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
黑明威下了车，拎挎着大包小箱，进门，上楼，直奔301房间。当他摸出钥匙准备开门时，发现门居然没有上锁，虚掩着，有若隐若现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室内似乎有人。他轻轻推开门，蹑着手脚进去，萨根冷不丁从卫生间里闪出来，吓了他一跳。
“你怎么在我房间里？”黑明威瞪着萨根，疲劳使他目中无光。
“你走了这里就成了我免费的午餐。”萨根笑道，“这饭店的老板指望我把他儿子弄去美国呢，进你的房间还不是小菜一碟。”接过他手上的东西，萨根关切地问，“怎么才回来？”
黑明威没好气地说：“能回来就不错了，一路上都在塌方，到处都危险。”
萨根很关心大箱小包里的东西，黑明威一一翻腾出萨根要的东西：一只小纸箱里装着发报机的配件，两只空酒瓶里装着密件资料。最后，黑明威还从大纸箱里端出一只小木桶来，打开，里面竟装满了红苕。
萨根不屑地说：“你带这个干吗？还怕我饿死啊？饿死我也不吃这猪食。”
黑明威不说话，三下两下捡出红苕，桶底竟露出了一把手枪和几盒子弹。
萨根一惊，瞪着他说：“我没让你带这些东西啊，多危险，万一被查了呢？”
黑明威说：“我喜欢，我花钱向他们买的。”
萨根指责他：“少老大不是已给过你一支枪吗，你要这么多枪干什么？”
黑明威取出枪，装上消音器，在手里把玩着，“嘿，德国货，好枪哪。当间谍没一支好枪像什么样？我喜欢这把枪，杀人于无声之中。”
萨根从他手上夺过枪，嘲笑他，“你杀过人吗，好像杀过很多人似的。武器越高级，说明杀人越容易，任务更好完成。以后我给你找个机会吧，让你尝尝杀人的滋味。”
黑明威不理睬他，小心翼翼地把红苕一个个分类，像有标志似的，分出一批相对比较大的，放在一边。萨根问他在干吗，他依然不理睬，专心致志又如数家珍地把一堆大红苕数了一遍。随后，抓起一个大红苕，双手使力一掰，红苕裂开，露出一个黄黄的像鸡蛋一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萨根好奇地问。
“眼睛。夜幕下的眼睛。”黑明威神秘地说。
“你少废话，”萨根不耐烦地说，“到底是什么东西？”
“照明弹。”黑明威不屑地说，“你连这都没见过？我都见过。”
“我们要它干吗？”萨根问。
“我也不知道。”黑明威指指刚从酒瓶子里掏出来的信件资料，“这些都是给少老大的，你也无须知道。”
萨根放下手枪，拿起一枚照明弹端详着。就在这时，突然有人敲门，一个服务员在外面说，有黑明威的信和电报。黑明威想去开门，被萨根拦住。萨根在他耳边轻语一句，黑明威便说他在洗澡，请服务员从门缝下把信和电报塞进来。
服务员就从门缝下将信和电报塞了进来。等服务员的脚步声走远，黑明威捡起信和电报看起来。看了一会儿，他抬头对萨根说：“对不起了，我得暂时和你说再见了。”
“怎么了？”
“呶，你看，”黑明威把电报递给萨根，“社里给我安排了任务，要我马上去河南采访。蒋总统以水伐兵，炸开黄河，想用黄河水阻挡日本人的进攻，结果把他的臣民也害惨了，现在都已经在人吃人啦。这是个特大新闻，我们报纸肯定要大做文章。”
黑明威这一去便是一个多月，等他回来时，重庆已经不再是他熟悉和想象的那个城市，他的“大本营”粮店已荡然无存，少老大、桂花、幺拐子等多名曾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已经命不守身，尸骨成泥化土。更有无数他不认识的黎民百姓、无辜者、不幸者，被他千里迢迢从成都带回来的命令和设备搞得粉身碎骨，魂断天际。
黑明威，一个英俊的男人，一个痛苦的孩子，一个自我的异己者。他在新德里市郊的一栋杏黄色的花园楼房里长大。父亲是个信奉佛陀的虔诚苦行僧，长年浪迹天涯，托钵为生，诵经为业。母亲却是个交际花，经常呼朋唤友，在家里举行烛光晚会，节日派对。在门背后，在花丛中，在楼梯口，在假山边，在昏暗的灯光下，在明亮的月光下……他幼小的眼睛曾无数次地亲眼目睹母亲和一个个陌生男人相拥相亲。他不知道这些男人哪一个是他的父亲，更不知道这些儿时觉得很新奇好玩的记忆，长大了会令他羞愧万分，时常因此而痛不欲生。他的青春是从向往死亡开始的，生命不可贵，爱情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故乡是逃亡的起点，家是豪华的废墟，所有认识的亲朋好友、同学老师都是可以忘却的陌路人……父亲在佛陀的虚幻世界里摆脱了现世的罪苦，找到了极乐，卸下的罪苦却都让他名下的儿子全部担当了。从成人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担当，担当，永无止境。这是一个自小被孤独和羞耻吞噬、压垮的可怜虫，他渴望告别，渴望冒险，渴望剌激，渴望赴汤蹈火，在危难中燃烧生命的火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