，他拼命学英语和挣钱都是为了融入纽约社会。剧作家已经把王起明想象成地道的“美国人”，在电视剧结尾处，王起明对新到美国的中国人邓卫按照“美国人”的习惯招待。《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起明以及《上海人在东京》中的青年律师祝月都对自己的身份不满意，但是他们似乎无法融入西方社会，他们的“他者化”仿佛是无可奈何的举动，民族—国家意识以及身份丧失的同时又渗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愫。王起明既憎恨纽约却又不愿意离开它，“爱恨交加”的双重心理在电视剧主题曲中表现出来：“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意象分析实际上和文化是有联系的，意象分析也就是一种精神关注点及其凝聚耗散过程的文化分析。因此，我们的文化诗学必须从文化变迁史的角度才能看透中国诗学的奥妙。——文化是诗学的血液，是诗学的肌理；诗学是文化的神采，是文化的风韵。”杨义，中国诗学的文化特质和基本形态，中华读书报，2002-08-21四合院、胡同、弄堂蕴涵着市民的温情与生存较量；酒吧、咖啡馆、霓虹灯代表着都市现代的消费与欲望；唐人街、美国、东京体现出华人移民在“拥抱全球化”的过程中夹杂着自身身份的丧失，所有这些空间意象无不渗透着剧作家的深厚感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这些意象又能逼真地再现特定时代故事发展的空间环境，把最能代表都市精神和底蕴的一面再现在观众眼前。
（《电视研究》，2007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