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虽然几起几落，但总的来看，武则天对狄仁杰还是比较器重的，尤其晚年更是优礼有加。武则天为了改朝换代，不惜官爵，滥授于人，以收买人心，确属事实，但是考课颇严，一旦发现不称职者，迅速黜退。唐人陆贽评论说：“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宋人司马光也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这些评价都是比较客观、中肯的。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任用也是体现了任人惟贤的原则，晚唐诗人皮日休说：“呜呼！天后革大命垂二十年，天下晏如不让贞观之世，是遵何道哉？非以敬任公乎！不然者，来俊臣之酷不能诬，诸武之猜不能害，房龄之谏不能逆。”《全唐文》卷799皮日休《狄梁公祠碑》。皮日休认为武则天所以取得了较大的治理成就，关键就在于任用了像狄仁杰之类的贤臣，使他们得以施展才干，才取得“天下晏如不让贞观之世”的业绩。皮日休的这种看法虽然是主要针对狄仁杰与武则天之间的关系而言的，推而言之，与陆贽、司马光等的评价又何尝不是殊途同归呢？
武则天能重用狄仁杰此类贤臣，被重用者也尽心竭力、忠于职守，辅佐武则天治理好国家。以狄仁杰为例，他无论在地方任官还是到朝廷任职，都颇有建树，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政绩。但是忠于职守，勤于国事，并不等于狄仁杰赞成大周革命，辅佐武则天，也不等于拥戴她称帝。在狄仁杰心目中始终都把自己看成是唐朝旧臣，把武则天视为李唐的皇后，这一点在狄仁杰的言行中有明确的反映。他被来俊臣诬陷下狱后，在供词中公然宣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可见他一贯以唐室旧臣自居，尽管此时他已是大周的宰相。圣历元年（698），武则天与狄仁杰商议皇位继承者人选时，狄仁杰当面对武则天说：“陛下身是大帝皇后，大帝寝疾，权使陛下监国；大帝崩后，合归冢嫡。陛下遂奄有神器，十有余年。今议缵承，岂可更异！”《资治通鉴》卷206圣历元年三月《考异》引《狄梁公传》。在当时持狄仁杰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如王方庆、苏安恒、王及善、吉顼等一大批人，均是如此。苏安恒在上疏中明确指出：“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故《诗》曰：‘惟鹊有巢，惟鸠居之。’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全唐文》卷237苏安恒《请复位皇太子第二疏》。公然认为武则天建立的大周政权是鸠占鹊巢，来路不正。这些都是武则天所熟知的公开的言论，至于私下的议论尚不知有多少。这就说明在武则天的大周朝廷中有一大批朝士是心系唐室的，他们尽管不反对武则天对天下的统治，但是却把武则天的统治时期视为唐朝统治的继续，把忠于职守与忠于武氏家族截然分开。正因为如此，当武则天对朝政的控制稍有松弛时，便爆发了推翻其统治地位的政变。
以上这种看法在民间也普遍存在着。如圣历元年，突厥侵扰河北，武则天命刚刚恢复太子地位的李显为河北道元帅，以讨伐突厥。在此之前，朝廷召募兵员一月有余，只有不满千人应募，听说太子亲任元帅的消息后，应募者云集，很快就召募到5万多人。可见人心之向背。这种状况和镇压宗室起兵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有一则故事说，狄仁杰任宰相时，他的堂姨卢氏就居住在洛阳郊外午桥南别墅，尽管与狄仁杰所居的尚贤坊相距不远，但她从未入城，与狄仁杰不相往来。倒是狄仁杰颇为殷勤，每逢节日都要前去探望，不废以下事上之礼。有一年冬天，大雪过后，洛阳郊外银妆素裹，适逢狄仁杰休假，他便踏雪前往探视姨母。进门之时，正好碰见表弟身背弓矢手提雉兔，也从外面？归来，“顾揖仁杰，意甚轻傲。”狄仁杰没有计较表弟的态度，对其姨母说：“我现在朝中为相，表弟有什么要求，愿意竭力去办，一定遂其心愿。”卢氏回答说：“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狄仁杰听后感到十分惭愧，唯唯喏喏而退。卢氏与其子对武则天的这种态度，在百姓中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狄仁杰在这种场面中的心情也是真实的，正因为他不赞同武则天改朝换代，但又无力扭转局面，所以才感到惭愧。如果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自然也就不会感到愧疚了。
后来，狄仁杰力主迎归庐陵王李显，挫败了武承嗣、武三思谋图获得皇位继承权的企图，目的就是恢复李唐的统治地位。不仅如此，在李显恢复太子地位后，狄仁杰曾进行过一次恢复李氏统治的尝试。根据《旧唐书》卷92《魏元忠传》的记载：“昔则天在三阳宫不豫，内史狄仁杰奏请陛下监国，元忠密进状云不可。”这是中宗即位后，御史袁守一劾奏魏元忠时所说的一段话。这里提到狄仁杰的官职是内史，他得到这一官职是在久视元年（700）正月，同年九月狄仁杰就死去了。故狄仁杰提出这个动议当是在这年正月至九月之间。另据记载，武则天这年四月曾驾幸三阳宫。五月，武则天服用了僧人胡超进献的长生药，“疾小瘳”。说明武则天在三阳宫的确患病了，服药之后病情稍有好转。狄仁杰请求让李显监国当在此时，结果被魏元忠阻止而未成。自古以来皇帝因事离京或患病，请太子监国本是常见之举，唐太宗生前也令当时的太子李治（唐高宗）监过国。为什么此次狄仁杰请李显监国，魏元忠竟密表进奏阻止呢？根本原因就是唐太宗父子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而武则天母子之间却大有隔阂存在，弄得不好武则天的统治地位将会受到威胁。三阳宫位于嵩阳县（河南登封）境内的大山之中，距洛阳160里，“有伊水之隔，坂之峻，过夏涉秋，水潦方积，道坏山险，不通转运，河广无梁，咫尺千里。”根据记载，武则天在这里直到七月仍无返回洛阳之意，打算避过暑热，天气凉爽之后才返回。当时左补阙张说曾上疏请求武则天尽早返回洛阳，不宜久在山中，其中理由之一就是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指出武则天“安山谷之僻处，是犹倒持剑戟，示人柄。夫祸变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乐必诫，无行所悔。”以上见《唐会要》卷30《三阳宫》。这些话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就是婉转地告诫武则天不要给人造成政变的机会。狄仁杰之所以于这个时候提出要太子监国，是大有深意的。魏元忠反对狄仁杰的提议，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否则，当皇帝离京且患病不起时，皇太子监国理所应当，为什么还要坚决反对呢？难道不怕贻误国事吗？
明代学者李贽说：“梁公始者几危，后得免于虎口，遂有悟于黄帝、老子之旨，同尘合，与世委蛇。”《藏书》卷9《狄仁杰传》。也就是说狄仁杰在吃了苦头之后，遂采取黄老之学，无所作为以避免再遭不幸。这种观点为清代学者王夫之所坚决反对，他根据狄仁杰一生的所作所为，认为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无不正之言，无不正之行，无不正之志而已矣。”《读通鉴论》卷21《中宗》五。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狄仁杰既然持身以正，为何不洁身自好，避而不仕？对此王夫之认为在这个时期唐朝不会灭亡，武周也没有一直延续下去的可能。理由是武氏家族中如武三思、武承嗣之流都不过是市井小人，醉生梦死，“逐声狂吠”，没有什么治国安邦的能力和智慧，并不难对付。如果狄仁杰这些贤臣洁身自好而不仕，任这些人胡作非为，等到武则天百年之后，再如汉末那样起兵于南阳，枭王莽于渐台，就会使中原陷于战乱流血之中。“何为弃可为之时”，任其妖乱？他认为狄仁杰在朝中坦然行事，抑挫诸武，请复庐陵，安排忠直之士于津要，才是忠君爱民的直臣行为，值得千古颂扬。王夫之的这种观点是比较切合实际情况的，考察狄仁杰一生所做之事，的确不存在偷生苟活的现象，相反却是始终留心朝政，直到临终前还上疏谏止武则天佞佛。
狄仁杰身为武周宰相，却心系唐室，千古以来非但没有受到指责，反而受到历代士人的赞扬，被视为匡复唐室的名臣。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人们对武则天取代李唐，建立武周政权持有不同的看法。由于人们对这一举动的否定，必定就会对否定这一政权的人的行动予以肯定，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