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粉工业从1913-1921年的9年间，全国设立了一百二十三家面粉厂，平均每年增加近十四家，其中民族资本经营的有一百零五家，占了85.4%。从进出口情况来看，1915年以前都是进口大于出口，从1915年开始，出口大于进口，1920年出口多于进口三百万担。涌现了以荣宗敬、荣德生为代表的面粉业巨子。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诞生于江苏无锡县，是中国着名民族资本家，茂新、福新、申新企业集团创办人。荣氏兄弟最早于1901年3月与人合办保兴面粉公司，后改为茂新公司。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奖励实业的政策，时值全国农业丰收，工商业由复苏趋向繁荣。1912年成为荣氏兄弟经营工业的转折点，茂新经营良好，又在上海创办福新粉厂。
1915年，荣氏兄弟又在上海创办申新纱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充分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面粉和纺纱两个行业空前兴旺的大好时机，极力扩充企业，使茂新、福新、申新的发展突飞猛进，到20-30年代在同行业中首屈一指。茂新发展到三个厂，福新扩展到八个厂，到1932年申新纺织系统扩展到九个厂。面粉生产能力1921年占全国粉厂的23%。占全国民族资本粉厂的31%，人称荣氏兄弟为“面粉大王”。
火柴业，1911年全国有三十家左右，1914-1919年增加到四十三家，1920年增加二十三家，成为民族火柴业发展最快的一年，1920年1月1日，买办商人刘鸿生在苏州与人合办了鸿生火柴厂，这是他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的开始。同时他也投资水泥、保险、搪瓷、煤矿等。面对外国火柴，尤其是瑞典火柴的倾轧，经刘鸿生倡仪，鸿生、荧昌和中华三家火柴公司于1930年7月1日在上海正式合并，改名为“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一家火柴公司，刘鸿生本人也称为“火柴大王”。
烟草业则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创办为标志。1905年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在香港集资创办了广东南洋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南洋烟草公司。但受英商排挤，于1908年5月宣告停业。1909年2月第二次正式营业，改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11年开始获利。辛亥革命给予中国民族工业生长的机会，同时华侨对祖国的热爱也使民族工业的产品获得广大的市场。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便紧紧抓住这个国货畅销的大好时机，开展营业。在南洋的业务蒸蒸日上，发展迅速。由于国内市场扩大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暂时放弃我国市场等原因，1915年简氏兄弟在上海设厂，接着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大城市，营业昌盛，盈利丰厚。1918年把企业改组为有限公司，并向北洋政府注册，把企业中心由香港转移到上海，并与国际烟草业的垄断组织——英美烟草公司在原料、销售市场、商标广告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击碎了对手一次又一次的阴谋，站稳了脚跟。其振兴民族工业，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机器造纸始于1884年华商曹善谦开办的上海机器造纸局。在此之前一直是手工作坊式造纸。此后有广东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在甲午战前这一行业里，就只有这两个厂，年生产能力一千四百零四吨。从甲午战争到“一战”前，近代机器造纸有了初步发展，宏远堂变为官办的增源造纸厂，上海机器造纸局由伦章造纸局接办，后经营失败而停办。又出现了六个新厂，分布于山东、上海、四川、吉林、湖北，年生产能力五千八百十七吨。1896年外商在浦东创办了华章造纸厂，1901年正式建成投产。在1914-1919年这段时间里，由于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侵略和人民爱国运动的高涨，形势较好，造纸业进一步有所成长。新创办四家造纸厂，分别位于东江门，吉林东三省造纸厂，贵阳的永丰造纸厂和政府办的汉口财政部造纸厂。此时共有八家造纸厂，以民营资本为主。1920年-1930年间机器造纸工业进一步发展，主要是由于此时文化事业发展，国内工商业用纸，和人民反帝爱国运动影响。总计在抗战前夕全国除东北外共有机器造纸厂三十二个，年生产能力六万五千四百多吨，虽有曲折困难之时，但与20年代相比，各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除以上所列举的一些轻工行业外，其他如罐头、面粉、皮革、玻璃、陶瓷、榨油、肥皂等轻工行业也有相当发展。重工业虽然在半殖民地中国难以得到发展，但这一时期也有所增长。
采煤业，全国华商机器采煤量，由1912年的80万吨，增加到1919年的三百三十万吨。1913年使用动力机械工厂只有五百个，到1921年达到二千个以上。由于1903年收回路权运动影响，各地兴起了民族资本兴办煤矿的热潮，在这期间有河南六合沟煤矿创办于1919年，中原公司为避免竞争销售而与英国福公司组成福中总公司，采取分产合销方式经营。
钢铁冶炼业，1914年开始兴建大冶铁厂等六个钢铁厂，1918年建立龙关(后改为龙烟)铁矿公司，1917年上海成立和兴钢铁公司，1918年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开始兴建。
电力和运输业也得到了发展。据统计1892-1918年全国电力工业八十七家，其中五十一家是在1914-1918年间注册建立的，占了62%，航运业吨位增长了一倍还多。可见此时我国各部门行业都紧紧抓住这一时机而有了一个快速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积累和集中也加快了。拥有巨额资本的大企业有所增多。1912年拥有百万元资产以上的大企业约二十五个，1919年增加到四十三个。拥有资本一千二百万元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以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除新设厂矿外，原有厂矿大部分积极扩充，不仅轻工业普遍增加投资，一批手工作坊也迅速向近代机器工业转变。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发展，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强。
1914年3月15日，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实力增长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矛盾加深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然而，中国民族工业虽有较大的发展，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仍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并未改变。而且，这种发展是暂时的，畸形的。工业品的增加，除满足国内市场外，还为帝国主义战争服务，反映了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大战期间发展迅速的面粉、纺织等工业，在战后又迅速萎缩和萧条。曾经的兴旺繁荣，如昙花一现。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总体上仍十分软弱，所办企业轻工业多，重工业少，小厂多，大厂少，更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即使在大战期间也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到1919年，帝国主义列强仍控制着中国机械采煤的75.6%，拥有46.7%的纱锭和近60%的布机。像日本帝国主义借对德宣战的机会，乘机大肆扩张在华势力，在对华贸易上大战期间已取代英国居第一位，美国则居第三位。民族工业发展的背景和道路，决定了民族工业的脆弱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外国在华投资的增加，中国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辛亥革命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不到六十万，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已达二百万人左右。他们虽成长较晚，人数较少，但非常集中，大多数在上海、武汉、广州、天津、青岛、济南、哈尔滨、无锡等工业城市及矿区，集中在铁路、矿山、航运、造船、纺织、面粉等企业中。帝国主义在华工厂，由于规模大、投资多，集中工人自然多，就是在本国开设的厂矿，也往往因技术水平低而采用的工人多，工业也很集中，这种集中性有利于工人阶级组织程度和斗争水平的提高。
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剥削压迫，包工制、监工制、把头制等封建勒索和压榨普遍存在，克扣工资、打骂工人更是常见，中国工人工资之低，工时之长是世界罕见的。1919年前后，一般产业工人，不过仅勉强维持个人温饱，更没有劳动保护和安全措施。如日本人经营的抚顺煤矿，1913年一年间就发生事故二千余起，死伤三千多人，1917年1月11日，一次爆炸事故，就死亡九百多人。在政治上也毫无权利可言，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通过制定各种反动法令来加强统治。因为中国工人阶级所受的剥削压迫是世界各国少有的，因此他们在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更坚决彻底。
“二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状况
1.近代中国工业自主发展时期
经历了“一战”期间和战后的短暂繁荣，脆弱的中国民族工业无力抵抗战后回潮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的排挤而纷纷倒闭破产，进入萧条时期。加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更使得中国工业发展举步维艰，难以为继。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内工业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像1929年基本实现了关税自主，这也是自清末以来在关税问题上的一个重大成果，1931年裁撤了自太平天国以来实施已久的厘金制度，统一了税收，1935年2月由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法定货币即法币，同时大力发展金融业，增修了铁路和公路，开辟航空线路，重视基础工业的建设，这些政策措施使中国工业缓解了1929-1931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冲击。在此期间还有一系列的事件促成中国民族工业的新发展，即“五卅”惨案，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中国大中学生举行反帝救亡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广泛激起了民族主义浪潮，抵制外货，提倡国货，也为民族工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又有关税自主这把保护伞，因此，1927-1937年中国民族工业进入自主发展时期。
当然，这一时期的中国工业也并非全面增长，而是时起时落，此兴彼衰，一些工业部门像缫丝行业已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其他行业如面粉、棉纺织则有不同程度地增长。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开始出现，如酸碱业、橡胶、机器、织绸、针织、搪瓷、日用化工等等。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显得十分落后。而且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开始形成，并逐步吞并民族工业，形成垄断之势。
2.民族工业大迁徙
